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政協禮堂里正開一場離退休干部座談會。會后,許多人圍著交談購物票、油票的事,一位頭發花白卻衣著簡單的老人站在角落,悄悄記下大家反映的物資短缺情況。她就是廖夢醒。六年后,這位不善言辭的老人被批準享有副部級待遇。消息傳到中南海,胡耀邦隨口一句話在會客室里飄開:“廖家在中國歷史上可不一般,老輩人先后殉國,這一代只剩夢醒,好好照顧她。”
追溯到1925年8月20日,廣州街頭槍聲乍響,廖仲愷倒在血泊中。左派骨干被公開刺殺,大革命由此急轉直下。幾天后,周恩來趕赴醫院,卻險些被臨時戒嚴的衛兵當作可疑分子擊斃。周恩來從車底爬出時只說了三個字:“救仲愷。”從那刻起,他把對廖家的關照當作私人承諾。
何香凝帶著一雙兒女奔走于葬禮、會議、籌款之間。廖承志、廖夢醒從小耳濡目染,對“犧牲”二字并不陌生。鄧穎超見面常說一句玩笑:“咱倆同一天生日,你得叫我姐姐。”這種近乎家常的親昵,讓兩個家庭的交情越發深。
1930年,廖夢醒在香港與李少石成婚。新人沒拍婚紗照,卻在出租屋里搭起秘密交通站,將中央蘇區的電文一份份轉運上海。彼時她剛過二十歲,說英語、日語順口就來,外界卻只當她是富家千金練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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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國工人通訊社”成立,廖夢醒做英文翻譯,李少石任負責人。正忙得腳不沾地,香港街頭爆出一條新聞:李少石被捕。敵人拎著鋼鞭逼口供,李少石挨打到肺部穿孔。有人勸廖夢醒斷絕關系,她當場回絕:“他不說一句,我也不退半步。”
抗戰爆發后,宋慶齡籌組“保衛中國同盟”,點名要廖夢醒出任秘書。重慶窄巷里,她日夜同外國友人周旋,替八路軍、新四軍募集藥品、無線電元件,最缺的時候直接把陪嫁首飾送進當鋪。宋慶齡評價她:“沉靜,硬骨頭。”
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在重慶陪同周恩來外出,被特務冷槍擊中舊傷,壯年殞命。周恩來趕到醫院時,只能輕聲說:“對不起,子彈里沒長眼。”廖夢醒握著丈夫冰涼的手,不哭不鬧,轉身安排后事。等到夜深,她一個人坐在階梯上才低聲念出一句:“革命賬,不算情賬。”
1948年底,北平城外寒風凜冽,何香凝母女乘專列北上出席新政協。站臺上,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列隊相迎。鄧穎超挽著廖夢醒,壓低聲音提醒:“身份可以公開了。”廖夢醒卻搖頭:“孫夫人還在上海,再等等,不讓她為難。”直到1953年,她的黨籍才正式列入中央組織部名冊。
建國初期,全國婦聯剛成立國際部,只三個人一張桌子。部長楊之華直接把副部長職務給廖夢醒,她寫條子退回:“我不熟新環境,先當秘書。”言辭直白,卻沒人覺得失禮。她吃不慣北方飯菜,神經性胃病愈發嚴重,夜里泡熱水止痛,第二天照常翻譯外文簡報。
1961年初,陳賡去上海治病前探望她,勸一起同行。廖夢醒寫下“權衡輕重”四字,對著“去”和“留”兩列利弊斟酌,終究決定去上海。她帶走一個硬皮本子,封面寫“斗病日記”。五個多月里,輸液、理療、每次晨練都準確記錄,連護士遲到幾分鐘也寫進去,純粹當作自我監工。
有意思的是,同年她在協和醫院偶遇溥儀。短暫寒暄后,她直截了當:“繼續努力,爭取入黨。”溥儀回宿舍寫日記稱“如能入黨,實為空前大事”。旁人聽來覺得夸張,廖夢醒卻只是表達常識——人人都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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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她把丈夫留下的一套北太平莊房產及全部紅木家具捐給國家。自己家還用著五十年代的矮桌,沙發棉絮都露了頭,只在客人到訪前用舊碎布蓋一蓋。有人勸她換新家具,她笑一句:“坐得穩就行,面子不是木頭做的。”
1984年,組織決定給予副部級生活待遇。文件下達到全國婦聯時,辦公室主任還以為弄錯了,特地向中組部核實。得到肯定答復后,一批營養品、大米、牛肉票送到胡同深處的舊樓。廖夢醒簽收清單,隨手把牛肉票分給門衛和樓里的年輕人,她留下的只是幾包核桃仁。
“廖夢醒這人,滿足得很。”女兒李湄后來私下評論,“寫封信、送枝花,她都高興半天。”1987年底,她住進北京醫院。病情惡化那天凌晨,護士聽見她輕聲背英語單詞,一遍又一遍。1988年1月7日清晨,心電圖劃成直線,年齡定格在八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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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里,廖夢醒的職務欄始終簡單:全國婦聯國際部干部,歷任副部長、顧問。獎章不多,隱藏的故事卻足夠厚重。胡耀邦當年那句“廖家在中國歷史上很特殊”,不僅是體恤,更是一種歷史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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