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的一個夜晚,南京東郊的蟬聲此起彼伏,中山陵8號二層小樓里卻傳出清晰的《新聞聯播》片頭曲。屋外執勤的衛士低聲說:“首長又準點‘上課’了。”電視機剛剛在國內普及不久,可對于許世友,已成必不可少的“精神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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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搬進這座小樓,是中央軍委在1980年春做出的安排。彼時他傷病纏身,離開軍職,組織上希望他在風景清幽的南京靜養。許世友對休養沒興趣,對“家”卻有自己的主見——院子不夠“原生態”,怎么安心養病?于是,老將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上。
沒多久,“改造令”下達。最先動的不是花木,而是那塊規整的草坪。草根被連片削去,取而代之的是四壟玉米、兩畦韭菜、一片番薯。看似突兀,卻正合他“莊稼才是活物”的理念。站在新開的溝渠邊,他對隨行干部笑道:“土地給點汗就回禮,我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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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調整完,第二步是“動物編制”。原先用于造景的假山被挪開,空地建起豬圈和雞舍。每天清晨,雞鳴狗吠蓋過了松濤,許世友端著搪瓷缸巡視,“隊伍”井然。南京管片民警來核查消防時驚嘆:“這哪里是別墅,更像小型農莊。”許世友樂呵呵地回一句:“名叫‘稻香村’,主席點的題。”
說起“稻香村”由來,還得追溯到與毛主席的一段對話。主席要求他讀《紅樓夢》,并笑言“五遍起步”。許世友嘴上答應,真正沉下心卻覺得“情情愛愛太膩”。為了交差,他索性把書中“稻香村”搬進現實——這樣既算“學習成果”,又可自得其樂。這副辦法,頗有點兵法里的“移形換位”。
庭院變化肉眼可見,主樓內部卻越發簡樸。水晶燈摘掉,歐式壁畫撤下,墻面只剩兩幅大地圖和幾張戰友合影。衣柜空蕩,他隨身行李一個挎包即可安放。戰士小李不解:“首長,連換季衣服都沒有?”許世友抬手比劃:“打仗時候,一身灰棉衣穿三年,現在還嫌多嗎?”
白天忙農活,夜里守電視,這是許世友晚年生活的兩大支點。鐘點一到,他必坐在熒光屏前。“新聞里說的事,直接、全局,頂用。”這是他對工作人員的原話。那會兒央視只有一個頻道,節目播完會出現測試圖,衛士想關機,他擺手:“等等,再看看地方臺轉播。”同事打趣:“要是央視評忠實觀眾,首長肯定上榜。”他把茶缸往桌上一磕:“評不評無所謂,看得懂國家動向最要緊。”
聽力逐年下降,可電視聲音再大也滿足不了全部需求,于是放映機登場。經典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播,許世友會情不自禁地高喊:“掄棍子!”那聲震得窗玻璃嗡嗡響,警衛頓時緊張,確認只是“看戲投入”后才松口氣。另一部《劉三姐》里對歌橋段,他搖頭晃腦跟著哼小調,氣氛活潑得像鄉村竹樓晚會。
莊稼、家禽、電影,這些都排在家事前頭。許家子女從小被他訓得極嚴,求幫忙基本碰壁。兩個小孫女卻是例外。一次,倆孩子放假來南京,看到院里甘蔗長勢喜人嚷嚷要吃。甘蔗尚青澀,許世友卻硬是進城找成熟的。司機回憶:“整整繞了兩圈秦淮,才在中華門外買到一捆。”回到中山陵,老將軍親自剁段分發,孩子們咯咯直笑,連執勤戰士也分得一截。嚴父、鐵帥,在這一刻化成慈祥祖父。
“規矩不能亂,原則不能破”,這是許世友常掛嘴邊的話。可凡事終有人情。甘蔗事件后,他索性為孫女們留出專門一片甘蔗林,“她們來時現砍,帶著土氣,更甜。”農忙時,他揮鐮親自收割,孩子若沒空,他就讓警衛挑選粗細均勻的捆好寄去。戰友問:“首長,這算不算破規矩?”許世友把手一擺:“打仗講紀律,疼孩子講心意,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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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好奇,曾經叱咤沙場的上將為何甘于“鋤禾日當午”式的平淡?原因并不復雜。大別山出身的他,對泥土有天然的親近;而戰爭歲月留下的傷痛,又迫使他遠離緊張事務。不耕種,日子沒著落;不看電視,思路就跟不上。兩相結合,便成今日“稻香村”的獨特景象。
1984年初,許世友病情惡化,被轉往解放軍總醫院。臨行前,他在院門口停住腳步,望著那排甘蔗和低矮豬圈,淡淡叮囑警衛:“莊稼照管好,雞鴨魚別餓著。”幾個月后,他在北京離世。南京那座小院仍然雞鳴犬吠,電視機按時亮屏,仿佛主人只不過去外地開了場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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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許世友的晚年,官銜不再增加,榮譽也無新增,卻自得其樂:一把鋤頭,一臺電視,一群兵齡各異的“同事”。有人評價他“生活似神仙”,倒不如說是“將軍歸田,仍帶硝煙味”。電視屏幕讓他掌握天下事,鋤把木柄讓他抓住土地脈搏;宏觀與微觀,于此交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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