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意義的微觀史：一個具體的人如何理解周圍的世界

作者｜薩拉·馬薩（Sarah Maza）

美國西北大學文理學院教授，長期專研18- 20世紀法國史，尤為擅長對社會、文化、思想史與歷史理論方面的研究

1976年，已經因為研究16世紀的巫術而出名的年輕的意大利學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 出版了一本標題十分奇怪的小書——《奶酪與蛆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這本書的故事主角是一個名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Domenico Scandella）的平凡男人，人稱“梅諾基奧”（Menocchio）。他是意大利東北部弗留利（Friuli）地區的一名磨坊主，在1584年，因其異端信仰被宗教裁判所傳訊。梅諾基奧此前散布了煽動性的觀點，讓蒙特雷阿萊（Montereale）鎮上的鄰居感到驚恐，后來他又堅定地向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重復了這些觀點。他的異端信仰包括“任何人只要經過學習，無須被任命就［可以］成為神父”，還有“地獄是神父發明的”，以及最具沖擊力的看法：耶穌“就是一個人，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只是更為高貴”。他不知道《創世記》，便和教會的審訊者分享了他關于世界起源的理論。他說，從包含四種元素的一片混沌中，衍生出一個大塊體，就像把牛奶發酵成奶酪；天使出現在這個塊體中，就像奶酪里長出了蛆蟲，而在這些天使中有一位是上帝（“他也是同時從塊體中被創造出來的”），還有撒旦以及其他大天使。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聽完了梅諾基奧的敘述，并對他手下留情：他被罰公開保證放棄錯誤的信仰并入獄三年。但是15年之后，有人再次告發他褻瀆上帝，他在受審時又重復那些異端邪說，這次被判處了死刑。

《思考歷史》

[美] 薩拉·馬薩 著

曹鴻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11月

梅諾基奧雖然貧窮，卻具備讀寫能力。在被審訊的過程中，他透露自己的一些觀點來自書本；他自己有幾本書，似乎也從當地不同的人那里借了一些：用意大利語刊印的《圣經》、宗教典籍、旅行手冊，甚至可能還有一本《古蘭經》。金茨堡完成了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偵探工作，把磨坊主的言論與已經確知他曾見過的以及他有可能見過的書聯系在一起。然而，這位歷史學家也展現了梅諾基奧把自己對內容豐富的文獻的另類閱讀與他在鄉下環境中直接獲得的觀念和經驗結合起來。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的千百年里，流傳著關于世界的物質起源的觀念，它們根植于鄉村的傳說中，也結合了日常生活的視角，比如蛆蟲會自然地出現在大塊發霉的干酪中。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文化如何在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之間傳播？通過重新思考這一問題，《奶酪與蛆蟲》引起了轟動。在當時，大多數學者都相信，博學的人的世界和普通民眾的世界完全相互隔絕，或者精英文化向下滲透到窮人階層，而金茨堡卻能通過耐心的且富有想象力的研究，頗為寫實地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在這個例子中，底層階級的人不但吸收了上層人的觀念，也從上層人那里獲得了他想要的東西，并且把他從書中學到的與日常生活經驗以及鄉村文化中的口頭傳說結合起來，創造了他自己的宇宙觀和神學。梅諾基奧也許是一個魯莽又古怪的人——此類人的生活更有可能留下記載，但是，關于16世紀意大利“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之間如何互動，他的故事引發了我們的一些聯想。

《奶酪與蛆蟲》不僅被譽為一項對歐洲近代早期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爭論有著發人深省的貢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這是首次由重要歷史學家用一整部書的篇幅，去刻畫歷史中一個鮮為人知的個體。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葉，“新社會史”業已確立，但“社會的”總是意味著“多元的”這種觀點也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在E.P. 湯普森的啟發下，許多研究逐漸擺脫了量化數據，即便平民個體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民”的核心本質仍存在于集體之中。而單獨的傳記一直是一種專屬于上層社會杰出人士的題材。金茨堡的研究打破了這種傳統，表明人們可以研究不為人知的獨立個體的生活，并從中得出歷史意義。

金茨堡這本關于梅諾基奧卑微又戲劇化的人生的編年史，是被稱為“微觀史”的史學流派的第一本著作，這一流派源自20世紀70年代一群意大利左翼青年歷史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幾部著作問世并像金茨堡的著作一樣被廣泛閱讀，微觀史很快成了歷史流派中的標準一員，幾乎每一個研究領域都出現了例子：成功的例子包括在17世紀新英格蘭地區被北美土著俘虜的女人的故事，16世紀一個法國農民盜用了另一個失蹤男子的身份的故事，18世紀一名中國翻譯被關押在巴黎一所瘋人院中的故事，19世紀紐約一名妓女被謀殺的故事，還有1931年田納西州一名年輕的黑人男子被錯誤地指控強奸兩名白人婦女的故事。在之前的章節中提到的幾本書也屬于此范疇：詹姆斯·斯威特寫的多明戈斯·阿爾瓦雷斯環球旅行的傳記，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重現了中世紀村莊蒙塔尤以及村中信仰異端的居民，勞雷爾·撒切爾·烏爾里克寫的瑪莎·巴拉德和她的世界的編年史，所有這些都詳細記述了歷史中“消失的人們”的生活。

在什么樣的研究能夠或應當被稱為微觀史的問題上，研究者和評論者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開拓這個流派的意大利歷史學者小群體，在這場運動的總體綱領上也產生了分歧——金茨堡的一些同事抱怨他過于關注梅諾基奧的文化領域，并沒有對蒙特雷阿萊鎮的社會領域給予足夠的重視。一些微觀史研究，尤其是在意大利學術傳統中，關注的是整個社區而不是單個個體。這一流派中最有創見的研究者強調范圍最重要：只有靠得很近，把你的注意力聚焦于一個人或世界的一個極小角落，你才能在某個層面——社會史的本質細節——上進行研究，而那些涉及更普遍范圍的歷史學家是看不到這個層面的。在這個意義上，微觀史可以被視為一種歷史實驗室，一臺觀察過去的顯微鏡。由金茨堡開拓并由無數模仿者再現的微觀史，最有名的表現形式具備三個決定性特征：關注一個不知名的人或者群體；以危機為中心；作者通過這個故事說明一些更為廣泛的歷史問題，比如在金茨堡的研究案例中，這個問題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系。此外，微觀史有著戲劇性的事件以及生活層面的細節，適合引起共鳴的文字或絕佳的故事，這一流派中最成功的例子也在課程大綱書目乃至暢銷書名單中小有名氣。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微觀史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種革命性的新視野：與金茨堡的研究類似的作品，其重點并不在于解釋歷史變化，而是為了展現歷史中的某個時刻，世界對一個具體的人而言是什么樣的。金茨堡并不認為像梅諾基奧這樣的人所提倡的顛覆性觀念久而久之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影響。相反，以磨坊主顯而易見的古怪信仰為出發點，金茨堡去尋找梅諾基奧所利用的所有不同元素——宗教、淵博的文化、本地傳說——以及梅諾基奧從這些內容中所推演出的意義。簡而言之，金茨堡的目的，不是在更大的線性歷史敘事中詮釋梅諾基奧的角色，而是解釋這位信仰異端的磨坊主如何理解他周圍的世界。

對意義模式的關注也滲透進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篇發表于1984年的論文里，這或許是至今最廣為流傳的微觀史作品，其作者是近代早期法國文化史的著名學者羅伯特·達恩頓。他在《工人的反叛：圣賽維蘭街的屠貓記》（“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一文中探尋一起事件的意義，這起事件發生在18世紀30年代末巴黎的一家印刷作坊——據一名參與者20年后所說。這個故事圍繞著兩名印刷工學徒杰羅姆（Jerome）和列維爾（Léveillé）的艱辛遭遇展開，他們吃不飽，住的環境也很糟糕，睡眠嚴重不足——因為小巷里的貓整晚在印刷作坊的屋頂上吵鬧。在貓造成的傷害之余，雪上加霜的是，雇主的妻子養了一只寵物貓，把它視為珍寶，據稱喂的食物比她丈夫給學徒吃的還好。一天晚上，青少年學徒發泄了他們的不滿：其中一個人爬上雇主臥室的屋頂，大聲地模仿貓的叫聲，于是雇主命令少年處理掉那些動物——但是也下了特別的指示，要饒恕雇主妻子的寵物貓灰灰。學徒們橫沖直撞，圍捕并用棍棒打死了街區里的每一只貓，包括灰灰。然后，學徒和其他工人一道，對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貓臨時發起一場模擬審判，他們“配備了守衛、聽懺悔的神父和公開行刑者”。當他們把貓吊在臨時做的絞刑架上時，雇主的妻子出現了并驚恐地尖叫，直到男孩們（欺騙地）向她保證，她的貓不在受害的貓群之中。工人和學徒那晚笑得前仰后合，在之后的好幾周里，列維爾向他的同伴們重現了整個故事“至少20次”，每次都能讓同伴們大笑不止。

達恩頓在這個故事的切入點，是指出大多數現代讀者已經不理解那些讓印刷工人覺得極其滑稽的笑話：為什么折磨、審判并且處死貓，并一再重復這一場景，會那么有趣？他認為，恰恰當我們無法理解某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參與者而言充滿了意義時，我們就找到了一個通向陌生文化的切入點。達恩頓進而圍繞這起怪誕的事件，構建了多層次的情境參照（contextual references），他認為，這種參照賦予這個事件爆炸性的情感力量，這曾經作用在印刷工坊的工人身上。這個故事背后的某些沖突是社會性的：在18世紀，隨著印刷行業的收縮，熟練工人和學徒的地位下降了，有希望獲得獨立身份和美好生活的工人越來越少；對于生活中的所有沖突，無論是舊的還是新的，工人們都是在他們所處世界的文化范疇內體驗和表達的。其中就包括從狂歡節語言中借來的意義，狂歡節在大齋戒之前，期間身體對食物與性的欲望可以得到完全的釋放，而角色顛倒也是合法的，這個時期的一些慶祝活動包括折磨貓。狂歡節也有模擬審判，在一年中的不同時間進行的每個行業的特定儀式也是如此。貓在近代早期歐洲的文化領域中很常見，通常與性（法語里chatte的意思和英語里的pussy［貓、陰道］一樣）、魔法和巫術等黑暗力量相聯系。因此，屠貓以及對這一行為的不時重現可以讓印刷工人表達許多內容：他們身為工人所經歷的社會挫折，他們缺少食物和物質上的安逸，他們作為未婚男性缺少性發泄的渠道，他們報復雇主、攪亂世界的欲望。這些活動引發的哄堂大笑，強調了他們對一種暴力行為的理解。在不可能公開反抗的情形下，暴力行為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不必言明。

達恩頓朝著更廣泛、更傳統的史學框架靠攏（“半個世紀后，巴黎的工匠將會以類似的方式發動暴亂，把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與臨時的大眾法庭結合起來。”），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討論法國大革命的起源。這一微觀史研究的目的，是闡釋屠貓這一行為在當時對那些屠貓者而言可能有何種意義，而不是對于研究更廣泛的歷史領域的學者而言，這些行為意味著什么。達恩頓和金茨堡都以一個讓人困惑的事件或細節為開端（為什么屠貓會讓人覺得這么滑稽？為什么會有人相信世界最初的形成方式與一塊奶酪的形成方式是一樣的？）并且用這個事件或細節作為打開陌生文化的鑰匙。微觀史并沒有追問這些故事如何融入正走向現代世界的敘事——工人為法國大革命做準備，農民吸收了新教改革的新觀念——而是突出了某些行為和觀念的陌生感，這些行為和觀念讓我們感到困惑，但在具體行動者自身的環境中卻是合乎情理的。

代表性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困擾著微觀史的研究。不像傳統傳記追溯杰出人物的個體命運，微觀史尋求的是代表性——其目的是表明，任何微觀史所講述的特定故事在其所處的文化中都不是獨一無二的。金茨堡在《奶酪與蛆蟲》的結尾中用一套夸張的修辭達到了這一效果。他寫道，大約在梅諾基奧被行刑的時候，當局注意到關于這個地區的另一個人的謠言，他名叫馬爾科（Marco）或馬爾卡托（Marcato），據說他相信人死后靈魂也一同死了：“我們知道許多關于梅諾基奧的事情。而關于這個馬爾科或馬爾卡托以及有如此多的與他類似的人，在這世上走了一遭而未留下任何痕跡，我們一無所知。”也許，還有另一個梅諾基奧在其他地方談論異端思想，但是我們如何確定斯坎代拉這個人不只是一個反常的怪人？正如這一流派的重要研究者愛德華·繆爾（Edward Muir）所問：“關注瑣事的歷史學家如何避免創造無關緊要的歷史？”

對這一困惑最簡潔的回答，是達恩頓為他的文化史論文集提供的方法論框架。他寫道，他的方法開始于“一種假設，即個體的表達發生在一種文化習慣之中，我們在自己的文化提供的框架內思考，從而學會對感知進行分類并理解事物”。根據這種觀點，微觀史中的事件是在更廣泛的語法背景下呈現意義的話語—它們成為指引我們理解一個社會中的文化的線索，這種文化便是這個社會緊密聯系的意義系統。達恩頓頻繁地把他研究歷史的方法比作人類學家對異域文化的闡釋，如此一來，也就承認了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對他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格爾茨的研究成了以文化為中心的全新歷史研究方法的試金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