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李斯老師談“沙丘之謀”的歷史書寫及相關問題

本文轉自“先秦秦漢史”，載孫兆華、邱文杰、王澤主編《業帝：秦興亡史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題作——“沙丘之謀”的歷史書寫及相關問題——以《史記》與《趙正書》的敘事異同為中心，以刊出本為準。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摘要

位于今河北廣宗境內的沙丘平臺，不僅是燕趙區域文化的一處代表遺址，而且是歷代帝王行跡的歷史見證。“沙丘之謀”在傳統歷史書寫中被描述為一場“政變”，但有關觀點受到新近刊布的部分簡牘材料的挑戰。傳世文獻與新出簡牘有關“沙丘之謀”的歷史敘事呈現明顯差異，其原因可能源自秦漢時人對秦始皇與秦政的評價標準的不同，也體現執政理念與政治文化的變化。李開元先生首倡“3+N”的歷史學知識構成論對于理解《史記》與《趙正書》中有關“沙丘之謀”的不同歷史敘述有重要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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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今河北廣宗境內的沙丘平臺，不僅是燕趙區域文化的一處代表遺址，而且是歷代帝王行跡的歷史見證。其中尤為治秦漢史學者所熟知的，當屬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途中“崩于沙丘”，由此引發秦王朝統治階層一系列的復雜政治斗爭和劇烈政治動蕩，秦帝國也迅速由盛轉衰，直至二世而亡。傳世文獻與新出簡牘有關“沙丘之謀”的歷史敘事呈現明顯差異，其原因可能源自秦漢時人對秦始皇與秦政的評價標準的不同，也體現執政理念與政治文化的變化。

01沙丘：見證帝王末路的歷史舞臺

位于今河北廣宗境內的沙丘平臺，不僅是燕趙區域文化的一處代表遺址，而且是歷代帝王行跡的歷史見證。《史記·殷本紀》可以看到“帝紂”對于沙丘的經營，“沙丘苑臺”也成為歷史上著名的“酒池肉林”故事的演出舞臺：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1］

關于“沙丘苑臺”的具體地理信息，《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2］客觀地說，帝紂并非無能之輩，卻最終身死國滅，與其自負才力“矜人臣以能”“好酒淫樂”等荒唐行為不無關系。《史記·殷本紀》在引述“為長夜之飲”等荒淫行為之后，又提到由此導致的惡劣政治影響：“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帝紂濫用刑罰、任人唯親等不當舉措，甚至引發“殷人弗親”和“諸侯以此益疏”等嚴重后果。帝紂“益廣沙丘苑臺”“皆為離宮別館”等行為固然是其聰明才智的表現，但其實暗中敲響了滅亡的喪鐘。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后世對于“帝紂”的歷史功績及其評價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子貢就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三代以降，歷代典籍不乏對于商紂王荒淫無道、終以此覆國的負面評價，相關經驗及其教訓也成為統治階層的歷史鏡鑒。顧頡剛曾對有關殷紂之惡七十事詳加考證，認為在《尚書》中殷紂之罪僅有六條，其中“最大罪名是酗酒”，由此罪名逐漸延伸擴展，至西漢“他的罪惡的條款因年代的更久遠”而“層累”到二十二條，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再新增十條，殷紂之罪行簡直“已經充類至盡”，由前至后，計達七十條之多。［3］他指出“紂之不善”“天下之惡皆歸焉”的歷史形象建構其實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層累”過程，值得相關研究者予以重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西漢時“中山地”民風：“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后宮，遍諸侯”。［4］司馬遷筆下“中山地”“相隨椎剽”“作巧奸冶”等不良風習，以及女子憑借“游媚富貴”以“入后宮”“遍諸侯”等社會現象，似乎都隱約透露出與“沙丘紂淫地余民”的歷史淵源。至西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也說“紂自朝歌北筑沙丘臺”，導致“至今民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余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5］《太平寰宇記》述及衛州風俗，引《十三州志》云：“朝歌，紂都，其俗歌謡，男女淫縱，猶有紂之余風存焉。”［6］可知漢宋間人對于“紂之余風”間接作用于趙地民風民俗的歷史認識，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層累”說的影響。

商紂王覆亡之后，又一位在沙丘留下歷史印跡的是戰國雄主趙武靈王。《史記·趙世家》記載了趙武靈王“餓死沙丘宮”的悲劇故事：

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主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 “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后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餓死沙丘宮。［7］

以“胡服騎射”著稱，勇武過人的趙武靈王在安排繼承人問題上卻頗為幼稚，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深謀遠見。秦漢以降，多以此為鑒。《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載范睢說秦昭王：“李兌管趙，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8］關于一代雄主趙武靈王悲劇人生的謝幕原因，后世多歸結為其廢長立幼，用人失察。《史記·趙世家》又說：“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后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9］趙武靈王因寵愛吳娃而立其子，卻又對故太子心有愧疚，“欲兩王之”的猶豫心態或許才是“父子俱死”“為天下笑”的深層原因。西漢劉向《列女傳》卷七《趙靈吳女》也有論說：

主父游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余，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10］

所謂“不善之從內出也”語意似更近于因“宮內”爭權奪利、廢長立幼等“內亂”而導致“不善”后果發生。《后漢書?文苑傳上》也可見東漢文人對于“趙靈沙丘”的評述：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后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后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襃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11］

值得注意的是，東漢崔琦所作《外戚箴》明確把“妲己亡殷”與“趙靈沙丘”相提并論，或許不僅是有感于現實政治問題的急切，同時也反映出沙丘在漢代政治文化中的獨特象征意味。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史的書寫中，沙丘既是昏君縱欲的代表性意象，也象征著君王折戟沉沙的傷心之地。”［12］這一歷史認識既切合事實，又富于啟示意味。

02秦始皇“崩于沙丘”與帝國局勢動蕩

秦始皇晚年癡迷求仙，巡游無度，不僅因此積勞成疾，而且竟然在途中“崩于沙丘”。《史記·秦始皇本紀》對此記載較為詳細：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辒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辒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13］

對于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平臺”的具體地理位置，徐廣注：“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余里。趙有沙丘宮，在巨鹿，武靈王之死處。”《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14］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途中“崩于沙丘平臺”，不僅直接導致“秦帝國最高執政者繼承人選擇”的政治局勢動蕩，［15］而且引發足以影響秦帝國發展態勢乃至后世歷史進程的“沙丘之謀”事件，《史記·蒙恬列傳》記載道：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并海上，北走瑯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

是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16］

有學者提出，趙高、秦二世等人“沙丘之謀”后對宗室、大臣的清洗，是繼秦始皇“焚書坑儒”后的又一次大規模對秦王朝精英人才的逆淘汰，經過這一波逆淘汰，“秦朝體制內的幾乎所有精英人物，從睿智賢明的皇位繼承人、最忠心皇室的嬴氏兄弟姊妹，到眼界高遠、謀略出眾的政治干才，再到智勇兼備、戰勝攻取的軍事將領，無不被淘汰出局”，“秦朝的滅亡之勢已經不可逆轉了”。［17］

“沙丘之謀”或許由于其特殊的隱秘色彩被后世貼上“陰謀論”之類的標簽，“沙丘之變”也成為漢代以降史官文士筆下值得警醒的歷史鏡鑒。《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載“廣陵思王荊”在光武帝“崩”后所作蘊含謀逆圖謀的“飛書”：“愿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李賢注：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于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18］《后漢書·李固列傳》載沖帝崩逝后，梁太后以地方強盜橫行，“恐驚擾致亂”為由“欲須所征諸王侯到乃發喪”，但李固等人為避免“沙丘之謀”重演而斷然提出反對意見：“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極力主張推遲發喪是“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甚至可能導致“亡國”的嚴重后果。“太后從之，即暮發喪”，一定程度上使得東漢王朝免于重蹈“沙丘之變”覆轍。［19］《晉書·段灼列傳》也說秦始皇“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娛，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對于“速秦之禍”的具體原因，明確指出是“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或許也體現出“沙丘之謀”與“沙丘之變”足為最高統治者戒懼的歷史認識。［20］唐人韋楚老《祖龍行》：“黑云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干，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如果拋開文學上的夸張與渲染色彩，可以看到“祖龍一夜死沙丘”實際與“秦家天地如崩瓦”確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唐人羅隱《秦紀》：“長策東鞭極海隅，黿鼉奔走鬼神趨。憐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間有死無？”雖未直接提及“沙丘之謀”，但似乎也隱約流露出人事未盡，卻偏信鬼神的負面評價。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經沙丘，或許與其“姓趙氏”有一定聯系。至于其是否了解趙武靈王因廢長立幼而導致“內亂”的悲劇故事，已難于確知。但其“崩于沙丘”所引發的帝國統治階層與政局劇烈動蕩，卻又是殷鑒不遠，發人深省。黑格爾《歷史哲學》寫道：“人們慣于以歷史上經驗和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么，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這段話后來常被簡化成：“人類從歷史當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杜牧《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其中蘊含的思辨光芒與歷史眼光又是發人深省的。

03《史記》與《趙正書》的敘事異同

有關“沙丘之謀”的傳世文獻記載，主要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李斯列傳》，相關文字或有些許差異，但其基本敘事框架并無二致。因此，“沙丘之謀”在傳統歷史書寫中就被描述為一場“政變”，秦二世胡亥即便不是有心“陰謀篡位”，也難免“得位不正”之嫌。歷代學者于此多有闡釋發揮，綿延千載，幾成定論。然而，上述觀點受到新近刊布的部分簡牘材料的挑戰，最具代表性的當屬2013年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現的“秦二世元年甲午詔書木牘”和2011年公布的北大漢簡《趙正書》。時賢對此已多有研究，無疑將豐富和深化學界關于“沙丘之謀”及其具體細節的歷史認識。

據相關整理者介紹，《趙正書》主要內容記述從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之死，到秦二世繼位后誅殺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國這段歷史過程中，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嬰的言論活動，是一篇以對話為主要內容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趙正書》的重點并不在于記載歷史事件本身，而是以較大篇幅描述秦始皇臨死前與李斯的對話、李斯被害前的陳詞以及嬰的諫言等，并偶有作者的感言，似為一種“以史為鑒”的敘事方式。《趙正書》內容與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李斯列傳》、《史記·蒙恬列傳》等記載部分相似，有些內容可對讀，但兩者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其成書年代可能在西漢早期。［21］《趙正書》的部分內容與《史記》中的某些記載相似，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記載上又存在較大差異。例如胡亥即位是始皇遺命，而非《史記》所說的陰謀篡位。

昔者，秦王趙正出游天下，還至柏人而病，病篤，喟然流涕長太息，謂左右曰：“天命不可變歟？吾未嘗病如此，悲……”……而告之曰：“吾自視天命，年五十歲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歲矣。吾當以今歲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變氣易命，不可于歟？今病篤，幾死矣。其亟日夜輸趨，至白泉之置，毋須后者。其謹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復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勝大臣之紛爭，爭侵主。吾聞之：牛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爭，齊民苦。哀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

丞相臣斯昧死頓首言曰：“陛下萬歲之壽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產也，去故下秦，右主左親，非有強臣者也。竊善陛下高議，陛下幸以為糞土之臣，使教萬民，臣竊幸甚。臣謹奉法令，陰修甲兵，飭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祿。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勢有周室之義，而王為天子。臣聞不仁者有所盡其財，毋勇者有所盡其死。臣竊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見疑如此，臣等盡當戮死，以報于天下者也。”

趙正流涕而謂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后。”王曰：“可。”

《趙正書》所言始皇臨終時命群臣“議所立”，并且對“請立子胡亥為代后”予以明確認可。湖南益陽兔子山出土的“秦二世元年甲午詔書”木牘明言秦二世“奉遺詔”即位：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然而，關于《史記》與《趙正書》記載不同之處，整理者已經有所發現，也得到研究者的一定關注。例如：《史記》與《趙正書》所說秦始皇生病處不同；《史記·秦始皇本紀》稱此次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趙正書》則記載去疾為御史大夫，并與之同行，還與李斯共同建言立胡亥為太子；《史記·蒙恬列傳》記載趙高及胡亥欲殺蒙氏兄弟，趙高之讒言及蒙氏兄弟的反駁陳詞均不見于《趙正書》，《趙正書》所載子嬰諫言篇幅則更長一些；《史記·李斯列傳》所載其獄中上書與《趙正書》雖大致相似，但也有一定出入；《史記·秦始皇本紀》載趙高為子嬰誘殺，《趙正書》卻說其為將軍章邯所殺。面對傳世文獻與出土簡牘關于“沙丘之謀”記載的明顯抵牾，學者眾說紛紜，有的提出或可據此改寫秦末政治史，有的質疑“沙丘之變”發生的真實可能性，有的建議重新評價李斯、胡亥等人的是非功過。值得重視的是，有學者基于史料的可靠性原則提出，《趙政書》的“性質是史書還是子書乃至于小說家言”不清楚，“似乎歸屬于小說家言的可能性更高”。［22］因此不能僅僅憑借兩條新出簡牘的部分敘述就徹底否定《史記》等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類似這樣審慎的處理意見，值得相關研究者予以充分重視。

04“3+N”的歷史世界

李開元先生首倡“3+N”的歷史學知識構成論對于理解傳世文獻與出土簡牘中有關“沙丘之謀”的不同歷史敘述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指出：“歷史學的三個基礎世界可分為第一歷史（史實）、第二歷史（史料）和第三歷史（史書），當然還可據此衍生出更多的歷史世界，但總體歷史真實程度呈現不斷降低的趨勢。”［23］有關“沙丘之謀”的歷史真相，可以視為“史實”（第一歷史）；出土簡牘《秦二世元年甲午詔書》等記載，可以視為“史料”（第二歷史）；傳世文獻有關“沙丘之謀”的記載，可以視為“史書”（第三歷史）；其余衍生作品（文學、故事類等），可以視為第四、第五歷史……等等。循此邏輯，漢代對于秦政與秦王朝的追述與評價，如“焚書坑儒”“沙丘之謀”與“沙丘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似乎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解說。

《趙正書》載秦始皇“病即大甚”之時復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云云似不應出自始皇之口。《史記·秦始皇本紀》：“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其議帝號。”后經始皇親自裁斷，確立“皇帝”作為至高無上的專用稱謂。值得注意的是，《趙正書》所載“丞相臣斯昧死頓首言曰”“陛下萬歲之壽尚未央也”等語明顯不符合“皇帝”一詞的特有語境。“萬歲”本為先秦兩漢時人常用語，人臣亦可稱“萬歲”，或為慶賀祝頌之詞，或為帝王死之諱稱，但似乎尚未發展到專指皇帝。《戰國策·齊策四》：“（馮諼）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趙翼 《陔馀叢考·萬歲》：“蓋古人飲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為慶賀之詞，猶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后乃遂為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為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漢晉以降，帝王亦言“萬歲”，但多為死之諱稱。《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后吾魂魄猶樂思沛。”《史記·梁孝王世家》：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后，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因此，臣下當面稱始皇“萬歲之壽未央”，恐怕已觸犯“始皇惡言死”的忌諱，更顯出“吾霸王之壽足矣”等語的令人費解之處。

漢代以降有關“沙丘之謀”的敘事不僅帶有明顯神秘主義色彩，甚至多有牽強附會之舉。其原因可能與漢代儒學取得“獨尊”地位后，對于秦王朝的貶抑更多出于儒生之手有關。據整理者初步研究，《趙正書》抄寫年代當晚于西漢文景至武帝早期，大致為武帝后期或昭帝時期，即西漢中期。其不以秦為正統意味明顯，或許不僅由于秦二世而亡“去帝號”，也反映出西漢以降對秦始皇與秦政的評價存在一定偏差。有學者以為，《史記·秦始皇本紀》原篇名或應題為：《史記·秦始皇帝本紀》，［24］這與《趙正書》的命名指導思想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處。《論衡·實知》寫道：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后，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圣人后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歲之驗也。

其中有關秦始皇與“沙丘”的敘述，在東漢以來流行的緯書中或許已存在雛形：“驅除名政，顛倒吾衣裳，坐吾曲床，濫長九州島，滅六王，至于沙丘亡。”［25］《異苑》也說：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飱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于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冢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群小兒輦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姑且不論有無必要，秦始皇是否曾因“取諸經傳”而“發孔子墓”已難以確知，但將其至沙丘而亡視為“坑儒焚典”的直接惡果，卻比較明顯地出于后世儒生的義憤與建構。尤為可笑的是，作者竟然望文生義地將“沙丘”理解為“小兒輦沙為阜”。后世六朝小說則基本繼承了這一敘事邏輯與基本框架：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漿，唾吾裳；餐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啟，遂見此謠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及東游，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為阜，問之：“何為？”答云：“此為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將秦始皇描繪為一個“焚書坑儒”“發孔子墓”的文化專制暴君，卻又恰巧合于孔子“遺書”“得病而亡”于“沙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漢以降經學日益陷入神秘化和瑣碎化的發展趨勢。總之，從“3+N”的歷史視角而言，“沙丘之謀”中心人物的言辭和活動已經消逝，后人不復得見，只能從殘存的史料加以推測和復原。“第一歷史”的真相可以不斷逼近，但不可能完全達到。傳世文獻如《史記》的史源構成可能較為復雜，在沒有更多資料以供參證的情況下，需要審慎地對待傳世文獻與出土簡牘的相關記載。傳世文獻也包含“史料”，未必都應將其視為“史書”。同時，經科學發掘和整理的出土簡牘固然可能包含更多“史料”，但也不宜一概而論。從歷史書寫和敘事風格來看，《趙正書》似乎很難稱之為“史料”，而是帶有戰國秦漢子學特點的子書或“語”書。其中關于“沙丘之變”的敘述，總體可信度不如《史記》，恐怕更多地反映了西漢時人對“沙丘之變”的歷史認識。秦二世“奉遺詔”即位或有一定歷史根據，有學者以為此事與《史記》記載存在抵牾的看法，或許還可以再斟酌討論。《趙正書》有多處文字與《史記》存在抵牾，其用語也不合秦代習慣，出于西漢時人的追述可能性更大。雖有一定史實記載作為根據，但本質上仍屬于文學上的加工再創造。《趙正書》某些記載可能與《史記》有大致相同的史源，但其確切成書年代應當不太可能早于《史記》。

注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項目批準號14ZDB028）、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秦漢出土文獻所見湖南物產與飲食文化研究（17YBQ108）和湖南省教育廳優秀青年項目“七十年來湖南出土簡牘與湖湘文化地理研究”（21B011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