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傷疤忘了疼？新加坡“站隊”日本的多維博弈與戰略算計

作為曾在1942年被日本占領、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的國家，新加坡近年來在區域事務中的一系列表態引發廣泛爭議。2025年11月，總理黃循財在彭博新經濟論壇上公開支持日本在區域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呼吁中國“放下歷史心結”，其“好了傷疤忘了疼”的站隊行為，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維度戰略算計的結果，深刻折射出這個城市小國在大國夾縫中的生存邏輯。

政治層面：大國平衡術下的現實抉擇

新加坡的政治站隊本質上是“小國生存智慧”的延續，核心目標是通過制衡維持區域力量均勢。作為僅735.7平方公里的城市國家，新加坡深知自身安全無法獨立保障，長期奉行“大國平衡”外交政策，試圖在中美日等大國間尋找生存空間 。黃循財的表態看似偏向日本，實則是對區域力量格局變化的精準回應——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區域影響力重構，新加坡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形成制衡，避免區域權力失衡。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政治算計暗藏深層考量。其公開支持日本擴大安全角色，實則是在迎合美國主導的印太安全框架，通過強化與美日同盟的聯系，換取自身在區域事務中的話語權。作為東盟對日本的協調國（2024-2027年），新加坡借為日本發聲之機，既鞏固了自身在東盟內部的協調地位，又獲得了美日陣營的政治認可。更隱蔽的是，新加坡對日本涉臺爭議言論的沉默，本質上是其“反臺獨但避談統一”立場的延伸，試圖通過維持臺海現狀，避免區域亂局沖擊自身利益 。這種看似“騎墻”的政治操作，實則是新加坡將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策略。

經濟層面：深度綁定下的利益捆綁

經濟利益的深度交織是新加坡向日本靠攏的核心驅動力。自2002年簽署《日本-新加坡經濟伙伴關系協定》（JSEPA）以來，兩國經濟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綁定格局，該協定作為日本首個雙邊自貿協定，為雙方貿易往來掃清了制度障礙 。數據顯示，日本是新加坡第三大投資來源國，截至2023年累計投資達1810億新元（約合8600億人民幣），2024年單年投資同比增長189%，重點集中在金融、制造業等高端領域，直接關系到新加坡的經濟增長與就業穩定。

從貿易結構來看，2024年新日雙邊貿易額達222億美元，日本作為新加坡十大貿易伙伴之一，其市場對新加坡的電子元器件、化工品等核心出口產品至關重要。更關鍵的是，新加坡90%的經濟依賴外貿，而日本作為全球航運大國，在馬六甲海峽航道安全、反海盜合作等領域與新加坡存在核心利益契合點——全球40%的貿易經馬六甲海峽通過，保障該航道的航行自由，直接關系到新加坡作為全球物流樞紐的生存根基 。在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新加坡擔憂中日關系惡化會沖擊區域產業鏈穩定，因此選擇強化與日本的經濟合作，以對沖潛在風險。

文化層面：歷史敘事重構與價值認同嫁接

在文化維度，新加坡通過重構歷史敘事、嫁接價值認同，為親近日本提供了輿論支撐。盡管曾遭受日本殖民統治，但新加坡官方長期秉持“放下歷史包袱，著眼未來合作”的立場，將日本視為“完成和平轉型的區域穩定力量”，并以東盟國家已與日本和解為由，呼吁中國效仿。這種歷史敘事的重構，本質上是為了服務國家戰略——通過淡化殖民記憶，消除與日本合作的心理障礙。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與日本在制度、價值觀層面存在天然親近感。作為東南亞少數以華人為主卻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新加坡在民主、法治等價值理念上與日本更為契合，這種價值認同成為雙方深化合作的“文化黏合劑”。此外，兩國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日本的動漫、時尚等流行文化在新加坡擁有廣泛受眾，而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體系也為日本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通過文化領域的互動，雙方民間好感度持續提升，為政治、經濟合作奠定了民意基礎，也讓新加坡的“站隊”行為獲得了內部輿論支持。

外交層面：多邊框架下的戰略卡位

新加坡的外交布局始終圍繞“擴大戰略空間”展開，站隊日本是其融入多邊框架、實現戰略卡位的關鍵一步。作為不結盟運動成員國，新加坡卻深諳“結盟”的隱性價值——通過強化與日本的外交聯動，新加坡得以更深入地參與CPTPP、印太經濟框架等多邊機制，鞏固其在區域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同樣緊密，在反恐、 cybersecurity、疫苗多邊主義等議題上的協同，讓新加坡在國際舞臺上的“存在感”持續提升。

從區域外交來看，新加坡試圖通過支持日本，強化自身在東盟中的“協調者”角色。作為東盟發起國之一，新加坡一直希望推動東盟在區域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而借助日本的力量，既能提升東盟的整體影響力，又能凸顯自身在大國與東盟之間的“橋梁”價值。此外，新加坡與日本、美國形成的三方安全網絡，使其在馬六甲海峽事務中擁有更大話語權，而美軍長期租用的樟宜海軍基地，更讓新加坡成為印太安全格局中的“戰略支點” 。這種外交卡位，本質上是新加坡為自身爭取更大發展空間的現實選擇。

結語：利益至上的生存邏輯，暗藏雙重風險

新加坡選擇站隊日本，歸根結底是“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體現，是這個小國在復雜國際格局中求生存、謀發展的必然選擇。從政治制衡到經濟捆綁，從文化認同到外交卡位，每一步操作都經過精密算計，看似“好了傷疤忘了疼”，實則是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清醒認知。

但這種策略也暗藏雙重風險：一方面，過度親近日本可能觸碰中國核心利益，影響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國作為新加坡最大貿易伙伴，其市場對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新加坡的“騎墻”姿態可能引發區域國家的信任危機，削弱其在東盟中的公信力。歷史早已證明，小國的生存不能依賴單一大國，更不能忽視歷史正義。新加坡若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忽視區域國家的情感與利益關切，最終可能陷入“兩邊不討好”的尷尬境地。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新加坡真正的生存智慧，不應是簡單站隊，而是在堅守歷史正義的基礎上，推動區域國家平等對話、互利共贏，這才是長久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