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近史的史料邊際與史學的整體性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晚近史料的種類與數量大幅度擴張, 規模遠超歷代文獻總和。而搜集閱讀之難, 逾于古史；史料保存狀況之劣, 也較古籍更甚。在史料不可能竭澤而漁, 甚至難以把握邊際的情況下, 學人或分門別類, 縮短戰線; 或隨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囿, 后者隔義附會, 使得晚近歷史研究的整體性逐漸流失,盲目性不斷增大。要改變晚近史料收藏與利用的兩難, 恢復史學應有的整體性,當務之急在解開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約的連環套, 大規模出版各類文獻資料, 使學人處于大體平等的資料條件基礎之上, 促使其將重心由看得到轉向讀得懂, 由借助外力條理史料轉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內在聯系, 探究進一步處理史料與史學復雜關系的良法, 從而化弊為利, 改善提升研究的格局與水準, 以求在深度與廣度上超越古史。

今人研治晚近歷史, 常常遭遇資料易得而難求其全的尷尬, 由此引發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難題, 并直接關系到研究的高下優劣與得失成敗。其中至少有三點牽涉全局。其一, 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縮小范圍, 分段分類的專門之學日趨精細。可是隨著專題研究的細分化, 歷史相互聯系的整體性逐漸喪失, 不知具體在整體中的恰當位置與意義, 反過來具體研究的準確度也會大打折扣。分科治學起于晚清, 而史料并不按此設列, 用分科眼光看史料, 即用后來觀念解讀前事, 難免以偏概全。專門化逐漸形成小圈子的學問, 參與者的能力決定其整體的水準。若無高明者領軍, 難免等而下之。其二, 細分化并不能解決史料邊際無從把握的困惑, 再小的題目,要想窮盡史料也幾乎不可能。依索引找資料, 則會遺漏大量從題目、關鍵詞無法反映出的重要史料, 并且因為不知研究對象的關聯范圍, 也就難以把握主題的史料邊際究竟何在。由此出現找不到材料(其實往往是視而不見) 或材料太多不能駕馭的兩種情形。于是研究一個題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種程度才可以出手, 變得難以拿捏捉摸。研究的情勢有如秉燭夜行, 燈下黑與不遠見均不可免。其三, 由于資料收藏和學人境遇的限制, 資料接觸本處于不對等狀態, 再加之片面強調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 結果人所周知的書被束之高閣, 一心搜尋前人未見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態度讀書, 以看得到掩飾讀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壟斷材料為研究基礎, 結果過度依賴對于部分材料的獨占, 導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為視野范圍, 不看其他相關材料, 最終勢必以其是非為是非; 或者以某一類資料為可靠, 以為材料即事實, 于是只看這一類材料, 甚至排斥其他資料, 不能相互參證, 非但事倍功半, 也容易誤判錯解。

以上三點相互作用, 治史如同摸黑盲行, 導致本系綜合性的歷史研究日益支離破碎。而這一切, 均與晚近史料邊際的模糊緊密關聯。近年來苦思冥想破解之方, 以為唯有打破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約的連環套, 多快好省地大規模出版各類文獻資料(包括電子化) , 使得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處于大體平等的資料條件基礎之上, 改變那種以為歷史的大體和真相還基本塵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誤解, 這樣不僅有助于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文獻收藏機構乃至藏書私家擺脫資料保存與公眾利用的兩難, 而且促使學人將研究重心由看得到轉向讀得懂, 由借助外力條理材料轉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內在聯系, 改變以外國義理為準則的趨向, 以免進一步誤讀錯解前人的文本及其思維行為, 從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與水準, 甚或因緣史料的繁復, 借鑒古史的經驗, 進一步探究處理史料與史學復雜關系的良法, 化弊為利, 使得晚近史的研究得以有較大進展。

一、晚近史料的規模與類型

歷史研究的史料邊際, 首先是整體的規模、范圍與系統。史學為綜合的學問, 須先廣博而后專精, 由博返約(專、精、博、通的關系, 牽扯繁多, 另文詳論) , 讀完書再做研究, 所謂“通學在前, 專精在后, 先其大體, 緩其小節, 任何一門學問, 莫不皆然, 此乃學問之常軌正道”。可是, 這樣的常軌正道在晚近史的領域, 卻顯得懸鵠過高, 相當奢侈, 甚至有些強人所難了。中國文化發達甚早, 為了維系千差萬別的廣大地域的統一, 巧妙運用文言分離的功能,極其重視文字的功效, 與之相關的發明多而且重要。中國古代典籍號稱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從世界范圍看, 此言不虛。法國漢學家葛蘭言當年即因為治上古社會史缺少材料而轉向中國。可是與晚近比較, 古代史的資料顯得相當有限。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 余種, 存目6800 余種, 禁毀書約3100 余種, 合計也不過13000 余種。其中相當一部分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僅存目書即十居四五) 。至于清代的著述, 《清史稿·藝文志》和武作成編述《清史稿·藝文志補編》, 共收錄清人著述20000 余種, 王紹曾主持編纂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 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之外, 著錄清代著述54000 余種。而據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和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 僅詩文集一項, 即達40000 余種。除去乾隆以前重合部分, 也已經超出修四庫之前中國書籍的一倍。考慮到著錄遺漏等因素, 清代典籍總數當在8 萬—10 萬種。

令人驚異的是, 這些數量龐大的典籍, 只占整個清代文獻的一部分, 而且還是小部分。中國大陸檔案館系統收藏的清代檔案共2000 余萬件(冊) , 其中50 %存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__ 其余散置于各地方檔案館。這還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檔案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系統所藏的檔案(其實檔案只是存放資料方式的類型, 而不是資料的類型。檔案中的函電、官文書等, 很難與其他機構或私人的收藏區分。如清季諮議局文件, 在各地即分別入藏檔案館或圖書館) 。臺灣地區和歐美、日本也分別收藏了數量不等的清朝檔案, 總數至少有數十萬件。

報刊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類, 而且數量更加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勉強可以算是報刊的文獻, 不僅數量少, 價值也相對較低, 即所謂斷爛朝報。清季以來則大不同, 報刊數量大幅擴增,內容極為豐富, 反映社會各個層面。據統計, 自1815 年中國的近代報刊創刊以來, 至1911 年,在中國和海外共出版中文報刊1753 種, 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刊136 種。就種類而言, 清季報刊的數目似不算大, 多數報刊的壽命較短, 可是也有一些持續的時間相當長, 發行卷數多, 尤其是日報, 日積月累, 且越往后版面越多, 篇幅越大。清季報刊受體制和立場的局限, 道聽途說與一面之詞不在少數, 但若將不同背景的報刊相互比勘, 并與其他類型的資料彼此參證, 則可以補充連續性活動和細節記述的不足, 并且測量社會的反應。更為重要的是, 通過閱報, 能夠逐漸回到歷史現場, 與近人感同身受, 從而對當時的人與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種形式的民間文書, 數量同樣龐大, 僅各大圖書館藏家譜就有20000 余種, 以清代居多。這類材料, 以前一般不為學人所注意,“五四”以后才開始收集。1920 年代北京大學國學門收集并展出風俗物品, 還遭到非議。除個別類型之外, 各公私圖書館一般少有收藏。近年來, 隨著研究層面的下移, 這類資料越來越為學界所重視, 但與資料存留的數量相比, 收集工作的規模進度仍然相當滯后。

以上所述, 還有不少遺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記、函札乃至詩文集, 未刊者甚多, 僅已經掌握信息的日記據說就有千余種。近來編輯出版的《清代稿鈔本》第一輯(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共收錄日記22 種、詩文集140 余種以及清季廣東諮議局相關文件20 余種, 其中相當部分為各種目錄書未曾著錄, 而史料價值極高。有的已為海內外學人所關注, 如杜鳳治的《望鳧行館日記》。杜氏由幕而官, 同光年間在廣東為縣官, 每日記事頗詳, 可供各種專題研究解讀利用。一些尚未刊行的稿鈔本也極有價值。如晚清廣東大儒陳澧, 一生著述極多, 隨著隨刻, 又不斷修改, 留下大量手稿, 內容與坊間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種種原因, 原稿本僅存其半,利用極難, 另一半或已散入境外圖書機構, 而據原稿鈔錄的鈔本則大體完整。翻譯書和教科書,為晚近新有, 前者關系中外, 后者乃社會化憑借, 均為主要知識載體, 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般目錄卻較少著錄, 迄今為止, 連確切數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內外學人關注者甚多, 已漸成所謂研究熱點。

此外, 晚清以來, 中外交通頻繁, 各國公私檔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軍事、商務部門, 教會、公司、傳媒、團體組織等機構, 以及相關個人的文書) , 大量涉及與中國的關系。陳寅恪早年批評民初撰修清史過于草率, 特別指出: “自海通以還, 一切檔案, 牽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國外交當局調閱不可, 此豈私人所能為者也? 邊疆史料, 不詳于中國載籍, 而外人著述卻多精到之記載, 非征譯海外著述不可。”如將海外各類檔案著述收羅完整, 史料的數量還將大幅度擴增。

文獻的幾何級遞增, 與印刷技術的改進、出版機構的普及密切相關。尤其近代以來, 發展迅速。晚清70 年, 時間約占清代的1/ 4 , 文獻數量的比例卻遠不止此數。民國以后, 出版擴張的速度更快, 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根據北京、上海、重慶三家圖書館的藏書編輯的《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6 —1995 年) , 共收錄37 年間出版的各類中文平裝圖書1214 萬余種, 超過整個清代文獻的總和。檔案方面, 據《全國民國檔案通覽》(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5 年) 編委會的不完全統計, 全國1000 多家各級檔案館共收藏民國檔案1400 萬卷, 即使平均每卷只有10 件, 也是明清檔案的7 倍。報刊更加驚人, 截至1949 年, 中文報刊的總數至少達到40000 種以上(其中報4000 余種, 刊36000 余種) 。照此估算, 則清季報刊僅占1/ 30 。

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經不勝其繁, 而擴張的速度幅度又極快極大。《清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書54880 種, 編撰者仍然坦承“未見書目尚多”。況且, 各書目大都依據前人所編目錄, 并未核對各館庫藏原書, 各圖書館有書無目或有目無書的現象不在少數。非公共性的專業圖書館, 既不對外開放, 管理人員又缺乏專業訓練, 編目更難完善。而博物館系統, 限于體制,所藏文獻均作為文物, 內部人員也難得一見廬山真面。至于私家收藏, 更是秘不示人。可以說近人的函札、日記、著述等未刊稿本, 藏在深閨人未識的為數不少。《民國時期總書目》的編輯原則是必須見書, 因而有目無書的就只能闕如。線裝書、少數民族文字和外文圖書暫未收錄。中小學教材僅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和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的部分藏書, 未及上海辭書出版社及全國其他重要圖書館的相關藏書。少年兒童讀物, 則三家圖書館漏藏或不入藏者較多。臺灣、香港地區及邊遠省份出版的圖書收藏也不全。此外, 民國時期還有不少書籍因為政治、道德教化等原因遭到禁毀, 其中既有政府行為, 也有行業(如書業公會) 自律, 尤其是后一種情況, 銷毀相當徹底, 海內外公私收藏甚少。這些都影響了收錄的完整性。加之書目的編輯未兼收全國其他重要圖書館的藏書, 雖然后來調查認為遺漏不多,只有10 %左右。可是因為基數太大, 10 %就是12000 種, 幾乎相當于清以前歷代圖書總和的50 % !

報刊方面, 據中國50 個省市級以上圖書館所藏, 僅1833 年至1949 年9 月的中文期刊, 三次編目, 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 年首版未收錄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黨刊、抗日民主根據地和1949 年前解放區出版的期刊, 以及國統區出版的部分進步刊物。1981 年增訂本加入上述部分, 共收中文期刊近20000 種。據“編例”, “僅收錄比較有參考價值的品種。縣級以下的期刊和有關中小學與兒童教育的期刊, 酌量選收。至于純屬反動宣傳、誨淫誨盜以及反動宗教會道門等毫無學術史料參考價值的期刊, 不予收錄。偽滿、偽華北、汪偽等漢奸軍政機關出版的期刊, 除自然科學方面的期刊酌收外, 其他的不予收錄”。以今日的眼光看, 這些刊物的學術參考價值當然不言而喻。所以, 從1985 年底起, 由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共同主持, 全國56 個省、市、大專院校圖書館參加, 編輯了一本補充目錄, 共補收期刊16400 余種, 其“編輯說明”特意強調: “其中包括: 珍貴革命刊物, 國民黨黨、政、軍刊物, 抗日戰爭時期敵偽刊物, 中小學教育刊物, 兒童刊物, 文藝刊物等”。目前國家圖書館縮微中心以全國各圖書館藏為底本制作成縮微膠卷的報紙已達2900 種, 刊10000 余種。晚清民國號稱史料大發現的時代, 所重主要還在古史, 而各類新發現的古史資料相加, 與近代史料的擴張速度幅度相比, 真可謂九牛一毛。

二、胸有成竹與盲人摸象

如此大量的資料, 任何一類, 都已經超過中國歷代各類資料的總和, 疊加在一起, 令人有不堪重負之感。再具體的題目, 要想窮盡材料, 也戛戛乎其難。一般學人能力或有不及, 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學二陳, 不免也會望洋興嘆。熟悉各國文字, 又勤于翻檢舊籍的陳寅恪, “淹博為近日學術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 少年即立志讀完中國書, 后來尤其講究史料與史學的關系,他比較上古、中古、近代的史料多寡與史學研究的差異, 認為: “上古去今太遠, 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 語焉不詳, 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 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 曰朱曰墨, 言人人殊, 證據不足, 孰能定之? 中古以降則反是, 文獻足征, 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見, 足資考訂, 易于著筆, 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于近現代史, 文獻檔冊,汗牛充棟, 雖皓首窮經, 迄無終了之一日, 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 日有新發現, 史料過于繁多, 幾無所措手足。” 1940 年陳寅恪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 就史料一點感嘆道: “寅恪頗喜讀內典, 又旅居滇地, 而于先生是書征引之資料, 所未見者, 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 聞見之博若是。”由此可見遍讀晚近書籍文獻之難。

主張治史要將史料竭澤而漁的陳垣, 同樣苦于近代史料的漫無邊際。他說: “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來一切檔案、碑傳、文集、筆記、報章、雜志, 皆為史料。如此搜集, 頗不容易。”于是主張: “宜分類研究, 收縮范圍, 按外交、政治、教育、學術、文學、美術、宗教思想、社會經濟、商工業等, 逐類研究, 較有把握。且既認定門類, 搜集材料亦較易。”會西學分支, 胡適、梁啟超等人的整理國故, 也著重提倡專史研究。影響之下, 專史或專題研究形成風氣, 對此后學人的學術取向制約深遠。

分門別類本來旨在縮小范圍, 窮盡材料, 以便研究。所以高明者治專題而并非專家, 目的仍在貫通。后來學人這與近代以來西學影響下分科治學的時尚相一致。清季學人如劉師培等即將中國既有學問附畛域自囿, 讀書亦畫地為牢, 流弊所及, 史學在失去整體性的同時, 并不能真正消除史料邊際模糊帶來的困惑。分科治學起于晚清, 而且是用外來的知識系統關照固有學問, 這樣的辦法, 民國時一度被認為是用西洋系統條理中國材料的進步, 并被奉為建立新的學術典范。可是, 用分科以后的觀念看待此前的史料史事, 難免強分疆界, 隔義附會。而縮短戰線, 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史料繁多、無法盡閱的難題, 但也帶來不少偏蔽。其最大問題, 當在割裂史學的整體性。由于書多讀不完, 不可能讀完書再做研究, 亦不探究執簡御繁之道, 學人所有知識也收縮分類, 等于將整體肢解為互不關聯的部分, 治史猶如盲人摸象, 坐井觀天, 不僅學問的格局不能大、無法通, 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扭曲變形。這種情況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

其一, 治學不識大體, 不讀書而一味找材料。“學問必先通曉前人之大體, 必當知前人所已知, 必先對此門類之知識有寬博成系統之認識。然后可以進而為窄而深之研討, 可以繼續發現前人所未知”。如今只在教科書層面接受一些常識甚至套話, 接著就進入細小的專題研究, 不知前人大體和已知, 守成尚且力有不逮, 又急于創新超越, 憑借翻譯介紹的域外義理或講座講壇等耳學零碎, 追逐新奇, 道聽途說, 橫逸斜出。因為不知前人已知, 所謂創新, 難免無知者無畏。

其二, 分科治學之下, 學人的眼界日趨狹隘, 沒有成竹在胸, 無法庖丁解牛。或以為橫切豎斬, 總能深入核心, 殊不知若無大局整體, 問題意識于見仁見智、見樹見林之外, 很容易將天邊的浮云誤認為樹林。而學人又不甘于局部邊緣, 貫通無能, 卻好以各種名義將局部放大為整體, 將落草為寇當成占山為王。一方面不斷細分化, 一方面則夸大其專門為引領時趨, 力圖放大所據之點, 以侏儒充巨人。不知具體研究在整體中所處的位置及其意義, 很難拿捏適當,得其所哉。史學主要在見異, 與社會科學的求同有別。而見異并非僅僅研究具體, 而是在整體之中研究具體的普遍聯系(如時空演化) 。治史不能分清整體與局部的關系, 表現有三: 1. 以局部為整體, 所謂盲人摸象; 2. 從局部看整體, 容易看朱成碧; 3. 由局部求通論, 難免強人就我。

其三, 因為不知大體, 無法了解前人著述的意思, 于是以為前人無意思, 將所有書籍當作材料, 只能借助外來后出的框架系統, 先入為主, 盡量使材料脫離原有的時空聯系, 隨心所欲,斷章取義。否則不僅不知材料有何意義, 甚至不知如何解讀其意思。

其四, 以分科觀念看待前人前事, 強史事材料以就我, 將歷史人事納入后來的框架, 曲解附會。實則試圖令古人按照今人的眼光軌則來思想行事, 所治歷史不過其本人的思想史。而美其名曰歷史均為人們心中的歷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

面對數量龐大, 各項編目工作嚴重滯后, 規模不斷擴張, 系統無法把握的史料狀態, 研究者的確很難做到胸有成竹。更為嚴重的是, 由于史料繁多, 目錄不全, 學人反而不注意由目錄入手, 把握整體, 探察系統。不要說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態度從目錄看學術的淵源流變,作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夠重視。近年來接觸兩岸三地各校研究生, 不少人博士畢業, 還不知道多種目錄書的存在, 更談不上利用。何況目錄不能僅僅作為查詢的索引。在這樣的情況下,史料掌握到何種程度方可出手, 而且能夠保證大體不錯, 將來材料進一步發掘披露, 可以補充,可以局部調整, 甚至可以個別細節正誤但基本判斷和方向正確, 后續研究只是加強, 而不至于顛覆原有成果, 其成果更不僅僅是發表見仁見智的議論, 便成為近代史研究的難題, 同時也是史學藝術一面的奧妙所在。

晚近歷史的研究相對后起, 整體水準以往不及古史, 此乃毋庸諱言的事實。但晚近史料繁多, 在給學人造成巨大壓力的同時, 也提供了超越古史研究的可能。近代史家一般認為, 晚近史資料搜集不難, 判斷也相對簡單, 因而容易立論。胡適就說: “秦、漢時代材料太少, 不是初學所能整理, 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 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 最精密的方法, 不能有功。晚代歷史, 材料較多, 初看去似甚難, 其實較易整理, 因為處處腳踏實地, 但肯勤勞, 自然有功。凡立一說, 進一解, 皆容易證實, 最可以訓練方法。”他勸羅爾綱治近代史, 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 也比較易于鑒別真偽”。甚至陳寅恪也一度認為: “研上古史, 證據少, 只要能猜出可能, 實甚容易。因正面證據少, 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難在搜輯材料, 事之確定者多, 但難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難, 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 但有時足以反證, 往往不能確斷。”揆諸事實, 不能不說前賢的這些意見多少低估了晚近史研究領域史料制約史學的復雜性, 也輕視了由此帶來的考驗和提升學人創造力的可能性。胡適晚年窮究《水經注》案, 陳寅恪則以盲目臏足之身費十年之功撰寫《柳如是別傳》, 他們各自以行動對此前的判斷有所調整, 只是效果大相徑庭。

由于晚近史資料邊際模糊, 引證、論述與評判, 往往主觀隨意, 見仁見智有時成為信口開河的托辭。與古代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 這樣的指責的確無可否認, 盡管宋以后已有類似問題, 而且訓練不夠的學人在新材料逐漸減少的情況下, 也出現一味用舊材料重新解釋的偏蔽。可是晚近史的研究問題無疑更為突出。治古史的學人好以自圓其說為立論的基本準則, 而在晚近史研究中, 由于材料繁多, 先入為主, 甚至捕風捉影也能看似自圓其說。本來立論必須貫穿解釋所有相關資料而無窒礙, 而晚近史料邊際不定, 難以窮盡, 看朱成碧, 亦可言之有據,無論正反, 均不易驗證是否能夠條貫所有的材料與史事。最為典型的事例, 當為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因不信官書, 而做關于錢謙益兩次被捕時間的長篇考證, 居然能夠成說。至于當今學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論證與條件判斷, 割裂材料與史事的時空內在聯系, 任意拼湊組裝, 穿鑿附會, 形成觀點, 雖然各有論據, 因為不能貫通所有材料與史事, 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 強解材料, 導致有爭議無意義。以此方式論證, 稍微涉獵文獻,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提出多種相異相反的觀點, 并且均能夠提出支持論據。如此, 則立說不難, 卻于解決問題毫無幫助, 疊床架屋, 重重復復, 無法實質性地推進研究, 反而淆亂視聽。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層面可以進一步深入擴展, 同時也加劇了掌控史料與研究關系的難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 晚近則首重人事。人為歷史主體, 最為復雜, 而材料難得其全, 導致在活躍的思維心理層面不易駕馭把握。處理史料與史學的關系, 需要更加精細而具可操作性的辦法。在古史領域, 所謂直接材料與間接材料, 或主料與輔料, 又或者一手材料與二手材料等等分別, 于史事真偽的判定關系極大。一般而言, 這樣的判斷固然不錯, 可是比照材料與事實之間的復雜性, 還嫌表面。近代學人強調有幾分材料出幾分貨, 可是材料不會直接說明事實。或者說, 材料只會展現記錄人所知和所以為的事實。當事人關于本事的記錄, 除了最簡單的真偽是否之外, 如何才是真的問題相當復雜。梁啟超即認為: “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 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 一是“真跡放大”, 二是記載錯誤。

所謂第一手資料的真與是, 其實也是相對而言。歷史關于本事的記錄, 由于當事人角度、關系、層面等客觀條件各異, 以及利害有別等主觀因素, 往往異同互見, 千差萬別。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原因, 在于立足點的遠近高低各不同, 羅生門的現象因而相當普遍。前賢所謂以漢還漢, 只能剔除后人的迭加, 不能區分當時的異見。就此而論, 所謂真至少有兩個層次, 即史事的真與記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種, 但人們必須根據各種相關記述來還原史事, 而即使親歷者關于史事的記述也各不相同, 甚至相互抵牾, 間接材料的差異往往由此敷衍而來。當事人的記述無論由于客觀條件還是主觀因素的作用所產生的差異, 間有放大或掩飾的故意, 卻不一定是有意作偽, 不僅所記大都是真(當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 , 更重要的是, 他們如此這般或那般記載這一史事, 同樣是真。前者是他們的眼見為實, 后者固然有部分隱晦, 但他們如此記述, 仍然是真實心境的寫照。研究歷史, 一方面通過比較不同的記述逐漸接近史實, 另一方面則要探究不同的當事人何以記述各異, 尤其是為何會這樣而不是那樣記述。史事的真與相關人心路歷程的真相輔相成, 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當事人記述的心路歷程, 才有可能更加貼切地接近所記事件的真實。

古史材料遺存有限, 僅憑斷簡殘編, 很難深入這一層面。陳寅恪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稱: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 其對于古人之學說, 應具了解之同情, 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 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 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 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 其時代之真相, 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 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殘余斷片, 以窺測其全部結構, 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 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 與立說之古人, 處于同一境界, 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 表一種之同情, 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 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 與今日之情勢迥殊, 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以往學界多注意上述文字, 而忽略緊接下來的這段話: “但此種同情之態度, 最易流于穿鑿附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僅存, 或晦澀而難解, 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 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 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 所居處之環境, 所薰染之學說, 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 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 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 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陳寅恪雖然表彰馮友蘭的著作“能矯附會之惡習, 而具了解之同情”, 利用材料別具特識,可是他批評民國學者“競言古史, 察其持論, 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學家之所為者”, 又聲明自己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有心與清儒立異外, 不愿圖畫鬼物, 當是重要原因。

晚近史料遺存的豐富詳盡, 使得學人不必依據殘編斷簡神游冥想, 但是因為數量過多, 邊際模糊, 形成霧里看花, 仍然難免穿鑿附會的流弊。有鑒于此, 處理史料與史學關系的辦法,也須較研治古史深入一層。具體而言, 既然當事人的記述各異, 不可能與事實完全重合, 但又并非偽, 而是部分真, 則所謂第一手資料的權威性其實難以斷定, 至少無法區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哪些方面較為可信。用第一手資料能夠直接證明的問題, 大體上只是時、地、人、大體過程等等比較簡單的部分, 至于更為復雜的思維盤算、人際關系以及相關作用的詳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難以哪一位當事人的記述為準。所以, 所有類型的資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實, 只有盡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關記述, 并且四面看山地比較不同的記述, 即如俱舍宗式地前后左右了__解語境, 理解文本, 把握錯綜復雜的相互聯系, 或許可以逐漸接近事實的真相。史實永遠不可能完全還原, 但是, 隨著對相關史料的掌握逐漸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記述差異的潛因逐漸深入,史實的真相可以多層面地逐漸呈現。

就此而論, 所謂重現史實, 迄今為止, 仍然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缺一不可。一再強調要將歷史學的研究自然科學化尤其是生物學地質學化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認: “凡事之不便直說, 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說者, 則用隱喻以暗示后人。有時后人神經過敏, 多想了許多, 這是常見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設一迷陣, 以欺后人, 而惡作劇, 也是可能的事。這真是史學中最危險的地域啊!”正因為如此, 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實, 其實是再現歷史場景、人物關系乃至各自具體的心理活動, 所有歷史人物原景實地再度復活, 如演戲般重新演歷一番。不過再現的途徑是嚴謹的考證, 以實證虛, 由碎立通, 而非文學的創想。

恰當分門別類以進行研究的前提, 是能夠準確把握整體與部分以及部分與部分的相互關系,否則指鹿為馬而不自覺。材料與史事之間, 本來存在無限延伸的內在聯系, 不能把握整體, 很難探究具體。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邊際, 分段分類的研究, 在解讀材料, 條貫史事方面,未免有幾分盲目偏宕, 研究者心中無數, 不知向何處下手, 也不知如何及何時出手。于是謹慎者束手, 膽大者妄為, 瑣碎化與隨意性相反相同, 都在侵蝕晚近史研究的整體性。要想完全防止分科治學之于專題研究的偏蔽, 至少目前條件下難以做到, 只能盡力減少其負面作用。而力求貫通, 應是防止偏蔽的有效途徑。作為起點, 可以考慮以下各條。

首先, 應知分乃人之天賦功力以及外界條件有限的無可奈何之舉, 不必畛域自囿, 更不能坐井觀天, 盲目自大。即使身陷其中, 也要努力超越其外。無此遠大志向, 自學則害己, 教書則誤人。

其次, 不以專家之學自矜, 雖然現代教育體制下難以先博而后約, 讀完書再做學問, 早已讓章太炎等人斷言大學不出學問, 還是可以亡羊補牢, 盡可能放眼讀書, 了解前人已知, 體會前人的苦心孤詣, 并把握學問總體與分支的淵源脈絡即系統。

其三, 盡可能利用海內外學人編輯的各種目錄工具書, 至少掌握前人已知的資料狀況和已有成果。目前檔案、報刊、文集、方志、族譜、日記、文史資料、研究論著等等目錄的編輯,加速進行, 日見完備詳盡, 學人應隨時注意, 掌握信息, 善加利用。在此基礎上, 進而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以求明道。

其四, 在專門研究方面, 如王國維所說, 須讀書以發現問題, 不要懸問題以覓材料。一般而言, 懸問題以覓材料則先入為主, 不易發現反證, 難免偏見; 讀書以發現問題, 則問題意識由材料和史實的連綴中自然生成。在此過程中, 只見一面之詞的概率相對較低, 不僅有助于避免主觀成見, 而且對材料和史實的各方面關聯性有所領悟把握。循序漸進, 可以逐漸貫通, 防止誤讀錯解, 以偏概全。

三、解鈴還須系鈴人

解決晚近史料邊際模糊的一大障礙, 是資料的收藏、出版與利用條件, 與史料的規模相比,極不相稱。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理、出版等環節, 形成難以解脫的連環套, 導致史__料的收藏單位、出版機構以及讀者和研究者糾葛纏繞的諸多困擾。

晚近史料雖然數量龐大, 種類繁多, 收藏卻相當分散, 查訪、搜集、利用極為不便, 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種報刊、同一人的日記函電, 甚至同一部書的不同部分,分別藏于數家圖書館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圖書館因為這些資料的數量龐大, 內容雜亂, 牽涉中西新舊不同分類, 很難全面梳理分別, 評估把握缺乏恰當的準則, 又大都夠不上古籍善本的標準, 只能采用一般規格收藏保存。而其中晚清以來的各類史料雖然時間不過百余年甚至不到百年, 因為普遍改用機器造紙, 可以存放的時間遠不及古籍久遠, 加以保管條件相對較差, 閱讀者又較多, 磨損、霉變、蟲蛀、松脆等情況相當嚴重。對此, 不少圖書館采取收費、限制借閱甚至禁止借閱等措施, 但是一來不準翻閱未必能夠收到保護文獻的效果(有時反而更差) , 二來晚近史與今人關系密切, 研究和關注者日益增多, 限制措施加劇了圖書館與社會公眾及研究者的緊張, 使其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隨著納稅人意識的增強, 壓力還會進一步加大。長此以往,公共圖書館方面收藏保存與借閱服務的兩難局面勢將日趨嚴重。

1931 年清華大學20 周年紀念, 陳寅恪撰文縱論《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 文末專門論及圖書館事業: “雖歷年會議, 建議之案至多, 而所收之書仍少, 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 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 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范圍, 重在知彼, 絕非閉戶造車之比。況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 既不易講求, 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所制限。近年以來, 奇書珍本雖多發見, 其入于外國人手者固非國人之得所窺, 其幸而見收于本國私家者, 類皆視為奇貨, 秘不示人, 或且待善價而沽之異國, 彼輩既不能利用, 或無暇利用, 不唯孤負此種新材料,直為中國學術獨立之罪人而已。”70 多年過去了, 這樣的狀況早已大有改觀, 但是具體到晚近史的研究, 盡管近年來文獻資料出版的速度明顯加快, 規模已然不小, 陳寅恪當年痛心疾首的情形某種程度仍然存在。

研究者同樣面臨兩難, 史料量大、分散、雜亂, 使得學人或過度依賴資料, 或全然不受資料約束。一方面, 因為條件限制, 掌握資料的難易程度相去甚遠, 學人實際上處于不對等狀態,坐擁書城者可以足不出戶, 而選題幾乎無拘無束, 否則四處奔波, 所治范圍還須嚴格限定。龜縮于一地一人, 雖然可以揚長避短, 但也難免舍本逐末。另一方面, 壟斷資料導致對資料的迷信, 由此產生兩種看似相反而實相同的偏頗, 一是所謂燈下黑, 身邊易見的書不看, 一味查找人所不見的材料, 不知歷史的大體已在一般書中, 舊材料不熟, 不能適當解讀新材料; 二是只看自己擁有的秘笈, 不與其他相關資料相互參證, 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見所知為全部事實, 結果以其是非為是非, 忘卻“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古訓。而在細碎化的專題研究之下, 材料的限制使得成果很難被重新驗證, 研究者敢于斷章取義, 強材料以就我。如今日的考古界, 能夠參與發掘、接觸資料者水準或有所限, 解讀運用, 捉襟見肘, 而高明者則苦于無法參與發掘過程,接觸相關實物, 盡管疑竇叢生, 可以提出反證, 難以正面立論。于是, 因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開地提供給所有的研究者, 使得以找材料的態度讀書, 用看得到來掩飾讀不懂的偏向不斷加劇。同時, 正因為找不到看不全, 或者則干脆不顧史料, 以舉例為歸納, 以斷章取義的只言片語為論據, 鑿空逞臆, 輕率立論, 無視能否貫通史事與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難題。晚近史料的多、散、亂, 保存狀態的惡化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強, 導致整理的極端困難, 出版也就無從談起。由于不少資料具有唯一性, 收藏單位往往向閱讀、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額磨損費, 若是作為出版之用, 所收費用有時更是如同天價。出版近代史料, 卷帙浩繁, 投資成本高, 銷售風險大, 再加以高額底本磨損費用, 不免令人望而卻步。如果的確出于保護文獻的目的, 未可厚非, 可是有時態度做法與聲言的動機目的距離不小。除了國家財政、法規上有一些不合理的規定外, 收藏單位的觀念嚴重滯后, 當為主因。公共圖書館、檔案館并非舊式私家藏書樓, 提供公共服務為天經地義, 因為其職責只是代納稅人管理公共財產以供社會公用。而目前以古籍整理辦法出版近代史料, 進度太慢, 遠遠趕不上史料毀損的速度,況且近代史料校勘, 至少不比古代容易, 全用標點整理, 能夠勝任者有限, 目前的評估體系又不鼓勵, 結果勉強為之甚多。今人整理點校的各種近代文獻, 錯誤隨處可見, 即使高明者, 因為今典本事太多, 很難掌握周詳, 也無力面面俱到。在傅斯年等人反對疏通的影響下, 本來作為史家基礎的文獻注疏, 變成文獻學者的專門, 又分屬文史兩科。治史者不讀書而一味找材料,做專題研究, 文獻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專題研究訓練出來的學人, 好將個別經驗放大,往往喜歡擅改前人用字, 猶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子史之學, 改訂舊文, 多任己意。加之原本難得一見, 即使心中疑惑, 也無從比勘正誤。整理出版者費力不討好, 只能裹足不前。

根據現狀, 首要應是如何在較短時間內盡可能地大規模照原樣出版近代史料, 以實現保存與使用的雙贏。理想的方式, 當然是在國家的統一組織和協調布局下, 調動各級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面的人力物力, 以適當形式發揮各自的積極性, 分工合作, 有計劃按步驟地有序進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 由兼通各面的適當人選主持其事, 將是較為完善同時也是最為合理節省的途徑。但從目前情況看, 各方面的認識差距較大, 短期內難以達成一致。尤其是細分化的格局之下, 圖書、檔案、出版、學術等部門關于整理出版史料的觀念態度做法各不相同, 學術界的不同學科甚至不同研究時段之間也是意見分歧, 極少能夠統合全局, 兼顧各方。各執己見往往不過單一角度的所謂行規, 而分的眼光只是后來認識的局限, 并非天經地義的道理。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 竊以為切實可行的辦法, 唯有以收藏機構為單位, 大規模分類影印出版, 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實現。具體辦法如下。

1. 史料收藏單位(包括私人藏家) 愿意開放并提供所有底本。目前圖書館和檔案館對于大規模出版相關資料的意見不一, 如《清代稿鈔本》的出版, 首先得益于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開明, 他們相信圖書乃天下公器的公理, 以現代圖書館的理念和完全開放的態度,愿將所有館藏貢獻于海內外同好和社會公眾。在其帶動下, 廣東省內其他圖書館也有意效法。

2. 精選底本。歷來學人與藏家、出版者關于收藏出版的眼界迥異, 大規模出版晚近史料,應當轉變觀念, 取舍主要根據內容和研究需求, 注重存世的多少, 兼顧版本。具體辦法為: 優先收錄日記、函電、文集等未刊稿本鈔本, 其次為孤本珍本, 再次為內容、版式等有異的刻本。

3. 參照實情, 借鑒臺灣沈云龍編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法, 放棄因噎廢食的求全求精, 不拘一格, 根據愿意提供底本單位或個人的收藏情況, 相對集中, 原來分列的個人詩文集合并, 同類文獻則匯集編排。報刊或分時段, 或依類型(據形式或內容) 。

4. 原版影印。最簡單的辦法往往最正確、最有效, 目前文獻整理出版要求校勘標點, 而晚近史料過于龐雜, 內容紛繁, 往往缺乏能夠勝任的整理者, 整理的進度遠不及資料毀損的速度,整理的效果則未見理想。原版影印, 可以在最短期限內大批復制, 保證不走樣。待到能夠直接、廣泛接觸史料者漸多, 然后從容從事優選整理工作, 并有反復驗證的條件。

這樣做或許與現行古籍整理的原則標準不盡一致。如果上古、中古、近代史料遺存的多寡制約不同時段史學研究的重心辦法的差異, 則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能削足適履, 強求與古代一律。本來學人與藏書家看書的眼光分別不小, 黃侃、陳垣、錢鍾書等人對此早有論述。目前通行的古籍整理, 不無偏重于藏書家眼界之嫌, 未能兼顧或主要以學人眼界為取舍。

晚近史料要探明邊際, 目錄編輯首當其沖。但也不能僅僅停留于編目, 尤其不能停留于依據編目而做的目錄。最大的問題, 當在各圖書館收藏的文獻往往不完整, 需要互相補充。報刊部分最為突出。近代報刊發行渠道不穩定, 暢銷時很快會出再版本, 有時甚至連續三版四版,而首版與再版的版式序號廣告插頁等等, 常常有所變動。首版本不易得或難得其全, 如果強求,則大都無法操作, 只有暫時兼用不同版本。有時藏本太少, 不僅版式難期一律, 連退而求其次的將就兼用, 也遭遇重重障礙, 與其袖手等待, 不如因陋就簡, 將來再漸次補齊。稿鈔本甚至刊本也有類似情況。如陳澧的手稿及鈔本的來龍去脈, 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 分散在境內外若干家圖書館, 而各家對于出版一事意愿差距較大, 或限制太嚴, 或索價過高。如果強求完整才能出版, 則只能束之高閣。如此, 不僅出版遙遙無期, 研究者由于看不到各家藏本, 無從下手研究, 不得不輾轉求證, 人云亦云。如果先將愿意公諸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則可以推動出版, 因為雖然有的機構收藏較多, 既非完璧, 亦非獨有。尤其是刊本部分, 割據封閉則占有優勢, 各家盡出, 則壟斷不復存在, 資源優勢逐漸降低, 態度勢必發生變化。隨著各家收藏單位出版意愿的增強, 出版成本相應下降, 陸續仿效, 終成完璧的時間指日可待。二則有助于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 即使其他幾家未刊, 學人也可于閱讀時逐一比勘, 以免循環反復。如果因為懸的過高(且往往片面) 而止步不前, 恰如近代追求國民教育的高標準,結果反而使得大批貧民子弟無書可讀。

或者擔心未經任何整理, 讀者無法使用。這可謂杞人憂天。沈云龍所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匯集在臺灣及海外所能找到的有清以來各類近代史料, 未做任何導讀解說, 卻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在內, 學界使用得最普遍的近代史資料匯輯。如果連這樣的資料也無法解讀運用, 又怎能奢談研究呢? 比較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盡管編輯方針確定對史料不加分析判斷, 但依照時間順序分為12 個事件史專題, 并有歸類, 這等于建立起一套體系框架。如此編輯整理資料, 也不可能掃除所有的閱讀障礙, 反而可能約束讀者。近年來各種再版書籍的導讀, 固然不乏佳作, 可以指點迷津, 但也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偽劣, 誤導眾生, 罪莫大焉。傅斯年認為, 史料越生越好, 以免將后來的主觀強加于人, 不僅誤讀錯解當時的人事, 而且將豐富多彩的歷史用一定的框架來局限, 反而減少其應有的內涵和價值。此說固然有抹殺一切前人主觀, 將書僅僅當作材料的偏蔽, 忽略了前人的主觀, 也是歷史真實的有機成分, 只是其真實性不一定相對于所記錄的史事, 而是記錄的態度。但是正如考古發掘一樣,以今日的認識能力與技術手段, 大量的重要信息在發掘過程中勢必遭受破壞, 甚至永遠消失。盡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樣, 才是最理想的方式。

沈云龍所編叢刊, 限于條件, 收錄資料已經竭盡所能, 相比于已知的文獻總量, 不過百分之一, 還是能夠嘉惠學人。從研究的角度看, 晚近史料的出版, 應以所能提供文獻的數量、版本、內容、保真程度為據, 不宜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標準和辦法來衡量裁奪。鑒于晚近文獻數量龐大, 且受分科治學的約束, 全數出版, 既無可能, 也無必要。若以沈云龍叢刊三編收書3000種為律, 以前述原則選編30000種(不含檔案、報刊) , 約為晚近文獻總數的1/10 至1/8 , 至少可以作為階段性目標。

現代化進程的開始階段著重于追趕他人, 目的是使自己變成他者; 達到一定的水準后, 則希望重尋自我, 想知道我何以與眾不同, 我何以成為我。這樣的重新定位, 無疑必須從固有的歷史文化入手, 進而比較其他, 尤其側重于自我認識。在相應的歷史階段, 日本、韓國都曾將__晚近史料大規模重新印制, 甚至沒有所謂“現代化”過程的美國, 也十分重視其早期歷史。也許按照人均收入, 中國距此還有相當距離, 但由于地域差異大等原因, 較發達地區已經開始重樹自信。大規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 此其時也。

與近代史料相比, 號稱浩繁的古代典籍不過九牛一毛。而就保存期限的長短而論, 近代機器紙遠不如古代手工紙, 目前幾乎達到臨界點。晚近文獻, 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護的層級, 整理辦法, 又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規則。照現在毀損的程度與速度, 用不了多久, 許多重要史料將像地球上的生物物種那樣永遠消失。當務之急, 應是多快好省地有計劃大規模原樣影印出版各種資料, 首先解決保存與使用的兩難, 讓更多的學人能夠便利地看到原本, 為從容進行深度整理提供必要的條件。此為大規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中外學術研究的進程顯示, 關注時段與層面的下移是普遍的發展趨勢。如果不能協調史料與史學的關系, 探究處理史料與史學復雜關系的良法, 進一步提升晚近史研究的品味與能力,非但無法憑借史料優勢, 超越古史而上之, 反而可能以犧牲研究水準為代價, 粗制濫造。多快好省地出版晚近史料, 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收藏與保存、整理與出版的兩難, 還將對晚近史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正是由于資料的不完整與邊際的不確定, 使得外來后出的系統大行其道,任意條理解釋, 而難以驗證。這種一度被認為是用外來系統條理本國材料的良法, 不僅在二者是否適當的方面弊病叢生, 即使所謂外來系統, 也因海外漢學或中國研究者大都位處旁支邊緣,幾度轉手負販, 誠如傅斯年所說: “所謂‘理論’, 自然總有一部分道理, 然至徒子徒孫之手,則印版而已。”歐洲漢學本來有從類書找題目的習慣, 后來中心轉到美國,“各大學里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 不愿(或不能) 廣參細考中文書籍, 但又必須時時發表著作, 以便維持或增進他們的聲譽, 或博取升級加薪的待遇。天資高一點的會從涉獵過的一些資料中‘斷章取義’, 挑出‘論題’, 大做文章。只要論題新鮮, 行文流暢, 縱然是隨心假設, 放手抓證的產品,也會有人贊賞。作者也沾沾自喜??有點像王陽明在‘書石川卷’中所說: ‘今學者于道如管中窺天, 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 傲然居之不疑’”。這在域外一般學人, 或可收揚長避短之效, 還不失為取巧。國人不明就里, 照搬仿效, 非但邯鄲學步, 簡直東施效顰。或者擔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 海外學人財力十足, 如魚得水, 實則恰好相反, 大量原生態史料的問世, 斷章取義者當然有所顧忌, 嚴謹學人也難免臨歧裹足, 那些憑借少量秘笈或借鑒別科陳說獵奇構思而隨意立論的做法或許也會有所收斂。隨著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 史料的邊際日漸清晰, 學人應逐漸將重心由看得到轉向讀得懂。當然, 那時能否讀得完并理解其本意又會成為難堪重壓, 考驗學人的智慧和體力。

（本文原載于歷史學研究通訊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