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關鍵決定，我們可能看不到今日之天安門

1948年12月的一個夜里，北平城墻外的寒風直往衣領里鉆。警衛處值班員在一堆被國民黨遺留的器材里，發現幾箱被油布嚴嚴實實包裹的木箱。當手電筒光束劃過箱側的紅色危險標識，他倒吸一口涼氣——里面是整整三噸黃色炸藥。更棘手的是，運單上寫著“暫存天安門門洞，待命”。

第二天一早，傅作義部投誠留下的少校被帶到香山。葉劍英面色凝重，直截了當地問：“這些炸藥為什么非得塞進城門洞？”那少校攤手：“我們判斷你們不會炮轟天安門，那里最保險。”一句輕描淡寫，道破了北平守軍最后的算計——拿古城當盾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只說了八個字：“立即排險，務求徹底。”于是，工兵拆除引信，用卡車連夜把炸藥轉移到西郊荒地引爆，城門洞里終于安靜下來。

炸藥排除的第三個月，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北平。當天午后，西苑機場舉行入城閱兵，照明彈劃破長空，坦克、炮兵、步兵方陣依次通過檢閱線。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嗓音，連遠處昆明湖的冰面都在微微顫動。那一刻，很多人覺得，西苑機場儼然成了革命新紀元的起點。

七月，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成立。場地遴選會上，林伯渠、彭真、聶榮臻等人分成兩派：西苑機場派拿出數據——場地空曠，可直接就地實施閱兵；而支持天安門的代表則強調歷史象征與城市中心輻射力。會議持續到深夜，墻上的煤油燈只剩昏黃豆火。周恩來翻看城市總平面圖后提議：“天安門，不只是皇城正門，它背后是六百年文明符號，更是老百姓抬頭就能看到的新中國門面。”隨后，他把意見呈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完，點煙、沉思，才緩緩道：“就那里。人民城市，人民做主，從城樓上宣布，才算數。”

決定一下，難題一串。城樓墻皮剝落、屋頂蒿草叢生，廣場上大坑積水，根本無法承載十萬群眾。周恩來要求“軍民并肩，限期完工”。葉劍英調兩個師，晝夜清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自發加入義務勞動；工匠們則在腳手架上修補琉璃瓦。有人用秤稱過，短短兩個月，搬走的建筑垃圾超過兩萬擔。

施工期間，還得考慮“大場面”的視覺。彭真把布置任務交給在文藝界有經驗的張致祥。張致祥帶著圖紙端詳城樓幾晝夜，最終鎖定宮燈方案：八盞大紅宮燈懸掛檐下，云頭金穗收尾，既保留古韻，也契合節慶。與此同時，毛主席畫像的繪制交給周令釗團隊。他們把照片放大到六米，高度還原毛主席慈祥卻堅定的神情。胡喬木起草兩條橫幅，“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八個宋體大字，用的是最普通的紅紙黃字，只為讓每個識字的人都能一眼認出。

9月30日晚，周恩來獨自巡查現場。宮燈通電，燈罩發出溫潤紅光；廣場平整如砥；禮炮口徑全部校準。他拍了拍護欄，“可以了！”隨后回到中南海，凌晨兩點才合眼。

10月1日下午三點整，《東方紅》旋律自城樓揚起。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走上平臺，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毛主席向麥克風前邁半步，聲音穿透擴音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話音落地，廣場禮炮54門，齊射28響。汽笛聲、鑼鼓聲、掌聲，在長安街上空匯成滾滾聲浪。緊接著，五星紅旗升起，幾百只和平鴿掠空而過，群眾里有人激動得脫下帽子高舉，不少人眼圈發紅，卻倔強地不擦淚。

朱德乘敞篷吉普檢閱部隊。受閱官兵全副武裝，鋼盔在陽光下反射銀光。少校劉亞樓口令鏗鏘：“步兵方隊，向左看——敬禮！”炮兵隨即轟鳴試射，禮車震動，地面微顫，天安門那一抹朱紅卻紋絲未動，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一種全新的穩定。

典禮結束后，夜幕降臨。宮燈與街燈連成燈海，城樓頂金黃色脊飾在光線中愈發耀眼。很多北平市民舍不得散去，站在廣場邊緣看紅旗迎風，不停地說：“這下是真有國了。”

天安門的意義，并未止于此。1949年底，政協向社會公開征集國徽草案，一紙公告提出“既要有中國特征，又要體現人民政權”。張仃、梁思成、林徽因共同敲定：把天安門置于五星之下，外圈用谷穗與齒輪環繞——農業與工業并舉，人民與歷史同在。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正式簽署公布國徽方案，天安門從此走上每一枚護照、每一份公文，也走進億萬人心里。

如果當年炸藥沒有及時清除，如果場地沒有被果斷敲定，眼前這座城樓或許早已是另一副面貌。歷史的岔路口往往轉瞬即逝，而關鍵決定，往往就發生在一聲“立刻執行”之間。今天站在長安街望去，宮燈仍舊懸掛，琉璃瓦依舊閃光，紅墻依舊端正。所有這些，都在靜靜提醒后來人：決定正確，方能保存根脈；根脈健在，方能面向未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