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頓飯引發的信用危機，10人中有9人選擇當老賴

作者 | 十三妹

最近，重慶10人聚餐，9人借故開溜，只留下老張一個冤大頭。

關鍵是老張也是朋友喊來的，身上分文沒有，只得押下身份證寫下字據，答應明天來付。

結果又一天過去了，老張沒來，其他9人也沒有身影。店老板沒辦法，只有報警處理，準備起訴老張。

剛開始看到這個新聞還以為是段子，后來才發現是真的。這反而讓我笑不起來了，都什么年代了，還有人吃霸王餐？

問題是這10個大老爺們，加起來都超過500歲了，為了1262塊錢的飯錢，竟然集體選擇耍賴，這個已經不是誠信問題了，而是結構性欺騙啊。

更可怕的是，這并非孤立的偶然。近年來，從“逃單式”消費到共享經濟中的“搭便車”行為，類似場景屢見報端。其背后，是一種將個人便利或小利置于共同責任與社會信諾之上的功利計算。

聚餐之初，或許無人刻意謀劃“逃單”，但散席時，那種“別人會付”、“不差我這一份”的僥幸心理，與面對賬單時不愿吃虧、急于撇清的自保心態相結合，最終導致了集體責任的蒸發。

老張雖寫下承諾書，卻事后反悔，更將這種個人信用的“破產”從即時逃避升級為公然違約，使得私人間的失信行為，通過法律文書的確認，變得更加醒目而具有破壞性。

更深一層，這起事件暴露出我們社會規則意識，特別是對“共同之債”法律責任的普遍漠視或無知。律師認為，10人共同消費構成了法律上的“多數人之債”，對餐館承擔連帶責任。

這意味著，在內部約定不明時，餐館完全有權要求其中任何一人支付全部費用。然而，無論是先行離開的九人，還是留下的老張，最初的行為顯然都未將此嚴肅的法律責任納入考量。

許多人仍固守于“誰組局誰買單”、“誰有錢誰付賬”或簡單AA制的生活經驗，卻忽略了這些內部習慣在外部法律關系中并不具備抗辯效力。

張先生寫下承諾書，本是法律對其責任的重申與固化，但他隨后的違約，不僅是對餐館的失信，更是對法律文書所代表的權威與約束力的輕視。

當社會成員對基本的民事法律規則缺乏敬畏，僅靠私人情誼或模糊慣例來維系經濟往來時，類似的糾紛與摩擦必將層出不窮。

進一步看，“逃單”鬧劇所傷害的，遠不止一家餐館的1262元營收。它如投石入水，波紋蕩及更廣闊的社會信任水域。

對于商家而言，此類事件增加了其經營風險與成本，可能促使他們采取更謹慎甚至不信任消費者的策略（如預付費、更嚴格的監控）。

對于公眾，每一次這樣的新聞都在無形中消磨著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使得原本輕松的社交聚餐，也可能在心底預設一份對“誰會買單”的隱性擔憂，侵蝕著社會交往的溫暖底色。

更嚴重的是，它向社會釋放了一種不良信號：失信的成本似乎可以很低——至少在短期內，那9位“開溜”者尚未受到任何直接懲處。如果守信者無奈承擔，失信者安然脫身，那么“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將慢慢腐蝕社會合作的基石。

重慶這起聚餐買單風波，如同一面多棱鏡，映照出個體誠信的缺失、規則意識的淡薄與社會信任的磨損。

它是一則社會寓言，警示我們：一餐飯的代價，可以微不足道，但維系這頓飯背后的信用與規則，卻重如千鈞。

當十個人的飯局最終需要一場訴訟來收場，我們每個人都應反思：在自己的社交與經濟行為中，是成為了誠信鏈條的守護者，還是那悄然松脫的一環？

重建信任，需從敬畏規則、恪守承諾開始，讓每一次聚餐的圓滿落幕，都不只關乎美食，更關乎一份無愧于心的信諾。

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在日益復雜的社會交往中，守護那份讓彼此安心相聚的溫暖與坦蕩。

我們都知道消費降級，但也不至于降級到10人聚餐9人開溜的地步吧。

如果今天這10人不買單，那明天買單的就是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