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也要收稅了,莫讓“小算盤”誤了民生大棋
文/葉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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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正式施行,避孕藥品和用具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稅政策。這一延續了30余年的稅收優惠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熱議。從表面看,這似乎只是稅收政策的一次常規調整,但深入探究,卻能發現其背后隱藏的復雜邏輯與潛在影響,而這一調整若處理不當,很可能在民生領域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政策調整:表象與背后的“催生”誤讀
取消避孕用品免稅政策,從政策文本層面,只是稅收制度的一次更新迭代。然而,在當下社會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的大背景下,這一調整很容易被解讀為政府試圖通過經濟手段來“催生”。但這種解讀其實是一種誤讀,稅收政策的調整往往基于宏觀經濟調控、財政收入結構優化等多方面考量,而非單一針對生育問題。
從成本角度看,避孕套取消免稅恢復征增值稅后,實際漲幅有好幾塊錢。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這看似不多的漲幅,卻可能帶來不小的影響。尤其是對于那些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的低收入群體來說,每一筆額外的支出都可能成為生活的負擔。他們可能會因為價格上漲而減少使用避孕套的頻率,這無疑會帶來潛在的公共衛生隱患。畢竟,避孕套除了避孕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其防病作用,在預防性傳播疾病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育困境:養育成本才是關鍵癥結
社會熱議的核心并非避孕用品價格的上漲,而是背后深層次的生育問題。當前,生育意愿低迷并非是因為避孕用品價格的因素,而是養育成本過高這一現實難題。“不是不生,是真養不起”這句樸素的話語,道出了無數家庭的心聲。
住房問題是養育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社會,住房不再是簡單的居住場所,而是被資本裹挾,成為了一種投資品。房價居高不下,讓許多年輕人望房興嘆。為了購買一套住房,他們往往要背負沉重的房貸壓力,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還房貸而奔波。在這種情況下,養育孩子無疑會增加更多的經濟負擔,讓本就拮據的生活更加捉襟見肘。
教育問題同樣不容忽視。教育本應是教書育人的神圣事業,但在現實中,卻逐漸偏離了其本質,變成了一種盈利手段。各種課外輔導班、興趣班層出不窮,家長們為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從幼兒園到大學,教育成本一路攀升,讓許多家庭不堪重負。而且,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也進一步加劇了教育焦慮,使得家長們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憂心忡忡。
醫療問題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醫療本應是救死扶傷的公益事業,但在一些地方,卻出現了“宰人”的現象。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存在,一場大病就可能讓一個家庭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們對于養育孩子自然會有更多的顧慮,擔心孩子生病后無法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
多管齊下:解決實際問題才是正道
要想提高社會的生育意愿,不能僅僅在避孕用品等細枝末節上做文章,而應該從解決實際問題入手,多管齊下,為家庭生育創造良好的環境。
在住房方面,政府應該加強調控,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讓住房回歸居住屬性。可以通過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應、完善住房租賃市場等措施,滿足不同層次人群的住房需求,減輕家庭的住房負擔。
在教育方面,要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回歸教育本質。減少課外輔導班的過度商業化,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促進教育公平。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質量,讓孩子們能夠在公平、優質的教育環境中成長。
在醫療方面,要深化醫療體制改革,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加大對醫療事業的投入,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降低醫療費用。加強對醫療市場的監管,規范醫療行為,杜絕“宰人”現象的發生。
此外,政府還可以出臺一系列的育兒補貼政策,如生育津貼、育兒津貼等,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同時,完善托育服務體系,解決家長們帶孩子難的問題,讓家長們能夠更加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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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避孕用品免稅政策,雖然有其自身的政策邏輯,但在當前社會生育問題突出的背景下,容易引發誤解和爭議。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提高生育意愿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解決實際問題。莫讓這一政策調整成為“催生”的誤讀,更不能讓“小算盤”誤了民生大棋。只有真正心懷天下子民,以人民為中心,才能制定出符合民意、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政策,實現中國人多子多孫、繁榮昌盛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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