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河發、張錚：知識產權倫理的歷史演進、體系建構與治理路徑

知識產權倫理的歷史演進、體系建構與治理路徑

宋河發1,2 張 錚1

（1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2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摘要:隨著新興技術的不斷涌現，知識產生和傳播的方式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這些變革對知識產權的公平正義、開放普惠、尊重生命等倫理原則構成了新的挑戰。新技術引發的倫理挑戰促使我們應重新思考知識產權倫理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并探索合適的治理路徑以適應新技術快速發展和社會需求。本文梳理了四次科技和工業革命知識產權倫理的歷史演變，從知識產權倫理原則和權利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的概念和體系，全面研究了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總結了知識產權倫理的發展趨勢，最后提出了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治理路徑。

關鍵詞：知識產權倫理，體系，問題 ，治理

中圖分類號:G306文獻標識碼:A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4.01.001

近年來，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元宇宙、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學等新興技術飛速發展，產生了大量知識產權，也帶來諸多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與發明創造的權利歸屬、大數據背景下知識產權濫用、包含算法的技術方案存在歧視、利用3D打印技術制造的人體器官以及基因編輯胎兒等議題均涉及對個體人格權、經濟權、發展權和知情權等權利的潛在侵害。這些侵權行為與知識產權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可能違背了知識產權倫理原則，也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了新的挑戰。2021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印發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提出了包括知識產權倫理在內的知識產權文化建設等重大問題，強調要構建尊重知識、崇尚創新、誠信守法、公平競爭的知識產權文化理念。同年，《科學技術進步法》修正，規定科技活動要遵循倫理規范，要加強對倫理的管理、審查和治理。

知識產權倫理問題開始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倫理是人際相互關系之間應遵循的一系列道德和準則，它指導個人或集體在面對價值選擇時的行為方式[1]。法律規范通常反映了社會的共同倫理價值觀[2]。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旨在保障社會正義并促進知識的傳播，其核心價值應涵蓋促進創新與效率和追求公平與公正，并強調在知識產權的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平兩種價值之間取得平衡[3-5]。知識產權倫理涵蓋了價值觀念、倫理原則和道德意識，指導著知識產權的法律構建和個體在知識財產領域的實際行為 [6-7]。它包含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問題、知識產權運用過程中的倫理問題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倫理問題[8]。最早的知識產權倫理研究是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研究，西方主要運用人格理論、勞動理論和功利理論來闡釋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9]，但這些理論未對知識產權私權的過度膨脹加以限制，于是后來有人提出用工具主義來指導構建知識產權理論，用來限制知識產權作為私權的擴張，做到私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10]。20世紀30年代，學者們主要關注知識產權壟斷的合理性問題。隨著知識產權制度在全球的發展，計算軟件發明可專利性、地理標志、生物標簽、域名等知識產權客體不斷增加、權利快速擴張，導致知識產權法的倫理性價值在關于利益分配的機制、對健康權的尊重、對環境權的關切和對傳統文化的保護等方面均出現了迷失的現象[11]。20世紀末，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的出現對闡釋知識產權制度正當性的人格理論和勞動理論帶來了顛覆性沖擊[12]，于是學者們開始更加關注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有學者對知識產權運用過程中的倫理問題展開了研究，主要有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所引發的知識產權主體界限模糊問題[13]、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能導致的版權侵權問題以及對著作權的控制問題[14]、人工智能和3D打印技術的大量使用而加劇的數字鴻溝問題等[15]。同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的倫理問題也受到關注，如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減緩技術在公共領域的流動，損害后續創新的積極性，進而對公共利益與社會進步帶來負面影響[16]，基因專利的知識產權保護引發了人們對壟斷和私有化的擔憂[17]，對藥品專利和遺傳資源知識產權的保護可能導致壟斷與生命健康權的沖突[18]。在知識產權倫理治理方面，有學者們認為知識產權倫理治理應通過文化改革來解決倫理與法律之間的沖突，并通過構建主體構成、準則規范、審查細則和問責機制的體系來實現知識產權倫理的有效治理[19-20]。

目前，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影響在不斷擴大，且復雜性越來越高，知識產權已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新技術知識產權倫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然而現有關于知識產權倫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新技術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常常止步于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提出，缺乏對知識產權倫理概念、構成和體系的全面研究，缺乏對知識產權倫理普遍性、特征性與規律性的探究，更缺乏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和及時有效的應對策略。

本文采用規范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和分析了四次科技和工業革命知識產權倫理的歷史演進，從知識產權道德原則和權利角度提出了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的概念和構成體系，研究了新科技革命時代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總結提出了知識產權倫理演變趨勢，最后提出了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的治理路徑。

一、工業革命與知識產權倫理

根據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提出的工業4.0概念，人類歷史發展可劃分為蒸汽機時代、電氣化時代、信息化時代和新科技革命時代四個關鍵階段。這四個階段也是知識產權制度發展完善并與科技創新和工業革命促進發展的階段，因此產生了具有不同階段特征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和治理措施。

1.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時代

英國于1623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的專利法《壟斷法規》[21]，推動了英國在之后200多年中的大量技術創新，并促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22]。然而，該法案的目的起初并非為了保護發明人的專利權，而是為了限制王權壟斷[23]。這也造成了專利制度在建立初期存在諸多問題，如對“發明”缺乏明確定義、復雜的申請程序、虛弱的審查制度等，導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專利侵權問題[24]。部分法官對專利侵權案件持消極態度，使得專利權人維權困難[25]。同時，專利不實施導致的壟斷問題也會阻礙創新。例如瓦特1789年獲得了一項蒸汽機顯著改進的專利，但由于他拒絕許可該專利，加上其長期控制英國金工產業，英國火車速度100年后才得到提高。在這一背景下，人們開始對知識產權制度正當性這一知識產權倫理問題開展討論，重點在于授予專利權的做法是否阻礙了創新。由于專利制度低效，許多人認為沒有專利制度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創新。由于洛克財產學說探討了人的自然權利以及財產權，其勞動財產權理論與知識產權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最終被用來解釋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開始逐漸被大眾認可[26]。1852年英國頒布《專利法修正案》并在同年正式成立專利局，加強對專利權的保護。隨著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取得顯著成就，法國、美國和德國等國家開始學習英國的專利制度，這也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礎。

2.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化時代

自19世紀70年代起，電力和內燃機技術廣泛應用開啟了電氣化時代。《伯爾尼公約》和《馬德里協定》的簽署使著作權和商標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然而，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首先是壟斷問題，電力和內燃機為核心的技術運用導致擁有這些技術的企業在生產力上遠超其他企業，資本集中于少數擁有知識產權的公司，引發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部門的壟斷現象[27]。從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諸如勝家、愛迪生和摩根等企業家甚至開始利用專利制度開展以不實施專利技術為目的專利權申請，被稱為“專利鯊魚”（patent sharks）[28]。這些大型壟斷企業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強行收購發明人的專利，控制專利市場，加劇了壟斷。其次是收益分配問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者多為個體工匠或小企業主，而第二次革命時期多為科學家和工程師，研發團隊和大公司變得更加關鍵，這導致雇員發明人與雇主間的利益分配沖突，發明人的權益經常得不到充分保護，有時重大發明的發明者未能獲得適當報酬。最后是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與公共利益的沖突問題。知識產權作為私權，在實施過程中是否應該照顧社會公眾利益成為了焦點。美國大蕭條時期，很多人認為專利壟斷阻礙了社會發展。早在19世紀前半葉，美國的Lowell v.Lewis案判決指出專利的實用性無需考慮公共利益，但在之后的Langdon v.Degroot案的判決中卻提到，專利制度的目的不應只是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也應該充分考慮該專利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29]。第二次工業革命讓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更進一步地暴露出來，社會也開始審慎權衡各方利益，逐步建立和完善更加公正和可持續的知識產權制度。

3.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化時代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計算機、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和原子能等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信息化時代就此開始。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主要是由于科技和生產力進步暴露出的知識產權漏洞所產生的，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主要是新技術成果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后引發的道德層面的倫理問題。計算機技術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信息自由權與版權保護之間的沖突。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使得信息的傳播變得異常容易，然而這也衍生出了更多的版權侵權問題。如何在維護創作者權益的同時確保公眾獲取信息的權利，成為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倫理議題[30]。而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非專利實施主體”（Non-practicin Entities, NPE）或“專利蟑螂”（Patent Troll）的問題變的愈加明顯。一些NPE濫用專利權，采取威脅和起訴手段，從其他公司獲取了不合理的經濟回報。僅在2011年NPE的訴訟活動使被告和被許可人就支出了290億美元的費用，2012年在美國由“專利蟑螂”所啟動的訴訟就占美國所有侵權訴訟的60%左右[23]。這種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受到質疑，因為它并未為社會創造真正的價值，而是通過法律手段牟取私利。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基因專利授權問題，美國于1978年便開始授予基因專利權，這引發了對于基因信息的壟斷與私有化的擔憂，使得科研機構、醫藥公司之間的知識產權爭端日益突顯[11]。如何平衡創新和公共健康利益成為了一個需要綜合考量的倫理問題。藥品專利與生命健康權的沖突問題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備受關注的議題。藥品專利保護確保了創新藥物的研發投入，但這也導致了某些藥品的高昂售價，使得一些患者無法負擔治療費用，從而引發了生命健康權與壟斷利益之間的倫理悖論。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需要在商業利益與公共權益之間追求平衡，確保技術進步能夠為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而非災難。

二、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問題

新科技革命時代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核心特征在于信息通信技術的深度融入和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全面展開，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的迅猛發展，更進一步推動了生產力質的飛躍，重塑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但新科技革命帶來的諸多顛覆性技術的特性和應用范圍超出了傳統知識產權法律框架，傳統知識產權概念、權利界定和保護機制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因此，構建適應新科技特點的知識產權倫理體系，對于確保技術創新與倫理道德的和諧共生、維護創新者權益與促進社會整體福祉，以及引導科技發展走向負責任和可持續的方向具有重大意義。

現代知識產權法比較重視創新和效率等功利性價值，然而卻忽視了公平正義、開放普惠、尊重生命等倫理性價值。知識產權倫理的基本原則應包括尊重生命、公平正義、開放普惠等道德原則。知識產權倫理強調道德和社會責任，包括推動知識的開放普惠、確保惠益的公平分享、尊重個體的生命健康權，以及保護環境和尊重傳統文化等。知識產權持有者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確保知識產權的行使不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群體的基本權益。

法國法學家卡雷爾·瓦薩克（Karel Vasak）的“三代人權”理論將人權分為政治權利和自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以及社會相對弱勢群體權利三類[31]，這三個權利分類可以作為知識產權倫理分類的基礎。同時，權利理論認為，公民基本權利分為與政治權利和自由相關的尊重生命與人格問題、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相關的公平正義問題以及與社會弱勢群體權利相關的開放普惠問題。實際上，涉及知識產權倫理的權利主要包括個體人格權、經濟權、發展權和知情權等權利，也包括經濟權、公平競爭權 、發展權。因此，本文沿著從知識產權道德原則到權利的過程將知識產權倫理劃分為知識產權生命倫理、知識產權公平正義倫理、知識產權發展倫理三大類，并構建了知識產權倫理體系（見圖1）。

圖 1 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體系

1. 尊重生命與人格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

尊重生命與人格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主要涉及技術透明度與公共利益的平衡、生命健康權與知識產權保護的矛盾、知識產權授權的合理性考量以及版權與個人自由權利的沖突，這些問題主要圍繞知情權、健康權、人格權和通信自由權等第一代人權展開。

技術透明度與公共利益的沖突問題會涉及到公眾的知情權，主要涉及算法領域和生物領域。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首次明確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算法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技術信息，即算法可以作為商業秘密進行保護。但算法作為商業秘密保護可能會造成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例如自動駕駛技術中的“事故算法”與電車難題問題[32]。在面對即將引發事故的危險狀況時，自動駕駛汽車算法的決策邏輯是選擇優先保護行人還是保護車主，涉及到公眾的知情權和生命權，但算法本身又受到商業秘密保護，這就造成了技術透明度與公共利益之間產生沖突。在生物技術領域，知情權問題同樣備受關注。特別是在遺傳資源收集、遺傳基因數據獲取及商業化利用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涉及知情權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提供基因樣本的個體或群體依然無法獲得充分的知情權保障。這一現象被形象地稱為“生物剽竊”，頻繁發生的生物剽竊事件導致了嚴重的遺傳資源流失[33]。在這些事件中，個體或社區往往并未被告知他們提供的生物樣本可能被用于何種目的，包括可能的商業化利用。由此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使得提供樣本者在知情權方面處于劣勢地位。這種情況違反了倫理原則，損害了提供樣本者的權益。

生命健康權與知識產權保護的沖突問題一直是知識產權倫理討論中的熱點，主要涉及藥品、3D打印技術和基因技術等領域。藥品專利是這一問題的核心。制藥公司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其研發的新藥，這本身是為了鼓勵藥物創新和保障研發投入的回報。然而，專利保護也可能導致藥品價格居高不下，因為專利權給予了制藥公司在一定時期內排他生產和銷售該藥品的權利。例如美國輝瑞等醫藥公司通過申請藥品專利，創造暫時的壟斷地位，最終生產出比創新生產邊際成本高出許多倍價格的藥品[34]。如醫藥領域的靶向藥物CAR-T細胞療法，其價格大約為120萬元人民幣一針，普通民眾很難負擔起這個價格。3D打印可以用來制造個性化的醫療器械甚至人體組織，但這也涉及到對設計圖紙和生物材料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如果這些技術取得專利權，可能會限制其在醫療領域的普及和應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些國家規定了強制許可等措施。盡管如此，強制許可的應用仍然非常有限，且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復雜的法律和技術挑戰。而這類涉及生命健康的專利價值評估和專利產品價格評估目前還沒有普遍認可的方法。這導致了知識產權的惠益分享機制難以實施，使得“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在實踐中遇到困難。

知識產權授權的倫理性問題是指知識產權客體從倫理性角度是否應當被授權以及知識產權客體被授權后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涉及的權利主要包括生命權、身體權、隱私權等人格權。目前涉及爭議的知識產權客體主要包括基因編輯技術專利、數據知識產權、人工智能專利和算法專利等。現有研究認為信息技術與商業技術、基因檢測、醫藥信息以及干細胞研究等新興技術領域的專利法適用均存在爭議[35]。特別是在基因編輯技術方面存在倫理問題，如賀建奎編輯嬰兒艾滋病基因的事件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對人類基因組編輯技術的專利授權可能鼓勵這類研究，嚴重影響人類基因池的純潔性，可能對人類的身體權和健康權構成嚴重威脅[36]。除此之外，基因編輯技術專利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均問題，使得擁有大量基因專利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食品和藥品形成控制，危害國家安全[17]。在數據是否應當被授予知識產權方面，雖然目前立法尚未明確將數據納入知識產權的范疇，但國家知識產權局已開始積極推動數據知識產權工作試點，多個省市已開始向經營主體頒發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這種做法背后隱藏著倫理風險，涉及數據的控制權和使用權、個人隱私權和集體公共利益的沖突問題。目前大數據技術可以通過算法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了解個人的習慣和喜好，導致對個人隱私侵權風險。合理的授權應該兼顧數據的商業利用和保護個人隱私的合法權益，避免濫用個人信息帶來的道德和法律風險。人民網等多家主流媒體報道中國知網因收集個人信息而被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罰款5000萬元人民幣的事件，反映了國家和社會公眾對隱私權問題的日益關注。

有關通信自由權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是雙向的。一方面，數字版權保護技術（DRM）的運用旨在防止未經許可的復制和分發，但有時這種保護措施可能過于嚴格，導致合法用戶難以使用他們已經購買的產品和服務。例如，消費者在手機上通過某個應用程序（APP）購買電影，但在數字電視上使用同一APP觀看時可能需要再次付費購買。除此之外，大多數國家的版權法（我國是著作權法）都規定了為教學使用的版權例外原則，然而因為這些材料被DRM限制，教育工作者可能發現難以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材料來進行教學活動，依然需要通過付費購買[37]。這種情況下，合理使用原則——即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有限度地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而不必征得版權持有者同意常常受到挑戰，進而影響到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另一方面是過度的信息自由權可能會導致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技術對數字版權的知識產權侵權。隨著信息自由權的擴張，尤其是在互聯網環境中，人們可以更容易地訪問和分享信息。然而，這一自由權的過度擴張也可能導致知識產權侵權和倫理問題。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發展使得大量數據的處理和分析成為可能，但這些技術的應用有時會涉及到對受版權保護的內容的自動抓取和分析，如具有著作權與商業秘密專有權的文本、圖像、視頻、音頻等，這可能造成不經意間觸犯著作權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也有可能造成對個人隱私信息與數據的非法獲取。

2. 公平正義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

公平正義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主要涉及利益分配問題、壟斷以及私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主要圍繞經濟權和公平競爭權展開。

經濟權問題的主要表現是勞動權益的分配不合理，其中涉及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中的利益分配問題，主要是由于新技術（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創作出的作品或發明創造其主體地位不清導致知識產權相關方的利益分配不均產生的。主體界限模糊問題主要表現在擁有創造能力的作品完成人或發明人身份上。現在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通過機器學習算法從大量數據中學習并自主創造出文學藝術作品和發明創造，尤其是在藥物篩選、遺傳編程和人工神經網絡等領域，人工智能可以獨立創造出有獨創性的作品和可專利性的發明創造，這對現有的著作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產生了極大挑戰。由于其創造能力逐漸強大導致其在知識產權創造中的主體地位的邊界不清[7]，人工智能軟件擁有者、人工智能使用者和人工智能本身，究竟哪方能夠成為創造主體和權利主體的問題依然爭論不止，歐洲、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專利局關于人工智慧機器DABUS是否是適格發明人問題對其發明創造的專利權授予結果迥異。

公平競爭權問題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授予可能導致市場壟斷，當一家企業通過專利或其他形式的知識產權控制某個關鍵技術或產品時，它可能會限制其他企業的市場準入，從而損害公平競爭。例如，基因編輯技術的專利權可能會被用來限制競爭對手使用這些技術，即便這些基因序列原本屬于公共領域。還有數據的知識產權化也是一個日益突出的問題。企業可能會嘗試通過申請地方政府頒發的數據知識產權證書，來控制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從而限制競爭對手獲取這些資源。這不僅影響了市場的公平性，還可能導致數據資源的集中和信息孤島的形成。再者是知識產權濫用問題。知識產權是合法壟斷，但是知識產權的高價許可、許可搭售、許可回售、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累積都涉及知識產權濫用問題。雖然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但缺乏具體規定，學術研究也很不足。三是是私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問題。例如NPE并不從事實質性的商業活動，而是通過收購專利發起訴訟，迫使被告企業支付高額的許可費或賠償金。這種行為不僅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和成本還可能抑制創新，因為潛在的創新者可能因為害怕訴訟而不得不購買非必要專利甚至低質量專利、無效專利，甚至放棄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從而造成創新能力差距拉大。

3. 開放普惠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

開放普惠原則下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主要涉及公平與發展的沖突問題和對傳統文化的利用問題，兩個問題主要圍繞社會相對弱勢群體權利的發展權展開。

發展權是人類的根本權利之一，知識產權制度在推動科技創新和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公平與發展沖突問題是制約知識產權正當性的主要倫理問題。公平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目前以人工智能和3D打印為代表的技術對知識產權制度公平性產生了巨大影響。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是否應該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如何界定人工智能創造與人類創造之間的界限，都是目前知識產權倫理和法律領域亟需解決的問題。如果人工智能創造的作品不受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降低創新的動力；若給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知識產權，則可能加劇數字鴻溝，使得不會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公眾在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上遭受擠壓[38]。3D打印技術同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挑戰。這項技術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輕松復制和創造物理對象，這可能導致傳統制造業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商業模式受到沖擊。一些處于邊緣的國家、企業和公民無法獲得必要的培訓以及物質資源，導致其在數字素養水平上居于落后地位，無法享受人工智能和3D打印技術發展的紅利。2000年聯合國人權促進保護小組委員會發表的《知識產權與人權》中就認為TRIPs協議中沒有充分反映人人享有獲得科學進步及其產生利益的發展權利[39]。

傳統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也是重要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傳統文化是世代相傳的智慧結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和潛在的經濟開發價值。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和全球權力結構的不均衡，這些知識常常被發達國家以各種形式挖掘和利用，而原著民文化群體卻很少從中獲益[40]。傳統的知識、文化和表達形式往往不符合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對原創性和獨創性的要求，因而難以獲得有效的法律保護。例如我國的中醫藥傳統知識地理標志產品的保護長期處于邊緣狀態[41]。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長期研究中醫藥傳統知識并將其申請為專利，再將相關專利藥品銷往中國，從中獲得巨額利潤[42]。花木蘭等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作品也被一些國家拍成電影、視頻等廣泛傳播，這導致了原著民群體的經濟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同時也限制了這些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發達國家企業和研究機構在未充分考慮原產地社區的權利和意愿的情況下，對這些傳統知識進行商業化開發，不僅剝奪了原創作者的經濟利益，還可能造成對文化誤讀和價值觀扭曲。原著民群體作為傳統文化的來源，其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不僅未能得到應有的認可，反而還會遭受來自發達國家的文化侵蝕。

三、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發展趨勢

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復雜多元，既能引起較高的社會關注度，也極有可能產生負面趨勢（見表1），需要高度關注。

表 1 各歷史階段知識產權倫理發展趨勢

（1）公眾關注度顯著提高。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公眾對新技術的關注和重視程度也不斷提高。這也正是目前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受到前所未有關注的重要社會根源。新媒體為信息傳播提供了更加開放和快捷的交流平臺。一些代表公共利益的非政府組織也在積極參與并發聲，形成了“科技民主化”的新社會訴求。在這個變革的環境中，像人工智能創造物的作品完成人和發明人的署名問題、基因編輯技術專利涉及的生命倫理問題、大數據應用算法專利和商業秘密涉及的算法歧視等新的知識產權倫理爭議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公眾開始更加重視自身在科技監管和制度建設中應有的話語權，對相關問題表達出強烈的興趣和關切。可以預見，知識產權倫理治理的公眾參與將進一步加強。唯有正視公眾監督，積極回應社會關切，才能在新的環境下推動知識產權倫理的健康發展。公眾關注的提高為推動更為負責任與公正的科技創新和公平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持。

（2）利益關系多元化。新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知識產權帶來了更加復雜和多元的利益格局，隨著主體客體的擴展和復雜化，以往簡單的知識產權二元框架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在上個世紀，人類社會的技術發展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知識產權的主體主要為權利人與用戶，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晰。然而，新技術等因素正在打破這種簡單的二元模式。首先，新技術導致知識產權的獲取與運用方式更加多樣，涉及的主體也在擴大，不再是傳統的個人發明家或企業，有可能是員工團隊、創作軟件群體、網絡社區甚至是社會大眾等。這使得權利歸屬和利益分配的問題更為復雜多元。此外，許多非市場主體也被牽涉其中，環境與生態、社會弱勢群體、公共基礎設施安全等都與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相關，公共利益、社會效應也應成為知識產權倫理考量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基因編輯等技術所產生知識產權都在逐漸從原有的私權屬性向準公共產品的性質演化，利益關系的多重網狀結構正在形成。這使得問題的識別與協調解決極為困難，爭議也在所難免。任何一方的利益最大化都可能損害整體利益。面對新技術浪潮，如何在這一新的利益格局中找尋制度化解決知識產權倫理困境之道，是一個嚴峻和緊迫的課題。

（3）問題趨向復雜化。傳統技術產業所造成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較為簡單，通常只涉及一類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例如藥品專利導致的生命健康權與醫藥產品保護的倫理沖突[43]，其也只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道德問題，即藥品專利的知識產權保護產生壟斷利潤的權利與生命健康至上的價值取向產生沖突的問題。但一些新技術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甚至涉及到不同國家法律制度和價值觀的交匯，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更加復雜。例如區塊鏈技術在加密貨幣和元宇宙中的應用就同時涉及到計算機科學、經濟學和法學等多個領域，也關系到不同國家在數字貨幣監管方面的政策。其算法決策、數據安全、權利歸屬等問題在知識產權倫理問題三個層面中都有體現。除此之外，新技術帶來的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爭議性更加強烈，社會與學界較難達成共識，有些問題甚至會伴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迭代出現反轉。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對人格理論的顛覆，部分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技術所創作出的創造物無法體現創造者的人格或者個性[44]。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迭代，目前人工智能在文學和藝術領域幾乎可以根據需求模擬出所需的人格或個性。舉例來說，通過人工智能繪畫工具如Disco Diffusion，有博主成功模仿了梵高的風格生成多幅畫作。同時，像ChatGPT等人工智能軟件也同樣可以通過模仿創作者的寫作風格產出文學作品。這些例子表明，新技術所帶來的問題不僅在技術層面更為復雜，而且在知識產權倫理和社會層面的爭議也更加深刻和多樣化，新技術發展中的一些倫理判斷標準并不確定，需要與技術協同演進。

（4）數字鴻溝進一步加劇。對于社會公眾來說，新科技革命時代需要公眾具備較高的數字素養水平，但由于知識產權的限制，一些普通民眾和邊緣群體無法獲得必要的教育和培訓，從而無法掌握相關技能，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情況，從而加劇了數字鴻溝[45]。對于企業來說，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可以提高企業的效率，但智能化技術和大數據的應用提高了創新門檻，也加大了對知識產權的依賴，這使得在智能化領域擁有更多知識產權和技術的一方越來越處于優勢地位，而沒有這些資源的一方則越來越被動。智能化技術的研發和改造本身需要大量投入，這意味著只有足夠資金實力的大公司和機構才能進行前沿技術的開發，這就在起點上加劇了弱者和強者的差距，而大公司還可以利用智能技術取得的收益和數據優勢不斷研發新技術，形成一種正反饋循環，不斷拉大同行業中企業的差距，使得中小型企業在新科技革命時代的參與度和競爭力受到影響。

四、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治理路徑

新科技革命時代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可能引發較多的負面趨向，治理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提出以下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治理路徑。

一是加強知識產權政策規制。政策的靈活性使得其比法律更能直接治理知識產權倫理問題。政府和相關機構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將知識產權的倫理標準納入考核體系，通過激勵和懲罰措施來實施。例如，對科研項目實施知識產權倫理審查，保證其符合公共利益和倫理要求；對于那些公司負責人有重大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企業，限制其注冊和運營資格；在授予專利權和保護版權時考慮倫理因素，對于有潛在倫理問題的發明或作品不予批準、登記；在單位評價及資金管理政策中融入知識產權倫理評價標準。通過獎懲政策的運用，鼓勵遵守知識產權倫理的行為，對違規行為實施懲處，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向著更加公正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二是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倫理審查機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明確知識產權倫理審查的法律依據、機構設置、審查流程等框架，為后續審查工作提供基本遵循。支持市場主體設立專門的獨立機構或委員會負責知識產權倫理審查，確保該機構的獨立性、專業性和透明度。倫理審查委員會應明確審查的具體內容，尤其對涉及新技術的知識產權申請要重點關注，例如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登記和發明創造專利申請、生命科學和基因編輯等領域的專利申請等。審查委員會需要依法依規行事，制定明確的審查規范。這包括審查程序、文件要求、信息保護等方面的規范，制定明確的倫理審查標準。審查規范還應強調透明度，使得審查過程對公眾有較高的可見度，以確保審查過程的合法性和規范性。確定知識產權倫理審查的具體范圍和邊界，避免越權或缺乏足夠權限。引入獨立的專業評估機構或專家組織，對知識產權倫理進行專業的評估。建立定期評估機制，對知識產權倫理審查機制的運作進行評估，及時發現問題并進行改進，確保倫理審查機制能夠適應知識產權和科技創新的不斷發展。在技術標準和規范制定推廣中強化知識產權倫理規范審查。技術標準和規范的建立可以促使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符合一定的倫理和社會準則，確保技術的正當性和可持續性。

三是制定知識產權倫理技術標準和規范。知識產權倫理技術標準和規范應涵蓋多個領域，不應僅僅只包含技術，還應包括法律、倫理學等。制定技術標準的決策過程應該是透明的，促進包括政府、企業、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和社會團體的多方廣泛參與，確保各方利益代表的平衡。公眾和相關利益方應該有機會參與制定和更新標準的決策過程，以促進公平性和廣泛認可。技術標準和規范中應內嵌科技倫理和知識產權倫理準則，明確技術在設計、應用和維護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倫理原則，防止知識產權許可中的權利濫用和不誠信行為。這有助于指導科技創新并確保其符合社會的道德期望。

四是強化知識產權倫理和知識產權教育。加強公眾對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教育和認知對于形成科學、理性的公共意識和輿論環境至關重要。開展面向公眾的知識產權倫理教育活動，包括研討會、講座、展覽和宣傳活動等。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創建在線資源，如文章、視頻、漫畫等，以生動、易懂的方式解釋知識產權倫理問題。將知識產權教育和倫理教育納入學校課程，從小培養學生的知識產權意識和倫理意識。通過這些教育和認知策略，可以提高公眾對知識產權倫理問題的理解水平，推動社會對于合理知識產權制度的認可，形成更為科學、理性的知識產權倫理發展環境。

參考文獻

Bonhoeffer D.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10?15.

易軍. 法律行為制度的倫理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 2004(6): 117-129+206?207.

吳漢東. 知識產權本質的多維度解讀. 中國法學, 2006(5): 97-106.

和育東. 知識產權法的效率價值及其實現. 電子知識產權, 2006(7): 21-24. DOI: 10.3969/j.issn.1004-9517.2006.07.005.

[5]

曹剛. 法律的道德批判.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6]

羅能生. 產權的倫理維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

彭立靜. 知識產權倫理的學說體系構建. 求索, 2008(11): 103-105.

[8]

彭立靜. 知識產權倫理研究. 長沙: 中南大學, 2009: 129?134

[9]

Shah A K , Warsh J, Kesselheim A S. The Eth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2014, 41(4): 841-851.

[10]

馮曉青, 劉淑華. 試論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及其公權化趨向. 中國法學, 2004(1): 63-70.

[11]

陳宗波. 知識產權法價值的倫理迷失及其回歸路徑. 求是學刊, 2009, 36(6): 89-94.

[12]

林秀芹, 郭壬癸. 人工智能對知識產權正當性理論的挑戰與應對. 知識產權, 2023(11): 78-102.

[13]

劉強. 人工智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挑戰及回應. 法學論壇, 2019, 34(6): 95-106.

[14]

李倫, 李波. 大數據時代信息價值開發的倫理問題. 倫理學研究, 2017(5): 100-104.

[15]

毛新志, 李旭. 3D生物打印技術的倫理思考.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29(3): 429-432+444.

[16]

馮曉青. 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公共領域問題研究.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22: 8.423.

[17]

毛新志. 轉基因食品的倫理問題研究綜述. 哲學動態, 2004(8): 24-27.

Sonderholm J . Ethical Issues Surroun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hilosophy Compass, 2010, 5(12).

蔡琳. 知識產權行為之法律范式與倫理范式的沖突及治理研究. 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39(3): 101-107.

胡允銀, 高玉梅, 鄭子晴. 知識產權倫理治理體系建設研究. 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21(1): 20-26.

[21]

吳漢東. 科技、經濟、法律協調機制中的知識產權法. 法學研究, 2001(6): 128-148.

[22]

柳卸林, 葛爽, 丁雪辰. 工業革命的興替與國家創新體系的演化——從制度基因與組織基因的角度.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9, 40(7): 3-14.

[23]

楊利華. 英國《壟斷法》與現代專利法的關系探析. 知識產權, 2010, 20(4): 77-83.

[24]

董雨, 徐偉. 英國專利制度發展史及其對我國的借鑒. 中國高校科技, 2019(Z1): 47-49.

[25]

Macleod C . Inven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Books, 2002.

[26]

張南. 英國工業革命中專利法的演進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當代法學, 2019, 33(6): 113-121.

[27]

王志林, 楊凱. 恩格斯晚年對于資本主義的新認識及其現代意義.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30(1): 89-93.

[28]

孫遠釗. 專利訴訟“蟑螂”為患?——美國應對“專利蟑螂”的研究分析與動向. 法治研究, 2014(1): 74-84.

[29]

李皓, 孫明明. 從美國專利法演進看專利法律制度發展. 法制與社會, 2021(21): 158-160.

[30]

張安柱. 信息時代的網絡倫理問題討論. 臨沂師范學院學報, 2000(1): 44-46.

[31]

張文顯. 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中國法學, 2014(4): 5-27.

[32]

白惠仁. 自動駕駛汽車的倫理、法律與社會問題研究述評. 科學與社會, 2018, 8(1): 72-87.

[33]

鈄曉東. 遺傳資源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169?215.

[34]

SONDERHOLM J. Ethical Issues Surroun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hilosophy Compass, 2010, 5(12): 1107-1115. DOI: 10.1111/j.1747-9991.2010.00358.x.

[35]

Alison Mclennan. Regulation of Synthetic Biology: BioBricks, Biopunks and Bioentrepreneur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36]

陳曉平. 試論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界限——從道德、哲學和宗教的角度看“賀建奎事件”.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9, 41(7): 1-13.

[37]

朱劍. 中國知網與入編期刊及其作者關系十論——從趙德馨教授訴中國知網侵權案說起.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 37(2): 25-47+213.

[38]

彭中禮. 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新論. 甘肅社會科學, 2019(4): 100-107.

[39]

吳峰. 知識產權·人權·發展. 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3): 28-31.

[40]

初萌. 知識產權法的人本主義倫理轉向——以建構主義的技術觀為視角. 科學學研究, 2022, 40(8): 1345-1352+1378.

[41]

聶海洋, 劉璐. 中醫藥傳統知識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的困境與出路. 中醫藥歷史與文化, 2023, 2(2): 133-148.

[42]

馬治國. 中醫藥傳統知識傳承保護立法問題研究. 人民論壇, 2019(31): 118-121.

[46]

姜勇, 楊云, 魏文強等. 醫學科學數據共享的倫理問題研究. 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 2007(10): 28-30.

[44]

Badavas C P . MIDI Fil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wm. &mary l. rev, 1994.

[45]

邱仁宗, 黃雯, 翟曉梅. 大數據技術的倫理問題. 科學與社會, 2014, 4(1): 36-48.

Historical Evolution, System Construction,and Governance Pa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SONG He-fa1,2

ZHANG Zheng1

（1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Abstract:With the emergence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ways in which knowledge is generated and disseminated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se changes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openness and universality, and respect for lif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e ethical challenges triggered by new technologies prompt us to rethink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and to explore appropriate governance paths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needs. This paper comprehen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in the four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proposes the concept and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in the era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rom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theories,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al issues, summarizes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govern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al issues in the era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Key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system, issues, governance

作者簡介：

宋河發，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與科技創新政策;

張錚，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與科技創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