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東芝、佳能和阿迪耐克都搬去越南，剩下的市場都歸我們了？

三星、東芝走了，把生產線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將工廠搬到了越南，現在就連佳能也關閉了中國工廠，把產能轉移到了越南、泰國

佳能中山工廠的最后一條生產線靜默停機時，這座承載二十余年工業記憶的萬人工廠，終究淪為了寂靜的空殼。

這一幕并非孤例：三星早已將核心手機制造基地遷至越南，東芝關停大連變壓器工廠后把產能轉向泰國，阿迪達斯與耐克更是將超六成鞋服產能扎根越南。

一連串產能轉移事件，讓“外資撤離中國”的論調一度甚囂塵上。

但撥開輿論的迷霧便會發現，這場看似“集體出逃”的產業變動，絕非簡單的地域遷移，成本重構與政策紅利的雙重引力，正是外資產能向東南亞傾斜的核心邏輯。

對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人力成本的懸殊足以直接改寫企業的利潤曲線。

2025年，珠三角制造業工人月薪穩定在6000至7000元，而越南同崗位薪資僅3000元上下，耐克越南代工廠工人時薪甚至不足4元，僅為中國莆田工廠的五分之一。

人力成本之外，土地租金十年間三倍的漲幅、環保合規標準的不斷提升，讓依賴規模效應的中低端制造企業倍感承壓。

東南亞國家的政策組合拳，更讓這種成本優勢如虎添翼。

越南推出階梯式所得稅優惠，符合條件的制造企業可享受“四年全免、九年減半、十五年再享10%減免”的重磅政策，固定資產投資還能免征進口稅；

泰國則精準聚焦電子產業，為半導體企業量身定制專項研發補貼。

更關鍵的是區域貿易協定的紅利釋放，越南已簽署17項雙邊及多邊自貿協定，依托RCEP框架，其對美歐出口能享受更低關稅壁壘，這無疑成為吸引外資的關鍵籌碼。

這種“成本洼地+政策紅利+貿易便利”的三重優勢疊加，讓東南亞順理成章成為全球產業鏈多元化布局的首選之地。

但產能轉移從來不是簡單的“復制粘貼”，東南亞在承接過程中，正深陷產業鏈斷層的陣痛。即便越南已是耐克全球最大生產基地，其鞋服產業80%的面料、鞋帶等輔料仍需從中國進口；

電子產業的短板更為突出，三星越南工廠組裝的手機，芯片、顯示屏等核心部件仍依賴中國臺灣和韓國本土供應，越南僅能承接附加值不足15%的組裝環節。

這種“核心部件在中國、組裝在東南亞”的格局，恰恰印證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深層不可替代性。

事實上，外資產能的“選擇性撤離”，反倒為中國制造業“騰籠換鳥”創造了寶貴契機。被轉移的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研發、核心部件制造等高端環節依舊扎根中國。

佳能關閉中山工廠的同時，其蘇州研發中心逆勢擴招200名工程師，專攻工業打印機核心技術；東芝撤離大連后，將新能源變壓器研發業務留在上海，與本土企業聯手攻關特高壓設備。

產業升級的浪潮中，中國制造業正加速從“規模領先”轉向“效率領先”。

面對昌碩科技等代工廠的轉移，立訊精密接手后迅速推進自動化改造，昆山工廠機器人密度達到傳統工廠的三倍，不僅讓不良品率下降五成，生產效率更提升22%。

與此同時，新興產業正崛起為新的增長引擎，比亞迪2025年前10月銷量達370.19萬輛，海外出口同比激增155%，其自研電池技術更形成強大磁吸力，讓全球新能源產業鏈加速向中國集聚。

從全球視角審視，這場產能重構正催生“中國研發+東南亞制造+全球市場”的新型分工體系。

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數據精準印證了這種互補性：2024年中國對東盟出口中，機械設備、電子元件占比達45%；而東盟對中國出口中，農產品和初級加工品占比超五成。

顯然，這種分工絕非“零和博弈”，而是全球制造業依據不同區域要素稟賦，進行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

佳能、三星等企業的產能轉移，與其說是外資的“逃離”，不如說是全球制造業的“新陳代謝”。

未來的競爭焦點，早已不是單一環節的成本比拼，而是全產業鏈的協同效率與創新能力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