[六根首發] 徐泓 | 燕南園57號，安放了馮友蘭的后半生

文 | 徐泓

馮友蘭先生一家是1952年秋天從清華園搬入北大燕南園的。先是住在54號，1957年搬至57號。

57號院里有三棵松樹。“三棵樹中的兩棵高大穩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過房頂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別致，都似很有魄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條平伸做傘狀，使人感到親切。”馮友蘭想起陶淵明的“撫孤松而盤桓”，說自家松樹“較淵明猶多其二焉”，遂將小院命名為“三松堂”。

馮友蘭先生的一生都與哲學有關。從《年譜》提供的材料看，他的哲學思想形成大約分四個階段：1895年出生到1920年赴美留學前為第一階段；1920年至1949年為第二階段；1950年至1980年為第三階段；由1980年至1990年去世為第四階段。顯而易見，他的第三、第四階段基本是在燕南園57號“三松堂”度過的。

一

在燕南園的日子從開始就不順心。早在1930年代，馮友蘭已經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以及《貞元六書》，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那是他“半部黑須、一襲長衫、飄然而行”的年代。1948年，他拒絕亡命臺灣，也不愿留在美國，毅然回國，并于當年12月在梅貽琦校長離開清華后，出任校務委員會臨時主席，維持清華日常工作，直至把這所中國最高學府完好地交給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

但從1950年8月，哲學界開始批判馮友蘭的唯心論思想，他也開始自我批判。馮友蘭關于哲學的定義與流行的說法不同：他認為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因此起初他并不忌憚這種批評。不承想這次事態完全不同，他迎頭碰上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再加上有一個所謂“歷史問題包袱”（兩次參加過國民黨），他多次檢查未能過關。院系調整后，清華文科被取消，哲學系合并于北大，馮友蘭盡管在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這次評級僅評為四級教授。他就是在這種狀況下住進燕南園的。

這是一張珍貴的具有史料意義的照片。1954年攝于燕南園54號樓前。站在中間一排的五位女士，左1：圍著長圍巾、側身向第一排那個男孩子的是孫維世，左2馮鐘璞（馮友蘭的女兒），左3石琦（孫泱的夫人），左4任載坤（馮友蘭的夫人）、左5任均（任載坤的六妹）。后排三位男士，左1身材高大、英眉劍目的是孫泱（孫維世的哥哥）、左2金山（孫維世的丈夫）、左3馮友蘭。

對這張照片的第一個解讀：馮友蘭家搬進燕南園時的第一個住所是在54號。眾人合照身后的背景正是那棟西式小樓的樓前，拱形門的門柱上掛著醒目的黑底白字的樓牌號：54。

第二個解讀是揭秘了馮友蘭夫人任載坤的家族背景。照片中八位成年人中五位都是任載坤娘家的親屬。任載坤的父親是辛亥革命老前輩任芝銘，他生了六個女兒，其中三女兒任載坤嫁給了馮友蘭，二女兒任緯坤（任銳）嫁給了革命家孫炳文，孫維世與孫泱兄妹是他倆的子女。孫炳文1922年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4月在蔣介石清黨時遇難。任銳帶著他們的子女投奔延安。孫維世被周恩來鄧穎超收為養女，孫泱也得到朱德的特別關照。據此梳理，孫維世、孫泱應稱呼任載坤為三姨、馮友蘭為三姨夫。而照片中的任均，原名任平坤，是任芝銘老先生第六個女兒，她喚任載坤為三姐、馮友蘭為三姐夫。

穿著厚厚的冬裝、戴著皮帽圍著圍巾，院子地上有雪。三代同堂的和諧親熱，眾人臉上溫煦的笑容，永遠定格在這個冬季的瞬間。誰也不會想到，12年之后，在那場疾風驟雨的運動中，馮友蘭任載坤夫婦的外甥女孫維世（中央戲劇學院著名導演）、外甥孫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先后被迫害致死。

1956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后，江隆基副校長來到54號甲（當時分甲、乙兩個號，由兩家居住）門前，他見到走廊兩側堆滿了書，只可供一人通行。進門見到馮友蘭，正坐在一把老式木圈椅里喝茶。書房四面全是書，線裝的、平裝的、發黃的、發黑的，從墻根堆到屋頂，滿屋飄著書墨味。夫婦倆陪著江隆基看了房子，確實很擠，且年久失修，又暗又潮。江隆基說：“這怎么行？做學問的人連書都擺不開，得想辦法解決!”一句知冷知熱的話，說得年近花甲的馮友蘭幾近涕零。此時他的待遇問題已經解決，1955年評為一級教授，并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他向江隆基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很想用馬列主義觀點重寫一遍《中國哲學史》，大約得七八卷，一百五十多萬字。可我家有萬貫，膝下無子啊！”

江隆基理解了馮友蘭需要學術助手的請求。他說：這個問題我記下了，應該解決，也好解決。至于房子再難也要給你解決。

果然，不久北大就為馮友蘭、湯用彤、翦伯贊等老先生配備了學術助手。而江隆基通過一番“三角換房”的操作，把自己住的57號換給馮友蘭住，江家搬至燕南園50號。

二

盡管如此，從1950年至1980年，仍然是馮友蘭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這期間他的主要工作是接受各種批判，否定自我，同時也艱難地維護自己的學術信仰。他的女兒、作家宗璞說：“二十世紀的學者中，受到見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馮友蘭。”

我翻看了眾多回憶與紀念馮友蘭先生的文章，確實如此。比如據1951年秋入學清華大學哲學系的某某，回憶第一次參加全系大會，就見到馮先生站在中間向大家做檢討，師生給他提意見，紛紛揭發批判他解放前的錯誤言行。1959年馮友蘭給哲學系56、57級學生講《中國哲學史》，從緒論開始，課堂討論就變成了對馮友蘭思想的批判。更荒唐的是，教師民盟小組的學習會在燕南園57號開，每次馮友蘭都備上清茶一杯，還端出水果點心。據翻譯家馮亦代回憶，那時的學習，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馮先生經常被當做活靶子。我們是吃茶點，馮先生是挨批。下次開會又是舊戲重演。1960年高校恢復選修課，馮友蘭振作精神，用馬列主義方法論（他后來稱為“蘇聯式馬克思主義”）重寫中國哲學史，1962年、1964年先后寫出第一部和第二部，但剛一問世，就遭到批判和打壓。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蘭的命運可想而知。58號湯用彤先生的長孫湯雙，那時只有9歲，他說：“我們的鄰居，馮友蘭先生家也給抄了個底朝天。”“馮先生差不多天天挨斗。漂亮的大胡子也被紅衛兵剪得七零八落，經常看見他拿著小馬扎去參加批判會，走個十幾二十步就得坐下來歇歇，當時看起來似乎都快撐不住了。文革后有一次爸爸（湯一介）去看馮先生，問起他挨批挨斗那會兒是如何對待的，馮先生說在批斗會上他就在心里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196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馮友蘭才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馮友蘭與毛澤東早有交往和書信往來。1949年10月5日，開國大典后的第五天，馮友蘭曾致函毛澤東，表示他要在五年之內用馬列主義寫出一本《中國哲學史》。八天之后收到毛澤東親筆回信：

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敬頌教祺！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1973年10月成立了“梁效”寫作組。毛澤東在“梁效”文件上所列孔子言論和注解作了批示，大意是將馮友蘭和魏建功吸收到兩校大批判組當顧問，史料和文字可以請教他們。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后，“梁效”寫作組被定性為“反革命輿論工具”，馮友蘭也因此被隔離審查、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組織調查，直至1979年才逐步恢復學術活動，真正的解放一直到1980年北大通過恢復馮家的電話才被認定。

馮友蘭在“梁效”寫作組里究竟做了什么？據后來調查報告披露：

“梁效”分為寫作組、材料組，后從材料組再分出一個注釋組，組員有馮友蘭、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學界名人，主要任務是為毛主席注釋詩詞，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梁效”寫作組骨干成員范某某日后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馮友蘭是“梁效”顧問。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馮府請教，例如，《孔丘其人》寫成后，就曾派人登門征求馮老的意見。”言下之意，馮友蘭是“有問才能顧，不問不能顧”。1978年甚至有人認為馮友蘭不應算是“梁效”成員。但這段經歷，還有他在1973年批孔運動中發在《光明日報》上的兩篇文章，以及他所寫的“圣頌”詩，被知識界長期詬病，并稱為“馮友蘭現象”。

馮友蘭后來從未回避這種指責，他為不能做到“修辭立其誠”而自責，并在《三松堂自序》中檢討：“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三

1980年至1990年，馮友蘭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全身心投入重新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已經是他此生第三次寫中國哲學通史。

走進三松堂，但見庭院深深，濃蔭匝地，肅穆寧靜。事實上，書房是不聞金鼓聲的戰場。任繼愈先生說：馮先生正像沙場老將，為搶救祖國文化而戰斗，全力以赴，義無反顧。

此時的馮友蘭已經85歲高齡，盡管腦力尚好，但視力越來越差。按他自己的話說“耳不聰，眼不明”。寫《三松堂自序》，不用看書，8個月就完成了。寫《新編》則不同，它要“無一字無來歷”，這部154萬字的中國哲學通史，是老人聽助手念資料，自己重新獨立研究，口授而成的。

《三松堂自序》

他的學生涂又光記述老師每天的生活：他只在上午著作。下午閉目靜坐，時而嘴唇微動，是無聲的說話，也就是構思。次日上午，仍能滔滔不絕地口授。早晨收聽廣播，下午聽人讀報，視為“功課”，加以思索，仍能通曉時務。

他生活制度嚴格。按時作息，從不開夜車。吃飯細嚼慢咽，一頓飯要個把小時。不吸煙，不嗜酒。并有從師習武的童子功，每天堅持鍛煉身體。

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的最后一章《明志》，表明自己的愿望：“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團真火。這團真火要靠無窮無盡的燃料續添上去，才能繼續傳下來。我感覺到，歷代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作為燃料以傳這團真火 ……歷來的著作家，凡是有傳世著作的，都是嘔出心肝，用他們的生命來寫作的。”

張岱年先生說：“這些話正是馮先生平生治學、運思、備歷甘苦的懇切自述。他的平生著作都是用生命來寫作的。”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的自序中表示：“經過兩次折騰，我得到了一些教訓……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上的結論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來的……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我決定在繼續寫《新編》的時候，只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1980年代初，他進一步表示：“現在我贊成《莊子·逍遙游》所說的宋榮子的態度：“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我認為是真理的，就要堅持了。”

在馮友蘭寫作過程中，他的學生羊滌生多次登門拜訪請教。他發現老師的思想越來越活躍，每次都有許多新的想法，使他深受啟發。有一次他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下限準備寫到什么時候？馮回答“一直寫到現在，包括毛澤東和我自己。”羊滌生感到這是一個極為大膽的想法，因為這將碰到不少敏感的問題。后來他理解了：“這正是馮先生治學的最終關懷。馮先生從不回避現實問題，甚至可以說從來就是積極干預現實的”。他記得1949年以后，在清華大學聽馮先生的第一門課，就是“毛澤東思想研究”。這也正是馮友蘭自勉的“闡舊邦輔新命”一貫宗旨所在。

羊滌生記錄下老師的一段話：“我現在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寫。不再依靠旁人，不再計較榮辱。”“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文章能出或不能出，都無所謂，且留于后人評說。”（大意）

在這次寫作中，經人指點我閱讀了此書的最后，也就是馮友蘭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和中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相比較，得出的結論：

“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必須先是一個統一體，然后才成為兩個對立面。這個‘先’是邏輯上的先，不是時間上的先。用邏輯的話說，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含蘊它們的統一性，而不含蘊它們的斗爭性。”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中矛盾斗爭是絕對的，統一相對；而中國古典哲學把統一放在首位。理論上這點差別在實踐中有重大意義。

馮友蘭認為“斗爭絕對，統一相對，必會“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而在中國古典哲學中，講究‘仇必和而解’，社會、宇宙正常狀態是“和”， “和”與“同”不同，“同”不容“異”，“和”不僅容“異”，且必須有“異”才稱“和”。只要求“同”，不容“異”，會重返“仇必仇到底”道路。

馮友蘭放眼人類說：“‘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讀畢，我心有頓悟：人類實現和解，是馮友蘭這位哲學老人最后的心愿。

《中國哲學史新編》前六冊出版于1982年-1989年。1990年7月16日，57號院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宗璞把第七冊稿交到人民出版社：“走上樓梯時，覺得很輕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務。父親更是高興，他終于寫完了，直到最后一個字，都是他自己的，無需他人續補。”

這位老人的力氣已經用盡了，兩個月后就因肺炎住進醫院。在這一年年初他住院時，就叮囑過：“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1月26日夜晚，馮友蘭那不停止思索的大腦進入了永恒的休息。最后幾天，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后的關于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馮友蘭是最富有爭議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經過時代與歷史的大浪淘沙，蓋棺定論之際，對他的思想旅程，有了一個新三階段論的概括：從實現自我到失落自我，最終回歸自我本真。學界也逐漸認同季羨林先生對他的評價：晚節善終、大節不虧。

四

馮友蘭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得益于三位重要的女性。他曾作詩云：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云天萬里飛。

馮友蘭出生于河南省唐河縣一個書香世家。父親馮玉文是光緒戊戌科進士，在湖北武昌為官。母親吳清芝知書達理，曾擔任過當地女子學堂的學監。他們育有5個子女，長子、長女早夭，余下二子馮友蘭、馮景蘭、一女馮沅君。馮家很重視教育，吳清芝親自上手教他們。盡管吳清芝曾自評：“吾教書無他長，但耐煩有恒耳”。馮友蘭在《先妣吳太夫人行狀》寫道“平生喜人讀書，尤喜子女讀書……先妣治家之余，親自教子女讀……一二年間，友蘭讀畢周易左傳禮記，景蘭讀畢詩經書經，妹淑蘭讀畢四書。”

馮友蘭畢生敬愛母親，他的字“芝生”，即取意于“吳清芝所生”。他說：“惟吾之懿質，集諸德之大成”。馮友蘭的性格也大多隨了母親。

1907年父親馮玉文病逝，吳清芝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把他們統統送進了大學堂。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1916年馮景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馮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國文專修科。1920年、1921年馮友蘭、馮景蘭又都考取公費赴美留學，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一個攻讀哲學，一個攻讀礦床學、巖石學、地文學。1923年兄弟倆學成歸國。1932年，馮沅君考取巴黎大學文學博士班，專事古典詞曲研究，并獲得博士學位。

兄妹三人后來都事業有成，人稱“唐河三馮”。

馮友蘭是學貫中西的哲學大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馮景蘭是中國近代礦床學奠基人，“丹霞地貌”的命名者，中國科學院院士；馮沅君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家，古典詩詞專家。還有一個共同點，兄妹三人終身在高等院校任教，都被評為一級教授，馮沅君還是1955年職稱評定中第一位女性一級教授。

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湯用彤先生有一次談到我國南北人才的差異，他說，南方人聰慧，北方人樸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人才，北方人才不出則已，出一個就不平常，像馮芝生，南方少見。

他可能沒有想到，河南唐河馮氏家族不僅“一門三杰”，族人聯姻還有佳話：馮友蘭的堂妹馮讓蘭嫁給了著名哲學家張岱年，馮友蘭的侄女馮鐘蕓（弟弟馮景蘭之女）嫁給了著名哲學家任繼愈，這兩位也是北方人，一個河北，一個山東。

馮友蘭說：家也是小社會，一家有一家的風尚，即所謂的家風是也。一個人可謂家風所化。

任載坤是馮友蘭的第二任妻子。1911年馮友蘭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表妹吳淑貞。但結婚不到兩年，吳淑貞因病去世。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的時候，經同學介紹他與同鄉河南新蔡人任載坤相識，并于1915年訂婚。前文已述，任載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先后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教育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載坤訂婚時，任載坤正在女子師范讀書，于是兩家相約：在任載坤畢業后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任載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一同回開封完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載坤24歲。婚后，馮友蘭一心治學，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載坤身上。她心甘其愿地退守家庭，相夫教子，使馮友蘭一輩子得以“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

宗璞說：“在我們家里，母親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日常生活全是母親料理——三餐茶飯，四季衣裳，孩子的教育，親友的聯系，需要多少精神！”宗璞上小學的時候，在以“我的家庭”為題寫作文，竟寫出這樣的警句：“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于有沒有父親，不很重要。”

宗璞回憶：母親對父親的關心無微不至，父親對母親的依賴也到了極點。在昆明西南聯大時，環境艱苦，缺醫少藥。有一次父親患斑疹傷寒，一位醫生的治法是不吃飯，只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后改食半流質。母親用里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搟面條、搟薄切細，下在湯里，有人見了說，就是只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

1966年夏季，這個家庭遭到滅頂之災。57號被抄家、物品被封，全家人只能擠在一間房里生活。無論春夏秋冬，任載坤都只能在院子里做飯。后來，馮友蘭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這時任載坤也遭到批斗，她從1950年代初至1966年，一直擔任北大燕南、燕東等八大園居委會主任，也算走資派，被罰去打掃衛生。任載坤既擔心丈夫的身體，又擔心他的安全，為了能見到他，便每天午飯前到牛棚附近張望，看到馮友蘭排在牛鬼蛇神隊伍里出來吃飯，知道他又活過了一天，這才把懸著的心放下。她常去的地方、常站在上面探頭張望的那幾塊石頭，馮友蘭稱其為望夫石。

任載坤身體并不好，自62歲以后動過兩次手術。馮友蘭曾在日記里記載道：“近幾個月來，我的愛人為了幫助我思想改造，為了照顧我的生活，費盡心力，歷盡辛苦。她本來又有心臟病，還是帶病支持。這兩天就覺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頭暈，還勉強于五點鐘就起來，為我準備早點，舊病發了，這都是我帶累的。”

如此相濡以沫的陪伴，到1977年10月結束了。任載坤因患肺門靜脈瘤病逝，享年83歲。宗璞說：“當時大家都在‘四人幫’倒臺的歡樂中，而我母親因父親又被批判，醫療草率，心緒惡劣，是在萬般牽掛中去世的。”（《寸草心》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4月225至229頁）

還在審查中的馮友蘭親手為夫人作了挽聯：

憶昔相追隨，同榮辱，共安危，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君先去；

從今無牽掛，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作，海闊天空我自飛。

批判之苦，喪妻之痛，使馮友蘭猛醒：今后再也沒有牽掛了。他重新回到了起點，回歸真我，“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作，海闊天空我自飛。”

宗璞說過：“這么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情，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的事業。”

馮友蘭、任載坤夫婦育有二子二女，按長幼排序：馮鐘璉（女）、馮鐘遼（男）、馮鐘璞（女）、馮鐘越（男）。

馮鐘璉（1911—1975）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北京31中優秀語文教師，1975年因病去世。

馮鐘遼（1924年—）肄業于西南聯大機械系，抗戰期間投筆從戎，任中國遠征軍翻譯官，參加滇西反攻戰役全過程，獲美國"總統自由勛章"。后在美定居，成為工業鍋爐專家。

馮鐘璞（1928—）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筆名宗璞，著名作家，長篇小說《東藏記》曾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馮鐘越（1931——1982）畢業于清華大學航空系，先后就職于沈陽飛機制造廠、國防部第六研究院、成都殲擊機研究所，是中國飛機機結構強度專家。1982年病逝。

當任載坤1977年病逝以后，能夠陪伴馮友蘭的只有宗璞了。這位父親口中的“小女”從1970年就搬至57號了，那時母親身體也已經衰弱，便是宗璞在忙著一切事，不管是找醫院，還是找人治病，她都是一個人完成的。母親走了以后，她便成了馮友蘭身邊最近的人，她既是秘書，也是管家；既是醫生，也是護士。朝夕相處，她被父親“無所求于外界的內心的穩定和豐富”深深折服。

1990年11月14日，馮友蘭病情惡化，夜晚宗璞在病榻前伺候。父親還能繼續說幾個字：“是璞么？是璞么？”她答道：“我在這兒，是璞兒在這兒。”從25日上午起，除了繼續呻吟，父親沒有再說話。26日20時45分，他的靈魂已去。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伴隨著告別人群回繞在他的遺體邊。

57號院里青石一徑，蒼松三株，幾叢翠竹婆娑多姿。馮友蘭去世后，宗璞在三松堂繼續住到2016年。正如父親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用十年時間靠口述完成了154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女兒宗璞從1985年到2018年用33年時間完成了四卷本小說《野葫蘆引》：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其中有三卷也是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基本依靠口述完成的。

宗璞對燕南園很有感情。她為這里寫過不少散文，如1986年5月的《霞落燕園》，1996年11月的《人老燕園》。她用筆留住了那群可敬的學者最后的背影：“十六棟房屋已有十二戶主人離開了。這條路上的行人是不會斷的。他們都是一縷光輝的霞彩，又組成了絢爛的大片云錦，照耀過又消失，像萬物消長一樣。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還會生出。在東方，也在西方，還在青年學子的雙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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