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船只夜闖釣魚島，雙方緊張對峙三小時，中方再向聯合國通告

2025年12月2日的凌晨，一艘名為“瑞寶號”的日本漁船，在其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護送”下，悍然闖入釣魚島海域。

等待它們的是早已嚴陣以待的中國海警艦艇。

警報聲、高音喇叭中日雙語的循環警告、卸下炮衣的艦炮、牢牢鎖定目標的火控雷達……所有元素都指向一個事實：局勢一觸即發。

這場近距離的緊張對峙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最終以日方船只被成功驅離告終。

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其背后激蕩的暗流，早已從東京的國會殿堂，蔓延至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此事的源頭來自11月7日的高市早苗涉臺言論。

言論一出，引發了中國的反制。

于是，從中國外交部的強烈抗議，到駐外總領事在社交平臺上的警告，再到雙方互相召見大使、日本發布對華旅行提醒，一系列連鎖反應接踵而至。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釣魚島海域的平靜被打破。

11月16日，中國海警1307艦艇編隊進入釣魚島領海巡航，這是中方宣示主權、行使管轄權的常態化行動。

但在日方看來，每一次中方艦艇的出現都是“入侵”。

雙方的認知差異，為后續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高市早苗的言論是“文戲”鋪墊，那么12月2日的夜闖行動，就是一場配合政治議程的“武戲”預演。

選擇凌晨1點多的時間點，顯然是想利用夜色掩護，測試中國海警的夜間快速反應能力和戒備狀態。

出動的“瑞寶號”漁船也非同尋常，其船長金城和司以及這艘船本身，在過往的記錄中就是多次非法闖入的“慣犯”，其行為的政治象征意義遠大于經濟捕撈意義。

這種“民船闖、官船護”的模式，是日本在東海問題上慣用的“灰色地帶”策略。

其目的在于，一旦挑釁成功，便可宣稱實現了對該海域的“實際控制”；即便失敗，也可以將責任推給“民間行為”，把官方船只描繪成“保護本國漁民”的角色。

更陰險的算計在于，如果現場處置失控，他們隨時可以將“瑞寶號”包裝成“受害者”，在國際輿論場上發動反擊。

因此，當“瑞寶號”在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伴隨下闖入時，它承載的早已不是漁獲，而是來自東京某些政治勢力的明確意圖：試探中國的底線，制造既成事實，并為國內的強硬立場尋找外部支撐。

面對這場精心策劃的夜間挑釁，中國的應對展現了超出以往的成熟度和體系化。

不僅在海上守住了底線，更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占據了主動。

“武”的層面，體現在現場處置的專業、克制與強硬。

中國海警的反應速度極快，在日方船只闖入后約十分鐘內便抵達現場展開攔截。

現場指揮官的決心十分堅定：艦橋燈全亮以示警告，艦炮卸下炮衣展現不惜一戰的姿態，火控雷達鎖定則施加了最直接的軍事壓力。

整個過程中，中方艦艇始終保持著專業的攔截陣位，卡住“瑞寶號”的前進路線，并通過高音喇叭持續進行法理宣示和驅離警告。

這種強硬并非魯莽。

近三個小時的對峙里，中方海警人員全程進行了錄像、航跡記錄等取證工作，確保每一個動作都有據可查。

最關鍵的是，在對方巡邏艇做出危險轉向、試圖為漁船解圍的緊張時刻，中方艦艇也未開第一槍，沒有給對方任何將事態升級的口實。

這種“亮劍”又“收鞘”的精準拿捏，體現了高度的專業素養和戰略定力。

最終，日方船只見突破無望，只能悻悻離去。

中國海警的行動，用實力證明了誰才是這片海域的實際掌控者。

“文”的層面，則是一場更為精彩的外交博弈，其主戰場設在了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以前所未有的頻率，接連兩次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遞交正式信函。

第一封信是在11月21日，直指高市早苗的涉臺危險言論，要求日方就其言論與其“專守防衛”國策之間的矛盾，給國際社會一個清晰的解釋。

這封信相當于把日本政府置于國際監督的之下，迫使其在模糊的言辭之外做出正式回應。

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山崎和之在11月24日的回函中，試圖用“希望和平對話”等外交辭令蒙混過關，對關鍵問題避而不談。

這種閃躲，恰恰落入了中方的預判。

于是，在海上對峙發生前的12月1日，傅聰大使遞交了第二封信。

這封信不僅逐條駁斥了日方回函的辯解，更重要的是，它被作為聯合國正式文件分發給所有會員國。

這意味著，中日的這場交鋒，已經從雙邊層面上升到了一個有193個國家作為“陪審團”的國際法理平臺。

海上對峙事件發生后，這場“文斗”迎來了高潮。

中國海警在事發后數小時內，即通過官方渠道發布權威通報，發言人劉德軍的聲明用詞精準，將事件定性為“非法進入”和“依法管控”，第一時間搶占了事實的解釋權。

緊接著，中方將此次海上對峙的現場執法記錄，包括雷達軌跡、視頻、通信錄音等證據，作為補充材料，附在第二封信之后，再次分發給聯合國所有會員國。

這一系列操作，將“武”的現場事實與“文”的外交文件完美結合。

它把牌攤在了桌面上，讓全世界看到：是誰在挑釁，是誰在克制；是誰在制造危機，是誰在維護規則。

當日本媒體還在沿用“中國海警船侵入”的陳舊敘事，當“瑞寶號”船長金城和司還在對媒體扮演“無辜漁民”時，中國的證據鏈已經送到了全球各國外交官的案頭。

這使得日方的辯解顯得無比空洞，高市早苗在被記者追問時，也只能重復“中國威脅論”的陳詞濫調，拿不出任何實際證據。

這場從東海到聯合國的博弈清晰地表明，中國的維權模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

它不再僅僅滿足于現場的驅離和管控，而是將海上維權行動與國際法、國際輿論和多邊外交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套立體的、全方位的反制體系。

這既是實力的體現，更是戰略自信的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