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個省，曾經因太強大被強制一分為二？如今一個富一個窮？

1667年冬天，康熙皇帝在北京下了一道詔書，把一個富得流油的大省——江南省，一刀切成了兩個新?。航K和安徽。這件事在當時沒有什么大張旗鼓的宣傳，卻悄悄改變了中國幾百年的區域格局，也徹底改寫了兩個地方的命運。

2023年，江蘇GDP高達12.8萬億元，穩居全國第二；而安徽只有4.71萬億元，排名全國第十一。一個飛天，一個落地。300多年前的那道命令，到底隱藏著怎樣的政治算盤？強行分家的背后，真的只是為了方便管理嗎？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今天這“一家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明朝時期，中國南方有一個地方，富得讓人眼紅。這片地方叫南直隸，大概就是現在的江蘇、安徽、上海一帶。這里水網密布，土壤肥沃，交通方便，糧食年年豐收，手工業也發達得不得了。

“蘇常熟，天下足”，這句話不是隨便說說。蘇州、常州、松江這些地方能養活全國一半的人。絲綢、棉布、瓷器，都是全國最好的。商人來來往往，稅收高得驚人，朝廷一半的錢差不多都靠這地方供著。

更讓人頭疼的是，江南人還特別聰明。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中，江南考生頻頻上榜。清朝乾隆年間的統計顯示，全國一半以上的讀書種子都出自江南。

這樣一個“錢多、人多、文化高”的大省，成了清廷的心病。清軍剛剛入關，滿清統治還沒站穩腳跟。江南人對明朝感情深厚，反清復明的情緒濃，很多地方還主動接應南明軍隊。

清廷開始動手了。順治二年，把明朝的“南直隸”改名為“江南省”，省會設在南京。表面是換個名字，實際上是開始削權。

順治十八年，江南被悄悄分為兩個布政使司。一個管江蘇方向，一個管安徽方向。官員互不干涉，財政、人事、行政開始分開處理。雖然名義上還是一個省，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分家。

康熙六年，清廷終于下定決心。江南右布政使變成“江蘇布政使”，左布政使改為“安徽布政使”。江蘇取名自“江寧”和“蘇州”，安徽則來自“安慶”和“徽州”。

有意思的是，安徽布政使衙門并沒有馬上搬走。它還在南京“借宿”了將近一百年，直到乾隆二十五年才正式遷往安慶。安徽人辦事，還得跑到南京去，江蘇人則覺得這事挺奇怪。

這層歷史，成了后來“徽京”現象的根源。南京雖然屬于江蘇，但安徽人卻格外親近，馬鞍山、滁州、蕪湖的居民習慣了去南京看病、上學、就業。這種“身在安徽，心屬南京”的關系延續至今。

江南省的分裂，其實是清廷在玩一場“削藩”的老把戲。他們不希望有哪個省太富太強，以免尾大不掉。當年江南的商業、文化、財政、兵力全掌握在一個省內，確實不利于清廷掌控。

為了削弱江南的力量，清朝還搞了不少“小動作”。比如科舉考試，安徽考生不能再和江蘇考生混考，必須在本省參加鄉試；軍隊調配上，安徽的駐軍中，至少有四成要是北方八旗兵，防止本地人掌權。

江蘇這邊分到的是“富裕套餐”。蘇州、無錫、常州這些地方靠近上海，水運發達，經濟基礎好，手工業早就成熟，后來對外開放時，正好搭上了外資的快車。

外企一進來，江蘇立馬接住了。蘇州工業園區、無錫高新技術區、南通的建筑業，成了全國的“樣板工程”。富士康、三星、索尼工廠紛紛落戶，江蘇GDP一路狂飆。

安徽則比較吃虧，分到的是相對落后的“山地套餐”。皖南多山，交通不便；皖北靠近中原，農業為主。地理條件決定了安徽的發展節奏慢半拍。

改革開放初期，安徽的節奏明顯慢了下來。盡管鳳陽小崗村打響了農村改革第一槍，但工業化沒有跟上。很多年輕人選擇去江蘇、上海打工，人口外流成了安徽的一大問題。

到了21世紀，安徽開始奮起直追。合肥靠著中國科技大學、中科院的資源，發展起了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產業。蕪湖的奇瑞、馬鞍山的鋼鐵，也逐漸打出名聲。

南京對安徽起到了“帶頭大哥”的作用。馬鞍山、滁州、蕪湖這些城市，依托南京的交通、教育、醫療資源迅速發展，甚至地鐵都連成了一體。

今天的江蘇雖然經濟強，但內部也有分裂感。蘇南富得流油，蘇北相對落后。連云港、徐州等地更靠近山東、河南，文化上也更接近北方。

“散裝江蘇”這個說法并非空穴來風。蘇錫常和上海關系密切，南京和安徽更親近，蘇北則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江蘇雖然強，但內部認同感并不強。

安徽則越來越“整”。雖然起步晚，但長三角一體化讓安徽搭上了區域發展的快車。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這些城市開始找準自己的定位，產業集群逐漸形成。

2023年，江蘇GDP遙遙領先，但安徽的增速也不慢。尤其是合肥，在科技創新領域的表現讓人刮目相看。蘇州一家芯片公司看重合肥的政策和人才紅利，最終投資落戶，成為兩省合作的縮影。

文化上，兩地的聯系從沒斷過。黃山和蘇州一同申請“江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讀者借閱江南古典作品的熱情也不分彼此。南京圖書館的數據顯示，《儒林外史》《桃花扇》在蘇皖兩地都很受歡迎。

雖然江南省這個名字已經成了歷史，但骨子里的聯系還在。江蘇人說自己是江南人，安徽的徽文化也頻繁出現在江蘇展館里。文化的傳承，早已超越了行政界限。

那段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了三百多年，但它留下的印記仍清晰可見。安徽人去南京的高鐵只要20分鐘，比去合肥還方便。南京地鐵里，常能聽到六安、阜陽口音。

安徽雖說“貧”，但并非沒有希望。長三角一體化給了它新的機遇，政策向中部傾斜，高校、科研院所的集聚，正讓安徽逐漸“追上來”。

江蘇雖然“富”，但也面臨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的問題。蘇北的發展仍需提速，蘇南的外資依賴也需調整，南京的角色也需要重新定位。

清朝分省，是為了削弱地方權力，穩定朝廷統治。300多年后，兩地的命運走上了不同的軌道，但也正走向新的交匯點。三百年前那道圣旨，改變的不只是地圖，更是一段綿延至今的命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