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科學家量子研究重大突破，看形式邏輯的局限及真理的相對性

（潘建偉團隊的論文；來源：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潘建偉、陸朝陽、陳明城教授等組成的研究團隊的一項量子研究重要實驗成果，2025 年 12 月 2 日被推薦發(fā)布于國際期刊《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審稿人稱，此項成果是“對量子力學基礎的重大貢獻”、“一個漂亮的實驗”、“一個百年思想實驗的教科書式實現”。

所謂“百年思想實驗”， 是指1927年的第五屆索爾維會議上，愛因斯坦挑戰(zhàn)玻爾的互補性原理，提出的一個科學假設——在“雙縫干涉實驗”中，設計讓單光子通過一個可移動的狹縫。

愛因斯坦認為，單光子會給狹縫一個極微弱的反沖動量，若能測出這一反沖即可知道光子的路徑（粒子性），而只要狹縫位置足夠精確，干涉條紋（波動性）仍可保留——此一“思想實驗”的直接指向，就是“能否同時獲得波與粒子的完整信息”，這也被認為是量子力學最深刻的悖論之一。

（1927年索爾維會議合影及愛因斯坦—玻爾思想實驗的概念）

1905年，愛因斯坦在《關于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啟發(fā)性觀點》論文中，提出“光量子假說”，透徹解釋了光電效應，并揭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1927年，他又提出了上述關于“光量子”的“思想實驗”。

百余年來，諸多科學家對此孜孜以求，至中國科學家的這次實驗突破，終于達成“一個百年思想實驗的教科書式實現”。

這般前沿的尖端科學，對普羅大眾來說，不免過于深奧（對咱，也屬于丈二和尚……）。

即便如此，倒仍適合用來對網絡“熱點”答疑釋惑。

比如，不少人狂吹形式邏輯貶低辯證法，似乎只要學了形式邏輯，便可明辨是非、直達真理。

殊不知，形式邏輯只是最一般思維和表達的規(guī)律，不是包羅萬象、一通百通的神器。

形式邏輯有三大規(guī)律，概括來說——A，就是A；不能既是A，又是B；也不能既是A，又是非A。

（潘建偉團隊實驗裝置示意圖；來源：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愛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說”，則認為“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波”之特性，為連續(xù)性，古人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光波”的連續(xù)性，表現為“干涉”“衍射”等連續(xù)的能量傳播。

“粒”之特點，則在于分離性，所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光子”的分離性，體現在其能量量子化和空間的分離性上。

這不很矛盾么？

這不很不符合形式邏輯規(guī)律么？

然而，2015年瑞士聯邦理工學院通過雙縫實驗拍到的照片，直接展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

這次中國科學家的實驗，又從量子力學的層面，再次證實了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

（潘建偉團隊實驗核心結果；來源：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毋庸置疑，形式邏輯作為一般性的思維和表達規(guī)律，具有其適用場景及合理性，然而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其是有其局限性的。

解釋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最好理論，就是客觀實在的自然辯證法。

前面說到，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了“光量子假說”。其有兩個描述粒子的著名公式——“能量公式”和“動量公式”。

在此基礎上，愛因斯坦進一步推演出了“光電效應方程”。

不過，此時，愛氏的理論也只是“假說”——即，有待驗證。

1909年，物理學家密立根與其學生做了后被命名為“密立根實驗”的實測，首次測量出了單一電子的電荷，證實了“光電效應方程”的正確性。

1923年，另一位物理學家康普頓在研究X射線散射時，發(fā)現了“康普頓效應”，驗證了“光量子動量公式”，證明光量子在與電子碰撞時遵循能量-動量守恒。

至此，愛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說”，才被科學界認定為是具有科學革命巨大價值的科學真理。

對于前述愛因斯坦1927年提出的“思想實驗”，在未經驗證階段，也僅僅是一個假說。這次中國科學家的重大實驗成果，才使其真正上升到真理層面。

可知，任何“假說”或“思想實驗”，即使再“石破天驚”，在未經實踐的檢驗之前，仍然屬于“假說”或“思想實驗”，而不能稱之為真理——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再者，只有通過實踐，人類才能將對真理的認知一步步推向更廣、更深，逐漸接近客觀事物的本質。

所以，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真理，使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階梯和“漸近線”——無窮無盡的相對真理，都是沙粒，聚沙成塔，逐漸接近對客觀實在本身具有的終極之“絕對真理”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