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潘漢年恢復名譽，胡均鶴讓兒子向上反映：我的事兒該說清楚了

1982年8月25日，中組部機要處加急下發的一份紅頭文件引起了上海方面的注意。正文不長，核心只有一句話——“潘漢年同志的歷史結論予以糾正”。上海市委某位老干部合上文件皺著眉說：“這下，牽著藤要動瓜了。”他口中的“瓜”，正是當年因“潘案”而被拉進反革命隊伍的胡均鶴。

廳里短暫沉默。三十五年的恩怨與疑云，似乎在那頁薄薄的文件中突然松動。不到一個月，76歲的胡均鶴被批準保外就醫，自山西沁源勞改農場回到上海。返滬第一晚，他捏著藥瓶，沙啞地同兒子胡延明說：“老潘的事情搞清了，我那攤子也該有個了斷。”兒子點頭答“我去跑”。簡短對話，僅占數秒，卻成了這位曾三度易幟、兩度入獄的復雜人物又一次命運轉折的序幕。

把時鐘撥回到半個世紀以前，胡均鶴的身影第一次出現在中共高層視野，是1926年。那年夏天，上海街頭罷工此起彼伏，年僅十九歲的胡均鶴站在工棚屋頂揚著喇叭，聲音蓋過警笛。他的出身并不顯赫：江蘇吳縣，失怙早，靠在印刷廠學徒養家。可苦出身沒有磨平他的鋒芒，相反，在上海這座燈火與赤色并存的城市里，他成了共青團的“活號角”。短短兩年，職務一路從區團委書記升到團中央組織部部長。按說前程似錦，然而命運很快顯示出它的嘲諷。

1932年11月，上海法租界公安局與國民黨中統聯合掃蕩地下黨機關，一口保險箱、幾份名單、一捆電報密碼成了壓向胡均鶴的鐵證。酷刑、詐降、心理戰輪番上陣，頂不住的他交代了數十名同志信息。舊檔案里寫得直白：“思想防線崩潰，轉為利用對象。”胡均鶴事后回憶，“那不是一次投降，是一次墜落”。投降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有人形容他像失控的陀螺——在特務、漢奸、地下交通線負責人之間高速旋轉，想停又停不下。

抗戰爆發后，國民黨需要人手，他被徐恩曾調進“中統”蘇滬區當副區長。一面是報效抗戰的公文，一面是日偽憲兵隊的威逼利誘。1939年9月，他再度被捕，這一次，日本人的“76號特工總部”遞來橄欖枝。歷史教材往往只留下“再次叛變”四個字，卻忘了補充：他在李士群的眼皮底下暗地里仍給中統遞情報。正是這種搖擺，讓后人難以給他簡單貼標簽。有人罵他叛徒，有人說他“亂世棋子”，他的朋友更干脆：“老胡是被命運吊在魚鉤上的人，掙扎就更痛。”

事情的拐點出現在1941年。那年冬天，潘漢年通過作家關露搭線，需要在上海建立一條從敵占區直通蘇北根據地的秘密交通線。關節卡在上海站：日偽、英美情報、國民黨警備司令部三方設卡，稍有差池全盤皆輸。潘漢年挑來挑去，居然點名“胡均鶴可用”。有人質疑：“他可是通報過的叛徒。”潘卻回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有些門，鑰匙就在鎖里。”

從那以后，胡均鶴成了潘漢年在上海的重要聯系紐帶。護送劉曉、王堯山赴淮海，安排新四軍情報員滲透洋行，暗中采購電臺零件……他的確立了功，但也埋下了禍根。1943年4月，在李士群安排下，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目的本是試探日偽高層對反法西斯陣營的態度。可公事私事交錯，文件缺乏嚴格備案，為日后的“潘案”留下了最致命的一筆。

快進到1949年1月，南京政權行將崩潰。國民黨決定“化整為零”潛伏特務，胡均鶴名列首批釋放者。不同于別人逃港、赴臺，他直奔解放區自首，遞交籌反計劃，隨后在解放軍外圍情報組效力。饒漱石一句“用特反特”的指示，使胡均鶴在上海公安體系坐上情報委員會主任。短短兩年，他主導挖出潛伏特務幾十人，也制造爭議無數——特務用起來順手，信不過時更像定時炸彈。

1951年的風向驟變。抗美援朝加反特運動驟起，歷史成了放大鏡。胡均鶴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1954年秋正式逮捕。獄中審訊，他主動交代舊案，卻死咬在潘漢年事務上“沒有雙面”，但沒人采信。1961年后，他被發配山西勞改農場，開始長達十八年的南山北水勞作。

文革尾聲，全國復查冤假錯案，潘漢年問題提上議程，卻一拖再拖。1978年春，北京再次成文調查小組，揚帆、劉人壽先后得解脫，潘案仍卡在“見汪精衛”情節上。專家翻箱倒柜，發現關鍵證詞出自胡均鶴。當年筆供共計三萬余字，涉及潘漢年多項“經濟通敵”指控。復查人員趕赴山西，找到已經滿頭白發、手抖到握不住茶杯的胡均鶴。聽說重新取證，他半晌沒作聲，只說一句：“那年材料是壓力下寫的，真假摻半，別害了好人。”然而補充口供最終沒有被迅速采納。

直至1982年8月中央“糾正”文件下達，潘漢年終于沉冤得雪。與此同時，上海高級法院收到胡延明寫的陳述，呈了厚厚一摞材料：父親歷次叛變經過、為黨立功事實、獄中原始口供與新口供對照表……內容雖雜，卻條理清晰。法院劃重點后轉中央復查組，一番討論，決定給胡均鶴“摘帽”。

1984年4月10日，胡均鶴得到“一紙結論”：歷史叛變事實存在，解放后秘密立功亦屬實，“潛伏特務”罪名為誤定，撤銷原判。當天下午，市公安局干部處一位老處長上門宣布離休待遇。老處長說：“組織安排你行政十五級，算是照顧。”胡均鶴笑了：“命還在，待遇其次。”他當場拒絕簽字禮金，只希望“別再牽連無辜”。

對外，一切似乎塵埃落定；對內，還有人心不平。老地下黨員龔定中曾在國民黨監獄里被胡均鶴嚴刑逼供，釋放后始終耿耿于懷。得知胡均鶴獲得平反，龔寫信質疑：“為何讓行刑者逍遙？”組織回函解釋“統戰策略”“歷史貢獻”，龔雖沒再上訴，卻在回憶錄里留下冷句——“歷史原諒不了拷打者”。對這段文字，胡均鶴選擇沉默，無辯無應。

晚年的胡家住在武康路一棟老洋房里。鄰居印象中的他，身材佝僂，拿報紙手總是抖。天氣好時，他會坐在門前石階曬太陽，有孩子跑過，他偶爾招手遞兩顆桂圓糖。門外人不曉得，這位白發老人曾經在敵特、地下、公安三重身份之間穿梭，也不知道他背負多重歷史評語：叛徒、潛特、功臣。

1993年3月，胡均鶴病逝，上海方面按離休干部規格料理后事。訃告中簡短寫到：“曾參與上海解放初期情報工作，后離休”。那些關乎叛變與救援的往事，僅留在研究者的案頭。冷檔案、舊報紙、塵封口供，這些碎片透露一個尷尬現象：地下斗爭并非非黑即白，許多人在人性與信仰的夾縫里跌跌撞撞。潘漢年案能平反，是檔案交叉驗證、證人再度取供、歷史語境重新梳理的結果；胡均鶴也在同一套程序里，被認定“有罪但其功可抵”。

翻檢1930年代上海警署卷宗，一行鉛字很刺眼：“胡均鶴，性格復雜，易受環境動搖。”半個世紀后，中央批復文件中卻出現另一行字：“對其歷史既往不咎。”對比兩句話，不難發現時代與政策的巨大落差。或許，這正是20世紀中國地下斗爭的真實面貌——泥沙俱下，難分清濁。

胡均鶴曾向兒子交代：“歷史這本賬，終歸有人會來對。”那年秋天，胡延明把父親的批復收藏進抽屜，一同封存的，還有幾張泛黃相片：一張年輕時站在工棚頂的黑白照、一張穿西裝陪潘漢年在南京路暗巷疾行的模糊背影、一張戴著手銬押送入獄的側面像……三張照片拼在一起，構成一個時代剪影——冰冷，也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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