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輸在了哪？行政成本拖累了分配及整體經濟

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完全是 GDP 的堆積。蘇在 “超美” 的口號下，GDP 增速在 70 年代大踏步前進，一度占美國的 67%。

但效率為王，一個經濟體的可持續性在效益，不在出苦力的 “生產性”。在全球比較中，經濟價值最終要體現為貨幣價值，不存在 “實體性 GDP 占比高就能成為老大” 的邏輯，核心要看效益。以稀土為例，這是中國的強項，開采和提煉都具有碾壓級優勢，但這不等于有賺錢效應。2022-2024 年，稀土集團處于虧損狀態；2025 年提價后，僅實現 1.9 億利潤。稀土行業 90% 的利潤被國外企業賺走，因為稀土高端零部件、設備與專利主要掌握在日美手中 —— 這與蘋果手機的利潤分布邏輯一致。

那么，又是什么決定了效率？

關于這一點，上一篇文章已經講了很多，這一篇只聚焦 “體制成本”。

在某種意義上，體制成本的控制更具標志性。它直接反映一個社會分配的價值取向，定義著全民共享的二次分配水平。

蘇的公職人員 1960 年約 100 萬人。到 70 年代，其 GDP 占美國的比重從 33% 直線上升到 67%，公職人員也增至 150-180 萬人；1980 年代末，這一數字突破 200 萬人，占總人口約 0.8%。而美國同期同類公職人員占比僅 0.3%-0.4%：蘇每 1000 人中就有 8 名官僚，美國僅 3.5 人。

1980 年，蘇中央部委達 60 多個，地方配套機構層級繁多。僅工業管理部門就有 20 余個，每個部委下設數十個司局、處室，行政指令傳遞鏈條長達 5-7 級。

0 年代，蘇行政管理費用占 GDP 比重約 6%-8%，80 年代末升至 10% 以上；同期美國聯邦政府行政開支占比穩定在 3%-4%，西德（聯邦德國）僅 2%-3%。蘇的行政成本是美國的三倍。

這種膨脹是計劃經濟的必然規律：計劃經濟依賴官僚體系分配資源，“干部名錄” 是權力核心。階層固化導致機構只增不減，1950-1990 年無一次大規模精簡；且官僚階層享有住房、物資配給等特殊福利，進一步推高了體制成本。

真正的悖論在于，蘇的 “干部名錄” 只增不減 —— 越想監督，機構越多，形成了20+解不開的死結。財政收入大量用于維系 “干部名錄”，而非對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1985 年，僅用于官僚住房建設的開支，就占全國住房投資的 15%。

一個缺乏約束的體制成本，最終成為美蘇爭霸的隱形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