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十五五”如何走向消費與供給良性循環？

　　中新經緯12月5日電 題：“十五五”如何走向消費與供給良性循環？

　　作者 盧鋒 北大國發院返聘教授、校友學院發展基金講席教授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在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方面跑出“加速度”，從高鐵、新能源到數字經濟，供給側生產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已大大超出傳統發展中國家的想象。然而，“供強需弱”正成為關鍵詞，如何把“強供給”轉化為“好需求”，把技術和產業優勢變為更穩定、更可持續的內需動力，已不只是統計意義上的結構調整，而是關乎未來十年發展質量和安全格局的綱領性課題。

　　一、“供給強”，更需“高景氣”

　　從供給端看，中國經濟的成績單毫不遜色。自“十三五”后期開始，即便在外部環境明顯趨緊疊加疫情沖擊的背景下，中國不僅保持了中高速增長，還在一批關鍵產業領域實現了逆勢突破：傳統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優勢得到鞏固，以新能源車、鋰電池、光伏為代表的“新三樣”快速崛起，高端制造和現代服務業比重持續提升，一些細分行業已經站上全球競爭的前沿。

　　在供給側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表現本應對應更高的景氣度和更樂觀的預期，但存在一些挑戰，例如，企業利潤空間被壓縮，“卷價格、卷補貼”成了常態；不少地方政府感受到招商難、項目少；居民層面則表現為收入預期偏謹慎、大額消費決策更為保守。宏觀上看，低通脹、低物價、就業壓力等問題長期并存，總供給顯著強于總需求。

　　簡單說，中國已經具備了更高質量的“生產能力”，當下尚待形成與之相匹配的“購買能力”和“支付意愿”。

　　二、需求結構的五個“層層遞進”矛盾

　　要看清問題出在哪一端，不能只看總量，更要拆開結構。從近年數據和經驗觀察看，“供強需弱”主要在需求側，呈現為五個相互嵌套、層層遞進的矛盾關系。

　　第一，總量上“供大于求”。近年來，供給能力擴張速度一直強于現實需求擴大速度。宏觀層面表現為：物價漲幅低、產能利用率不足、就業壓力隱性存在、企業投資回報率下降等。

　　第二，在總需求內部，是“外需偏強”。“十四五”以來，經常賬戶和貨物貿易順差再度走高，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和貿易中的份額持續上升。與此同時，國內投資和消費恢復相對緩慢，內需偏弱的輪廓愈發清晰。

　　第三，在內需結構上，是“投資可調、消費偏硬”。疫情沖擊之后，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都經歷了波動和回落，但從成因看并不完全相同：投資，尤其是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仍然可以通過財政和信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托一托”；而消費方面，則更大程度上與收入預期、分配格局、社會保障、房地產調整等多重因素交織，呈現出更強的“結構性”和“慣性”。

　　第四，在總消費內部，是“政府消費與國際可比、居民消費偏低”。從國際比較看，中國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與G20國家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居民消費率長期低于主要經濟體10-30個百分點，即便考慮自有住房“虛擬租金”等統計口徑差異，這個缺口仍十分可觀。換句話說，總消費的“短板”主要在居民端。

　　第五，在居民消費內部，是“商品不算少、服務明顯少”。近年來，居民在耐用消費品、日常商品領域的支出已經接近甚至趕上部分發達國家水平，但在教育、醫療、養老、托育、文化、旅游等服務領域，支出占比仍顯著偏低。這不僅意味著服務業發展空間巨大，也反映出現有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對服務消費形成了一定約束。

　　從這五個層層遞進的矛盾可以看出，當前討論“提振消費”，遠遠不是鼓勵大家“多花點錢”這么簡單，而是直指收入分配、公共服務供給、產業結構、財政金融體制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調整。

　　三、消費偏弱的深層結構：從共性問題到改革動能

　　圍繞“消費偏弱”的原因，學界和政策部門這些年討論頗多，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其一，是短期和周期性因素。疫情沖擊對居民收入和預期造成了延遲性影響，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對相關產業鏈和家庭資產負債表產生了擠壓效應，一些行業在經歷高速擴張后面臨階段性出清，這些都會壓制居民消費意愿。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分因素會逐步弱化，但不會自動消失。

　　其二，是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更值得關注的是那些貫穿多個周期、在不同年份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的“共性問題”。其中一個關鍵視角，就是中國公共部門傳統上長期“偏向生產端”的資源配置模式。過去相當長時間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投資、土地開發等形式投向生產領域，對提升供給能力、支撐追趕型工業化發揮了關鍵作用。與之相比，直接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和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務的資源投入，雖然也在增長，但整體上仍處于“補課”階段。

　　在追趕階段，這種“重供給、輕消費”的公共資源配置模式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快速形成資本和產能積累，另一方面也為未來收入和消費增長打下基礎。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成熟、民營經濟成為競爭性部門的主力軍、供給側能力已有較大冗余，繼續沿用傳統模式，便容易在宏觀上演變為“供給持續擴張、內需跟不上”，最終不得不依賴“加投資、去產能、擴出口”手段，以對沖消費不足的影響。

　　問題在于，這些“對沖手段”的邊際空間正在明顯收窄：無論是加杠桿搞基建，還是通過出口順差來平衡內需不足，都面臨更高的內外部約束和更大的摩擦成本。這也是為什么，今天討論提振消費，已經不能只停留在“促銷季、發消費券”的層面，而必須回到公共資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深水區”。

　　四、圍繞消費，有哪些認知分歧需要厘清？

　　在政策討論中，圍繞“要不要大力提振消費”始終存在不同聲音。有的觀點強調“長期靠投資、短期看消費”，認為中國仍處在高投資階段，過多強調消費可能削弱資本形成；也有觀點從國際比較角度出發，認為中國消費并不算低，統計口徑問題被夸大了。

　　這些質疑中有不少值得認真對待的專業觀點，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當前討論提高消費率，并不是否定投資的重要性，更不是鼓吹“消費主義”，而是出于結構再平衡和發展質量提升的現實需要。

　　更準確地說，今天的關鍵不是“消費能不能單獨驅動增長”，而是“在供給能力已經大幅躍升的前提下，如何讓國內需求結構更好地匹配和吸納這些供給”，從而減輕對外需和高強度投資的過度依賴。只要回到“供求平衡”這一最樸素的經濟學邏輯，就會發現，提振消費不僅不會削弱中國的增長潛力，反而有利于釋放已經形成的供給優勢。

　　五、“十五五”如何把提振消費做成一篇“結構文章”？

　　如果說“十四五”的關鍵詞是“在壓力中穩住基本盤”，那么面向2035的“十五五”，更需要在“穩”的基礎上做出一些關鍵的“結構性選擇”。圍繞提振消費、提高居民消費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統籌謀劃。

　　第一，適度調整公共資源配置，給居民部門“多分一點”。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框架下，過去幾年公共資源更多投向了產業鏈補短板、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投入仍然重要。但在“十五五”時期，可以在保持必要供給投入的前提下，把部分新增財力和既有資源增量，更多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擴大社保覆蓋范圍和水平、加強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公共服務。用簡單的話說，就是讓公共資源在“生產”與“生活”之間的分配，向居民消費一端略微傾斜。

　　第二，引導地方發展邏輯從“拼投資”轉向“拼民生、拼服務”。很多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單一依賴土地財政和大規模基建投資，不僅難以為繼，也難以形成長期競爭力。“十五五”可以通過考核機制和政策導向的調整，鼓勵地方在公共服務均等化、城市更新、養老托育、文化旅游等領域下更大功夫，讓“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改善，轉化為更穩定的消費需求和更持久的城市吸引力。

　　第三，在戶籍和土地制度上邁出決定性步伐，釋放城鄉消費潛力。真正意義上的城鄉融合發展，離不開人、地、錢要素的制度性打通。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落戶限制，配套改革教育、醫療、社保等隨遷政策，使進城農民工能在“住得下”的基礎上“留下來、融進去”，其消費行為和消費能力才會真正向城市居民靠攏。同時，要在依法依規前提下，穩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在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時，降低進城后的后顧之憂。

　　第四，加快現代財稅體制改革，讓“愿意花錢的人”真正“有錢可花、敢花能花”。未來一段時期，財政收入增長將更加依賴高質量發展和稅制優化。一方面，要通過提高直接稅比重、優化轉移支付結構等方式，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要提高財政支出的透明度和效率，把更多存量和增量資源投向能夠提升居民長期消費能力的領域，形成“收入—預期—消費”的良性鏈條。

　　六、對金融市場和企業意味著什么？

　　從金融市場角度看，圍繞提振消費和擴大服務業，將重塑未來十年的資產定價邏輯。一方面，公共資源從“重投資”向“重民生”適度調整，會降低對傳統基建和房地產的依賴，倒逼金融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更多支持中小企業、創新企業和以服務消費為主的“輕資產”商業模式；另一方面，居民部門收入預期和消費能力的改善，又會通過保險、養老金、長期理財等渠道，形成更穩定的本幣長期資金來源，推動資本市場從“融資市”向“投資者市”轉變。

　　對企業而言，“十五五”如果把提振消費做成真正的“結構文章”，意味著要盡早完成經營邏輯的切換：從單純追求規模擴張、產能堆砌，轉向更關注產品質量、品牌塑造和用戶體驗；從依賴補貼、優惠和政策紅利，轉向更多依靠技術創新、組織效率和精細化運營。誰能率先理解并擁抱這場以“消費升級”和“服務提質”為核心的結構變遷，誰就更有可能在下一輪競爭中脫穎而出。

　　七、中國進入“消費側大事”時代將會怎樣？

　　但從中長期看，“供強需弱”格局延續，不僅會使宏觀經濟長期處于低景氣狀態，還會放大結構性失業、收入差距擴大、外部貿易摩擦加劇等一系列風險。所以，有組織、有步驟地在“十五五”期間推動一攬子改革，將消費短板的治理納入中長期規劃主線，顯然更有利于在可控范圍內實現“結構性軟著陸”。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通過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制度經驗，具備了從“追趕者”向“高質量發展引領者”轉型的現實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討論“提振消費”，并非在為短期增長“找支點”，而是在為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現代化進程“調結構、定方向”。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幾輪五年規劃的關鍵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那么面向“十五五”的一個關鍵轉折，是在繼續辦好“供給側大事”的同時，更系統、更主動地去辦好“消費側大事”。適度提高消費率，讓居民分享更多發展成果，讓公共資源在生產與生活之間形成新的動態平衡，本身就是一場涉及多方的“帕累托改進”。

　　在這一意義上，將提振消費納入“十五五”規劃，不只是對現實矛盾的回應，更是對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一次前瞻性布局：從“供強需弱”走向“供需均衡”，從“投資驅動”走向“內需拉動”，從“外向型順差”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中國經濟的下一程，恰恰系于此。(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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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亞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