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東南戰(zhàn)事與江西開發(fā)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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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漢時期，東南方發(fā)生的幾場戰(zhàn)爭與江西地區(qū)的逐步開發(fā)關系密切。秦征百越，五個集兵地點中的兩個在江西境內(nèi)，使江西東連閩、南通越的交通優(yōu)勢漸為人知，其邊防戰(zhàn)略地位亦在漢初豫章郡設立后凸顯出來。漢武帝用兵兩越，豫章郡不僅是漢軍主要的集結地，更是重要的戰(zhàn)場。之后，越族加速分化，豫章郡長期安定，人口增長提速，經(jīng)濟地位上升，縣級機構增多，人文影響擴大，成為漢末軍閥角逐的要地。孫吳集團鎮(zhèn)撫山越，驅使山越民眾編戶化，對其自身發(fā)展，尤其是與漢族同化，皆有意義。孫吳期間，江西人口穩(wěn)定增長，郡縣數(shù)一再擴張，與此不無關系。

關鍵詞：秦漢；江西開發(fā)；豫章；百越；山越

秦漢時期，涉及江西的東南戰(zhàn)事主要集中在秦代、漢武帝和東漢末年三個時期，分別是秦征百越、漢并南越閩越和孫吳集團經(jīng)略江南的戰(zhàn)爭。這三起戰(zhàn)爭事件或是中國統(tǒng)一王朝形成、鞏固進程中的必經(jīng)環(huán)節(jié)，或對分裂割據(jù)期間的區(qū)域性統(tǒng)一起過直接作用，是中國古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作為涉身其中的江西地區(qū)，這些戰(zhàn)爭事件對其早期開發(fā)有過什么關系？產(chǎn)生過何種影響？本文擬從這些問題入手，展開討論，力圖勾畫出江西地區(qū)在秦漢時期開發(fā)、發(fā)展的大致線索和輪廓。

一

秦漢時期的江西，經(jīng)過了一個無郡級機構到有郡級機構，再到郡級機構擴展的變遷過程就此而言，秦代是承前啟后的過渡階段。秦統(tǒng)一前，江西長期處在“吳頭楚尾”的中間地帶，史書中只留下“艾”、“番”兩個難以斷定是否縣邑的地名。楚滅越后，江西地屬荊楚，但依然是不受楚國重視的邊緣地區(qū)，直到秦滅六國后，今江西省境的輪廓才隱約顯現(xiàn)出來。當時的江西屬于治所設在淮水南岸壽春（今安徽壽春）的九江郡，雖然對于當時江西境內(nèi)究竟設有幾縣，后人作過種種猜測，多者10縣，少者三五縣，譚其驤在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淮漢以南諸郡”里非常謹慎地標有“番”和“廬陵”2縣，但真正可考或推斷的只有番、艾及馀汗、南壄幾縣。

秦朝是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初創(chuàng)時期，史書記載秦朝的疆域范圍是：“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jù)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這是秦在兼并六國后通過北逐匈奴、南攻百越戰(zhàn)爭最終形成的疆域。用兵百越前，江西地區(qū)雖已納入秦朝版圖，但因其地靠東甌、閩越、南越且東、南部地區(qū)皆有越人生息，因此，其“邊緣”地位仍未改變。征服百越的戰(zhàn)爭打響后，相當于九江郡境絕大部分的江西地區(qū)才開始為人所知。

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具體情況，《史記》、《漢書》、《淮南子》等略有記述，如：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又使尉屠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jiān)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漢書·嚴助傳》載準南王劉安上書漢武帝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lián)粼剑质贡O(jiān)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fā)適戍以備之。”

《淮南子·人間訓》載，秦始皇“使尉屠睢發(fā)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壄之界；一軍結馀汗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jiān)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zhàn)，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yún)脖≈校c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shù)十萬。乃發(fā)適戍以備之”。

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秦定百越的戰(zhàn)爭不僅投入的兵力多、經(jīng)歷時間長，而且打得異常艱苦、慘烈。50萬大軍分五路進擊，分屯五個戰(zhàn)略要地，這種規(guī)模在秦滅六國的戰(zhàn)爭中也是不多見的。

這場戰(zhàn)爭大約開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為打好這場戰(zhàn)爭，秦朝在兵力部署、集結地點、進軍方向和路線等方面都作了較充分的準備，其最初的戰(zhàn)略企圖“是以優(yōu)勢兵力南下，分途進軍，略取各地，一舉平定百越”。由于江西東、南部也散居著不少越族部眾，又東鄰浙江、福建，南靠廣東等越人密集地區(qū)，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江西地區(qū)既是秦朝用兵百越的戰(zhàn)略前方，又是進攻嶺南越族腹心之地的最理想的戰(zhàn)地后方。因此，《淮南子》所提到的“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壄之界；一軍結馀汗之水”中的地名，除鐔城在今湖南靖縣西南、九嶷在今湖南寧遠南番禺即今廣東廣州外，其余二處則在今江西的贛東北和贛南地區(qū)：所謂“南壄之界”即指今南康市南大庾嶺，包括今南康、上猶、大庾等地界；“馀汗之水”即指今余干、樂平一帶的信江。顯然，秦軍的這個部署由東向西分別鎖定了三個目標：福建境內(nèi)的閩越、廣東境內(nèi)的南越和廣西境內(nèi)的西甌。

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戰(zhàn)爭，秦軍在付出了“伏尸流血數(shù)十萬”和主帥被殺的慘重代價，并開鑿靈渠、不斷增兵之后，才最終征服百越，把閩越、南越、西甌劃入秦朝的版圖。

秦朝征服百越的戰(zhàn)爭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只是把周朝封邦建國所造成的諸侯割據(jù)政權變成統(tǒng)一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下的郡縣，而公元前214年平定百越才使秦始皇的統(tǒng)一事業(yè)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從此，嶺南、閩東等邊區(qū)與中原內(nèi)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加強了，江西、湖南等地的開發(fā)也加速了，特別是相對封閉的江西地區(qū)獲得了一次發(fā)展的契機。

先秦時期，文獻記載中涉及江西的事跡幾乎近于空白，僅有“吳王（闔閭）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和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等零星記載，這說明江西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中是無足輕重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南方雖有幅員遼闊的楚國和先后崛起的吳、越二國，但它們都無一例外地把目光鎖定在中原地區(qū)，而對于江西、湖南等與越族犬牙交錯的地區(qū)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這應是這些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文化長期滯后不前的重要原因。隨著六國的覆滅，秦始皇把擴張的目標指向了嶺南，江西地區(qū)也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而開始受到秦朝的重視，成為秦軍集結重兵的據(jù)點和進剿越人的后援地。

秦朝用兵百越的主力是“樓船士”即水軍，其來源應主要在江淮及其以南地區(qū)，運動、集結的方式主要靠水路交通。而秦軍在江西境內(nèi)選定的兩個集結點馀汗和南壄，正好可以依托兩條便捷的自然水道：一是與長江相通的彭蠡澤（今鄱陽湖），二是縱貫江西南北的贛江。馀汗北通彭蠡、長江，南連龍窟河，是閩越出江淮之南的交通要道。集兵于此，進可扼守武夷山隘道，防備閩越的反抗，退可掌控贛鄱水運交通，確保軍需物資的轉運安全。”南壄之界”地處贛江上游、大庾嶺北端，是南越出入南嶺口的通道。馀汗和南壄皆屬漢初設立的豫章十八縣之列，故《淮南子》稱：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其中南至豫章”顯然是指戍守或轉運軍需物資于漢時豫章境內(nèi)。可以想見，當時秦軍的糧草物資經(jīng)由贛江水道運集于此，再拓寬大庾嶺山路運抵南越，最后在今廣東南雄沿溱水（今北江）南運而至番禺。從此，原有的贛江天然水道與新開辟的大庾嶺山道連成一體，成為秦漢以降中原進入嶺南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因而，西漢立國之初，立即從原九江郡析出豫章郡，轄18縣，使今天江西省區(qū)的規(guī)模初步奠定。

二

豫章郡背依西山，面向彭蠡，“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所轄范圍“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在西漢建立之初，因趙氏南越國尚在漢境之外，閩越、東甌又時懷異心，豫章郡東連閩、南通粵的交通地理位置，特別是“控蠻荊而引甌越”的邊防戰(zhàn)略地位，很快凸顯出來。

西漢前期，百越地區(qū)形勢錯綜復雜，南越、閩越、東海三個王國雖然都接受了漢朝的冊封，向漢朝通使稱臣，但各有割據(jù)一方之野心。漢初采用羈縻政策，對其加以籠絡，勉強維持南疆穩(wěn)定。漢武帝親政后，依靠70多年積累起來的強盛國力，對南越、閩越實施打擊，徹底粉碎了南越相呂嘉、東越王（由閩越分出）余善的叛亂，使百越之地盡入漢朝版圖。

關于這次征戰(zhàn)，史書載曰：

“元鼎五年秋，衛(wèi)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fā)夜郎兵，下洋柯江：咸會番禺。

“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狹，破石門，得粵船栗，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shù)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后期，與樓船會乃有千余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仆上書愿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乃遂發(fā)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nóng)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余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仆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fā)兵距嶺，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shù)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榬終古斬徇北將軍······”

以上記載表明，在漢武帝用兵南越、閩越的過程中，豫章郡始終起著橋梁和橋頭堡的作用。水陸交通比秦代更為暢通。這次南征漢軍的主力依然是樓船士，出豫章的主帥楊仆稱樓船將軍，出桂陽的主帥路博德稱伏波將軍。這兩支大軍的樓船，據(jù)王謨考證，都是廬江郡尋陽縣（治今湖北黃梅西南）建造的，其依據(jù)當是《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樓船官。”尋陽位于鄱湖、江水之濱，“無事則資其彈壓，有事則易為調(diào)撥。漢制御越，此為要策”。所造樓船可經(jīng)過鄱陽湖而入贛江，溯江而至大庾嶺下，再過橫浦關進入嶺南。從作戰(zhàn)進程看，楊仆軍與路博德軍同時出發(fā)，但楊仆軍進展迅猛，在連破尋陿、石門之后，路博德的先頭部隊1000余人才遲遲趕到，可見從豫章至嶺南番禺的道路更為順暢，楊仆因此役而出盡風頭，其侯功便是“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椎鋒卻敵”。

平定南越的戰(zhàn)爭之所以順利，當然是與漢朝準備充分密切相關的，據(jù)載，“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zhàn)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huán)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織加其上，甚壯”。有意思的是，有人稱：漢武帝寶（元）鼎二年，立豫章宮于昆明池中，作豫章水殿。”又有說，漢武帝時，曾命人在長安昆明湖制造“可載萬人”的大船，并以“豫章”命名。長安昆明池主要是用來演練水戰(zhàn)。如果這兩處記載可信，則豫章可能不僅僅是樓船的集結和修繕之地，還是供應點之一。

在鎮(zhèn)壓閩越叛亂的戰(zhàn)爭中，豫章郡就不光是漢軍集結和后勤補給地，還是前線和戰(zhàn)場這次戰(zhàn)爭打響前的屯兵點多在江西，幾個重要戰(zhàn)場如白沙（今江西都陽西）、武林（今江西余干東北）、梅嶺也在江西境內(nèi)。

因而，豫章郡在漢初的地位一如秦代的江西地區(qū)，且在交通、邊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上升。秦代江西之地尚無郡級政治中心，縣級機構也寥寥無幾，秦征百越屯兵于馀汗、南壄，主要是依托這里的自然條件。豫章郡的設置，使?jié)h初南疆有了一個郡級政治中心和邊防重鎮(zhèn)。今人論著每言“南昌”之意，必說“昌大南疆”或“南方昌盛”，不論其出處何在，是否建城時取名之本意，考察漢初閩、粵、贛形勢，結合“南昌”字義，得出這一結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漢書·地理志》云：“新淦，都尉治。”新淦，治今江西樟樹市，位于南昌城西南約80公里的贛江中游地段。西漢都尉一般與太守同治郡城，大概因豫章郡域呈狹長形狀，而郡治又稍偏北方，作為與南越、閩越相鄰的邊郡，不利于對南方的軍事行動，故而設都尉于新淦，是為邊防需要考慮的。再從縣級機構設置來看，秦征百越時的兩個集兵點馀汗、南壄皆升級為縣，其邊防意義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又在通往閩西北的貢水邊上新設雩都縣（治今江西于都東北），在章、貢交匯附近的河套上新設贛縣，還在贛與新淦之間贛水旁增設廬陵縣。這樣布局固然有經(jīng)濟、人口等社會因素，但東控閩越、南制南越的軍事意圖也是很明顯的。故王謨所言“蓋秦漢之世，豫章尚為邊郡，而漢制羈縻蠻越，多在此處”，是有其道理的。當然，如果將“秦漢之世”改為“秦與漢初”應該更為貼切，因為兩越滅亡后，豫章邊郡的地位就不復存在了。

漢武帝平定南越、閩越之亂后，分布廣泛的百越諸族發(fā)生分化，原南越國統(tǒng)轄下的諸越如南越、西甌、駱越等逐漸融入南蠻和西南夷，而閩浙贛越人則除部分繼續(xù)生活在邊遠山區(qū)外，基本納入漢朝的直接統(tǒng)治之下，漢越之別在逐漸縮小。江西地區(qū)雖然在較長時間內(nèi)還屬“江南卑薄之域”，但已不是邊防地帶了。此后漢朝歷經(jīng)變更，由強盛到衰落，由王莽改制到帝國覆亡，又由光武中興到軍閥紛爭。其間帝國周邊多有不寧：北方匈奴、鮮卑相繼為敵，西邊羌族長期反抗，西南中南蠻夷時而暴動，唯獨東南地區(qū)相對安定，豫章郡境尤顯平靜。即使在兩漢之際的戰(zhàn)亂時期，也只有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涉及江西。所以，江西獲得了平穩(wěn)發(fā)展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變化：

一是人口增長提速。豫章郡人口統(tǒng)計數(shù)由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67462戶、351965口增至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406496戶、1668906口，人口數(shù)凈增1316941口，增長率374%，年增長率11.3%。

二是經(jīng)濟地位上升。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調(diào)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陽、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李賢注曰：“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永初七年九月，“調(diào)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贍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兩次南糧北調(diào)的時間相隔只有六年，表明這時的江西，糧食產(chǎn)量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不僅能夠養(yǎng)活迅速增長的本土人口，而且有能力輸出租米。

三是縣級機構增多。豫章郡由西漢時的18縣增至東漢時的26縣。

四是人文影響擴大。秦漢之際，已有番令吳芮響應陳勝、吳廣，“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漢初受封為長沙王西漢后期，南昌尉梅福，雖非豫章籍人，卻因朝廷腐敗多次上書指陳未果后，辭職隱居于當?shù)兀瑐涫芎笕司囱觥Ｆ浜笤フ虏趴「遣粩嘤楷F(xiàn)，何湯、程曾、唐檀、徐稚、陳重、雷義等因品行、才學聞名于世，其中徐稚（字孺子）更受世人推崇，“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歷代傳為佳話。

三

東漢后期，外戚、宦官的輪流專權，使皇權低落，統(tǒng)治黑暗，社會矛盾激化，導致黃巾大起義的爆發(fā)。中央力量的弱小使其不得不借助日益坐大的地方州郡勢力和遍布全國的私家豪強武裝，共同鎮(zhèn)壓黃巾軍然而，隨著黃巾軍的失敗，中央政權制御全國的力量加速喪失，地方州郡長官及豪族武裝趁機擴張勢力，軍閥混戰(zhàn)全面爆發(fā)。

在群雄逐鹿過程中，中原地區(qū)成為袁紹、曹操兩強爭奪的目標，其他軍閥無力插足，紛紛向周邊地區(qū)尋求安身之處。于是，一些偏離中原的州郡戰(zhàn)略地位陡然上升，成為各股勢力注目之地，豫章郡便是其中之一。先后染指豫章的是世族出身的大軍閥袁術、揚州刺史劉繇、豫章太守華歆、廬江（治今安徽江西南）太守劉勛（袁術任命）和繼承父業(yè)的孫策。其中，孫策是江淮以南唯一具備霸王氣質(zhì)的人物，史稱：“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獻帝初平二年（191年），17歲的孫策繼承亡父孫堅遺業(yè)，勢孤力單，投靠父親當年的盟友袁術。雖屢遭其欺壓蒙騙，卻忍氣吞聲，繼續(xù)奮力破敵，勢力從無到有逐漸擴充。袁術稱帝前后，孫策與其關系從疏遠到徹底決裂，先后攻占吳郡、會稽、丹陽，并以此三郡為腹心，尋求開創(chuàng)江東基業(yè)的方略，因而也把戰(zhàn)略目標鎖定在鄰郡豫章。

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智勇角逐，孫策勝出，控制了揚州六郡除九江（治今安徽陰陵）外的吳郡、會稽、丹陽、豫章和廬江五郡，初步奠定了東吳立國的根基。

孫策遇刺身亡后，孫權遵其遺言，放棄原定偷襲許都、逐鹿中原的計劃，確立了“保江東”、“觀成敗”的戰(zhàn)略方針，其重點是鞏固已有成果，確保江東穩(wěn)定。按照這個方針，孫權開始對丹陽、吳、會稽、豫章、廬陵和廬江六郡進行全面開發(fā)和治理，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使用武力將國家編外人口山越驅逐出山，以增加孫氏政權所控制的人口，即所謂“分部諸將，鎮(zhèn)撫山越”。

孫氏擁有的揚州諸郡正是原閩越、東越活動區(qū)域。自漢武帝平定閩越之亂、遷徙東越部眾于江淮之間后，東南地區(qū)的越族基本內(nèi)化，成為漢朝編戶，漢越之間的民族界限越來越淡薄，許多郡縣控制范圍內(nèi)的居民已逐漸消除了民族隔閡。但仍有一些越人繼續(xù)居住在山區(qū)，過著與世隔絕的化外生活。因此，《后漢書》中已見不到“百越”或“東越”、“閩越”等有關越族的記載，直至東漢后期靈帝建寧二年（169年），也只發(fā)生過一次“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的事件，這也是《后漢書》關于山越的唯一記載

所謂“山越”，胡三省作過很好的詮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胡氏所說的山越，當是編外越人的后裔，是孫權鎮(zhèn)撫的主要對象。隨著孫氏江東政權勢力范圍的擴張，與山越的沖突與日俱增，且經(jīng)久不息，猶如捅破了馬蜂窩，驅之不散，殺之不絕。在今江西境內(nèi)，各種暴動也是頻頻發(fā)生，如：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孫權傳》：“（建安）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范平都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賀齊傳》：“（建安八年）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shù)任迦耍矢魅f戶，連屯漢興，吳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同出余汗。軍討漢興，經(jīng)余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余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于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陳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建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賀齊傳》：“（建安）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余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余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張昭傳》：“（建安十八年）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凰等于南城。”

《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建安十九）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余皆釋放，復為平民。”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賀齊傳》：“（建安）二十一年，都陽民尤突受曹公印，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shù)千，余黨震服。”

《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潘璋傳》：“潘璋······遷豫章西安長······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yè)。”

從上述記載看，江西境內(nèi)的暴動事件主要集中在贛北、贛東北和贛中地區(qū)，波及鄱陽、尋陽、余干、樂安（今樂平）、上饒、西安（今武寧）、建昌（今奉新）、海昏、南城等縣。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是秦漢時期開發(fā)較早、郡縣建置相對密集、經(jīng)濟文化相對發(fā)達的地區(qū)，土著越人已基本漢化，為何會突然冒出如此之多的山越？而贛南、贛東南郡縣建置疏散、經(jīng)濟文化落后的地區(qū)反而相當安靜，直至東吳立國后增置數(shù)縣，亦少見山越群起反抗？對于這個問題，應從多方面去認識。

首先，孫氏鎮(zhèn)撫山越是其“保江東”、“觀成敗”戰(zhàn)略的重要步驟，目的在于擴大人力資源，使“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增加賦稅收入，增強戰(zhàn)爭動力。這必然會破壞山越的社會秩序，招致他們的反抗。因此，并非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而是孫氏政權的逼迫導致他們的反抗。策略用得好，他們是不會起來反抗的，如諸葛恪曾采取懷柔策略，使丹楊山越自動出山，“去惡從化”成為平民，即可為證。

其次，漢末以后的山越成分復雜，“山越”是一個泛稱，并非全是山中越人，誠如有些學者分析的那樣：

“三國時期史書中所說的山越，也并非一個民族的名稱，而是一個地理名詞，即指那些居住在古代越人分布地區(qū)的山民，他們的成分為同化在漢人中的古代越人的后裔和因逃避賦役與避罪而入居山區(qū)的漢民及其后裔。”

“夫越之由來亦舊矣。乃終兩漢之世，寂寂無聞，至于漢魏之間，忽為州郡所患苦、割據(jù)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驟盛，乃皆亂世，民依阻山谷，與越相雜耳。其所居者雖越地，其人固多華夏也。”

但應該強調(diào)的是，史書記載的系列山越暴動中，真正意義上的山越可能只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他們的反抗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是被人利用的。如：早在孫權全面進剿山越前，袁術就曾暗中籠絡丹陽宗帥陵陽人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太史慈在歸附孫策前，也曾“大為山越所附”，與孫策抗衡。

第三，《三國志》中所記載的“好為叛亂，難安易動”者，更多的并非山越，而是那些被“宗帥”利用去對抗孫氏政權的漢人或早已漢化的越人后裔，他們曾是漢朝編戶，但天下大亂，已擺脫戶籍約束，不愿再去服役納稅，所以容易被煽動。如《三國志·太史慈傳》稱：“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耳，發(fā)召一人，遂不可得。”正好說明了這個問題。《三國志·諸葛恪傳》所載“雖前發(fā)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也能證明這一點。

第四，江西境內(nèi)歷次反抗事件，幾乎全由“宗帥”、“民帥”發(fā)動，其中有名有姓的就多達十余人，如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吳五、鄒臨、尤突、彭綺、吳遽、彭虎、董嗣等。這些所謂“宗帥”用的幾乎全是漢族姓名，因此可以斷定他們不是山越，而是漢人或已完全漢化了的越人后裔。又從他們聚族而居，控制宗民成千上萬，“別立宗部，阻兵守界”等行跡來看，已與東漢時代的“兵長大姓”、“強宗豪右”十分相似。正是他們不想把依附于自己的人口拱手讓給孫權，才挑動宗民、利用山越，對抗孫權。豫章郡因開發(fā)晚，起點低，豪族勢力尚未形成，所以，永和五年（140年）人口統(tǒng)計時，少有豪強隱戶，人口數(shù)字較為真實，人口絕對數(shù)和增長率都在全國各郡中名列前茅。而漢末以后，隨著豪族勢力的興起和發(fā)展，隱匿人口日益增多，因而西晉太康初年（218年）的戶口統(tǒng)計，江西7郡的戶口數(shù)大大減少。這種不合情理的人口變遷狀況，正反映了江西豪族勢力興起較晚的事實。

總之，漢末孫氏政權境內(nèi)山越的反抗，原因是復雜的。孫氏政權的逼迫，山越、“平民”抗稅抗役，“宗帥”從中煽動、利用，都是重要因素。而宗帥的作為往往具有主導性。贛北、贛東北和贛中地區(qū)之所以成為山越“重災區(qū)，是因為當?shù)亍白趲洝眲萘σ寻l(fā)展起來；贛東南和贛南地區(qū)缺乏這個因素，也就失去了對抗政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山越事件看起來是下層民眾反抗壓迫、奴役的斗爭，實質(zhì)上反映的是豪族勢力與政府爭奪民力的矛盾和沖突，同時，也可視為漢末江西地區(qū)發(fā)展加速的一個表現(xiàn)。

通過對山越的鎮(zhèn)撫，孫權加強了江西境內(nèi)的政區(qū)建設，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原有豫章郡、廬陵郡（建安四年孫策置）基礎上，再設鄱陽郡，使贛北、贛中北、贛中南都有了郡級機構，縣級機構亦隨之增加，達到36個，三國鼎立后又增至6郡58縣。從此，江西成為東吳政權頗為倚重的軍事、經(jīng)濟重地，且在兩晉南朝時期得到更大的發(fā)展。

作者：盧星

來源：《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6期

選稿：耿 曈

編輯：耿 曈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汪鴻琴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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