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毛主席為何批評陸定一：應該多宣傳方志敏，少宣傳瞿秋白

1962年初夏，香港皇后大道的舊書攤上悄悄出現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瞿秋白傳》。不到兩周，中央的情報渠道便把這本書送到了北京西郊某間辦公室的案頭。幾天后，毛主席召見陸定一，說出一句后來頻頻被引用的話：“宣傳口要學會取舍，方志敏可以多講，瞿秋白還是少講為好。”一句話，隨即在中宣部內部激起不小的漣漪。

先看背景。1949年以后，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塑造新中國的精神豐碑。1950年代前期，瞿秋白的名字在教科書、文藝作品里出現并不算少，尤其《多余的話》被當作“獄中文獻”偶爾引用。1959年廬山會議后，中央對文藝導向逐漸收緊，“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成為關鍵詞。與這一基調相比，《多余的話》里略帶悲觀的自我解剖顯得并不合拍，卻一直沒有被系統歸置。香港版本的突然流行，讓高層不得不重新考量。

對話發生在中南海勤政殿的西廂房。毛主席翻著那本《瞿秋白傳》，不時搖頭。“這篇《多余的話》，我真看不下去。”他停了一下，抬頭問陸定一，“宣傳上究竟要樹立什么樣的榜樣？李秀成還是陳玉成？瞿秋白還是方志敏？”陸定一答得很謹慎：“主席的意見，我們馬上研究。”這段簡短的交談，后來在中宣口相當有分量。

方志敏與瞿秋白，兩位烈士的犧牲僅隔幾個月；前者寫下《可愛的中國》，字里行間滿是“大地回春”的豪情，后者留下《多余的話》，自嘲“平凡的文人”“懦弱的書生”。同樣的鐵窗背景，不同的文字氣質，影響并不一樣。建國之初急需的是昂揚向上的情緒動員，而不是沉郁的個人沉思，這便是毛主席強調“多宣傳方志敏”的最直接原因。

再往前追溯，瞿秋白的歷史功績不容否認。1927年至1930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召開“八七會議”，參加莫斯科的六大，還和周恩來一起糾正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可惜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被米夫、王明擠出核心。1935年9月，福建長汀刑場的槍聲結束了他的生命。《多余的話》寫于此前的獄中，屬于個人絕筆；既無政綱，也無斗爭策略，在許多讀者看來難免顯得消極。毛主席對文章內容不以為然，從宣傳策略層面，他更擔心悲觀文字的擴散削弱大眾信心。

方志敏的軌跡同樣壯烈。1934年底被俘后，他在囚車里夾帶了不止一份手稿。《可愛的中國》通篇昂揚，最后一句“我相信光明必會到來”被許多青年抄在日記本上。1949年以后，這篇文字配合戰俘營改造、青年團學習，效果立竿見影，連基層干事都說“讀完渾身有勁”。對比之下，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我只要休息，休息，再休息”，顯然與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氛圍相左。

還有一個往往被忽視的細節。1962年正是國民經濟困難后調整的關鍵節點，中央需要重新凝聚信心。在此背景下，任何可能放大悲觀心理的作品都會被謹慎對待。換言之，毛主席的批評不僅是個人品味，更是政治判斷。可以想象，如果那一年在城市里大規模宣傳一個寫有“對革命心灰意冷”字句的獄中文稿，對于恢復生產、安定情緒的幫助幾乎為零。

“為什么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毛主席拋出的這個類比，同樣指向宣傳導向的問題。太平天國后期，李秀成自述中對失敗作了沉痛反思，文字別具價值，但如果只強調“自責與懊悔”，就無法塑造革命勝利者的氣魄。宣傳口需要的，是陳玉成那股“不到長江誓不回”的沖鋒姿態。延伸到無產階級革命史，方志敏顯然更接近陳玉成式的形象。

至于《多余的話》真偽問題，在1960年代初還沒有最終定論。香港版本的附錄聲稱“全文出自瞿秋白親筆”，但未附原件。大陸學者遍查福建和南京的舊檔，得不到確鑿手稿。于是，一邊是“真實性存疑但已流行”，一邊是“基調消沉且被敵人利用”。在毛主席看來，這已經足夠構成“少宣傳”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未否認瞿秋白的歷史貢獻。1945年《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就已作出肯定結論，這在1962年并沒有被推翻。爭議集中在“怎樣宣傳”而非“是否紀念”。陸定一隨后在機關會議上提出：瞿秋白的理論功績可放在學術研究領域，面向大眾媒介則重點推出方志敏、董存瑞、黃繼光，這樣才能形成統一導向。自此以后，中小學課本里《可愛的中國》篇幅不斷增加，《多余的話》淡出視野，直至改革開放后學術界重新關注。

從1962年到1964年，中宣部調整宣傳口徑，連續舉辦方志敏事跡展覽、出版《可愛的中國》連環畫。與此同時，《瞿秋白選集》仍在內部印行，供黨史研究者參考。兩條渠道并行不悖：對內研究，對外揚正面典型。這種“分類宣傳”的做法，后來在其他歷史人物的處理上亦屢次出現。

毛主席批評陸定一的那番話，至今仍常被引用。它提醒人們，宣傳工作不是簡單擺事實、講故事，而是需要考慮時代所需的精神力量。方志敏象征著無畏和希望，瞿秋白則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革命者在極端處境中的復雜人性。兩者并無高下之分，關鍵在于何時、何地、向誰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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