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人別誤解：蘇公路不是‘公路’，竟和張獻忠有關

大家好，我是江陽沽酒客，土生土長的瀘州人。從2025年11月28日起，我打算慢慢寫點瀘州的老風物——除了飄香的瀘州大曲酒，咱們江城的老地名里藏著的故事，比酒還醇厚。這是12月2日的第三篇，今天要聊的倆事兒綁得死死的：張獻忠打瀘州的傳說到底有幾分真？還有我們瀘州有條蘇公路，壓根不是現代意義的“公路”，是為紀念守瀘州戰死的忠烈，這事兒還跟張獻忠的戰爭直接相關！（原創作品，未經許可不得盜用，違者必究。另外本人只接受文明友善交流，拒絕一切道德綁架和白嫖，以及夾槍帶棒的話，不懂尊重人的留言一律拉黑。）

在瀘州的老茶館里，只要提起明末的戰亂，老輩子些總愛講起張獻忠和他麾下將士在四川及瀘州的過往。不同于史書上“賊”“農民起義領袖”或“亂世梟雄”的定位，瀘州民間記憶里的張獻忠，更像是一個帶著傳奇色彩的“對手”，而那場發生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瀘州攻防戰，更是被反復提及的經典橋段。

民間口耳相傳的“瀘州之戰”：從勸降到奇襲的反轉

瀘州民間流傳最廣的版本，主角除了張獻忠，還有一個叫溫玉潔的謀士和瀘州守將羅于莘、王萬春。老人們說，溫玉潔是張獻忠手下的“狗頭軍師”，滿臉麻子，人送外號“溫麻子”，雖有幾分智謀卻狂妄自大。當年張獻忠占據成都后，派溫玉潔帶三萬人馬攻打瀘州，還讓能征善戰的劉進忠當副將，這讓劉進忠心里很是不服，為后來的戰敗埋下了隱患。

傳說里的溫玉潔剛到瀘州江北小鎮，就覺得“鐵打的瀘州”不過是虛名。探子回報瀘州沒有援兵，他立刻寫了勸降書派人送去，以為守軍會嚇得開城投降。結果瀘州知州蘇瓊和守將羅于莘當場撕碎勸降書，還割了信使一只耳朵，放話“定讓你有來無回”。被激怒的溫玉潔下令強攻，讓劉進忠帶云梯攻城，自己在江北小鎮坐鎮指揮。

攻城的場景在民間描述得極為鮮活：大西軍架著云梯往上沖，城上的守軍和百姓就往下扔石頭、潑開水、灑石灰，云梯被掀翻，城下尸積如山。正當溫玉潔不斷增兵時，意外發生了——傍晚收馬草的時候，一群“老百姓”突然抽出刀來，為首的正是守軍將領王萬春。原來這些人都是潛伏的官軍，趁著守營的大西軍不備奇襲大本營，不僅活捉了溫玉潔，還燒了糧草。江對岸的大西軍看到火光大亂，羅于莘趁機開城追擊，劉進忠只能帶著殘兵逃跑。

除了這場大戰，瀘州鄉下還流傳著一些細碎的傳說。比如有老人說張獻忠路過合江時，曾因誤食當地的“玄麻草”被扎得難受，罵“四川的草都帶刺”；還有人說他在瀘州城外看到百姓藏糧，便放話“敢藏糧者殺”，卻被當地鄉勇設伏擊退。這些傳說大多帶著鄉土氣息，把歷史人物的行為和地方風物、生活細節綁在了一起。

傳說背后：歷史的可能性與民間敘事的邏輯

這些民間傳說并非完全空穴來風，結合不同視角的史料與地方史志，能更清晰地看到傳說背后的歷史脈絡——其中清代官修史書對張獻忠的評價最具代表性，卻也需結合時代背景客觀審視。清代修撰的《明史·張獻忠傳》是系統記載其生平的核心史料，稱其“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明確將其定位為“盜賊之雄”，詳細記載了大西軍在四川的征戰及“屠城”相關記載。

但需注意，《明史》修撰始于康熙年間，定稿于乾隆朝，清代作為取代明、滅大西政權的王朝，其修史必然帶有政治立場，需通過其他史料交叉印證。同時瀘州地方史志如清乾隆《直隸瀘州志》記載崇禎十七年“秋八月，張獻忠部將攻瀘州，知州蘇瓊、守將羅于莘拒之”，雖未渲染“嗜殺”，但明確了大西軍與瀘州守軍的攻防史實，與《明史》中“獻忠據成都，分兵四出”的記載可相互佐證。

關于“溫麻子”這個人物，史料中并無此人記載，但可能是民間對張獻忠麾下謀士的“符號化塑造”。張獻忠起義軍中有不少失意文人充當謀士，民間為了讓故事更生動，便給這類人物賦予了“丑陋、狂妄”的形象，既突出了反派的“可恨”，也反襯出瀘州守軍的“智勇”。

而劉進忠這個人物確實存在，他后來投降清朝，史料中記載他與張獻忠有矛盾，民間傳說中“將相不和”的情節，很可能源于真實的軍隊內部矛盾。

傳說里“奇襲大本營”的戰術，放在當年的瀘州江防格局里，還真有幾分道理。江北小鎮跟主城就隔一條長江，是攻城方扎營的絕佳位置，守軍要是傻乎乎硬拼肯定吃虧，用“偽裝百姓奇襲”這招，既符合瀘州人“精明敢干”的性子，也暗合冷兵器時代的攻城邏輯。《四川通志》里就寫過，明末瀘州軍民“善借江勢，民皆習戰”，可見傳說里“百姓跟著守軍一起打”不是瞎編——亂世里保家，哪分什么官軍百姓？不過這場仗里，最該被記住的不是張獻忠，也不是那個虛構的溫麻子，而是咱們瀘州的知州蘇瓊，現在大家常走的蘇公路，就是為了紀念他來的。

而那些細碎的“玄麻草”“藏糧”傳說，則體現了民間敘事的特點——把復雜的歷史矛盾簡化為具象的個人恩怨或生活細節。這種敘事邏輯，與清代官修史書的評價形成了“官方定性”與“民間記憶”的呼應與差異。

從史料多元視角看，除《明史》的官方評價外，明末清初文人筆記提供了更復雜的側面：如四川本土文人費密《荒書》中，既記載了大西軍征戰中的破壞行為，也提及“獻忠雖暴，然多擇富民而殺，不妄殺貧人”；另一文人李馥榮《滟滪囊》則側重記載戰亂中各方勢力的暴行，并非將災難全歸罪于張獻忠。

現代史學研究如顧誠《南明史》更明確指出，明末四川人口銳減是“張獻忠大西軍、明朝殘余勢力、清軍、地方武裝混戰+瘟疫+饑荒”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絕非單一人物導致。這些研究為科學看待民間流傳提供了支撐：民間將苦難集中投射到張獻忠身上，本質是亂世中民眾對“災難符號”的簡化認知，既包含部分史實影子，也融入了集體創傷記憶。

說了這些，我們再說說瀘州蘇公路，最容易誤解的點：蘇公路三個字是蘇公與路，而不是蘇與公路，自然不是咱們現在能走汽車的“公路”，在老瀘州話里就是“街道”的意思。

估計不少本地人都鬧過笑話，要么以為是“姓蘇的修了條公路”，要么覺得是“蘇大戶捐建的街”，但翻1985年版《瀘州市地名錄》就懂了：“蘇公路，明朝末年，蘇公在迎敵橋戰敗殉國，故名。” 這個“蘇公”，就是跟張獻忠部隊死磕到底的瀘州知州蘇瓊，這條街的來歷，就是蘇瓊在街口迎敵橋跟張獻忠的部將血戰，最后戰死在這兒，瀘州人改街名為“蘇公路”，是敬他守家有功。

可能有人問：明末打仗的官那么多，為啥就蘇瓊能讓瀘州人把街名改了記幾百年？這就得說他跟張獻忠部隊死磕的硬氣——崇禎十七年張獻忠派三萬大軍打瀘州，城里守軍加百姓才幾千人，蘇瓊沒跑，跟守將羅于莘組織大家修城墻、備滾石，連木匠都來做“反云梯”掀敵人的梯子。后來張獻忠親自帶兵再攻瀘州，城里兵力空虛，有人勸他棄城，他懟回去“守土官，死當死此”，最后在迎敵橋被圍，刀刃架脖子上還罵賊不投降。他老婆舒氏聞訊自刎，七個仆婢也跟著殉節，這份忠烈，瀘州人刻進了街名里。要是沒有張獻忠部隊攻瀘州，沒有蘇瓊戰死，也就不會有“蘇公路”這個名字。

現在再逛蘇公路，可能只注意到街邊的涼糕店、鹵菜攤，沒人會特意想這條不足200米的小路，以前是老瀘州南北城的分界線，是“脊梁骨”一樣的存在。而張獻忠的傳說呢，就像茶館里的龍門陣，真假參半，但里面藏著的瀘州人“守家不怕硬”的性子，跟蘇公路的名字一樣，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