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是留學俄國的年輕俊杰,出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而年輕人的熱血不足以支撐一個政黨的科學發展,因而在指揮紅軍反“圍剿”時出現很大的失誤,釀成了一些本該避免的慘重損失。
因而中央在痛定思痛后,緊急召開了遵義會議,提出了更換領導權的問題。經過實踐的檢驗,博古被證明在當時復雜險峻的背景下不適合繼續擔任中央的臨時負責人。而調整的人選大部分人傾向于張聞天,但沒有最終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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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這個原因,遵義會議召開后你,中央的兩個“挑子”---印信和文件依然被博古保管著。而博古顯然也不愿意輕易放棄權力,思想上仍然對中央的集體決定存在一定的抵觸情緒。這種尷尬的局面一直延續到遵義會議召開過的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區,中央常委再次召開補充會議,討論黨內的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總負責。而會議結束后,博古依然沒有把印信和中央的文件交出來。因而當晚,周恩來找到博古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徹夜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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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當時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高于毛澤東的,但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清醒的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如果單純的迷信“洋經”,并由一群不了解中國真正國情,吃過幾天“洋面包”,喝過幾口“洋墨水”的人來領導的話,那中國革命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最后淪為附庸。因而他一見到有些落寞和失意的博古,就開門見山的說到:
“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后,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的革命,而且他才能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周恩來大公無私,一心為中國革命的肺腑之言最終打動了固執的博古。第二天一早。博古就心甘情愿地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后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斗爭中,都堅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這邊,尤其是在后來的張國燾妄圖分裂黨,搞山頭主義另立中央時,他沒有為之所動,落井下石。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那晚,周總理對博古的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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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賢秉高鑒,公燭無私光。”周總理的偉大在于無私為民,在于甘當綠葉,在于心念蒼生,在于不居功,不自傲,永遠謙遜,永遠為了大局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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