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偏低的核心癥結：分配失衡與發展模式之困

居民消費偏低的核心癥結：分配失衡與發展模式之困

太敢說了！“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我國居民消費偏低，一個關鍵因素便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過低。中國消費率偏低，本質是分配問題，根源在于老百姓收入不足。這一犀利觀點，來自前段時間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上的演講，也是今年尺度極大的一次公開討論，他給出的一組數據格外扎心：我國政府消費占比偏高，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僅38%，遠低于發達國家——美國達68%，英國為64%。

為何老百姓消費率低？不少經濟學家將原因歸為國人愛存錢、儲蓄率高，言下之意即便老百姓多掙錢，也會轉頭存入銀行，花錢意愿低。但劉元春認為，這只是次要原因，核心仍在分配失衡。在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僅60.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5個百分點；企業部門占比24.7%，卻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6個百分點。簡單來說，企業賺取的利潤過多，給員工發放的工資偏少，老百姓分到的收入有限，消費自然上不去。

按常理，政府可通過再分配調節收入——對高收入人群多征稅，給低收入人群多補貼，縮小貧富差距。據統計，18個歐盟國家通過政府再分配，貧富差距下降40%，而我國再分配僅能讓貧富差距下降12%。貧富差距過大，直接抑制整體消費：富人財富過剩、消費增量有限，窮人有消費需求卻缺乏資金，最終拉低整體消費活力。

除了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度也至關重要。當前教育、醫療、養老的兜底保障不夠健全，老百姓只能靠存錢抵御未來風險，不敢輕易消費。如此看來，部分經濟學家單純責怪老百姓存錢多，顯然不合理。若社會保障體系足夠完善，老百姓自然會放下顧慮，主動消費。

劉元春的探討并未止步于此，他進一步深挖本質：為何企業利潤占比高、員工收入占比低？為何收入再分配調節力度不足、社會保障兜底不夠？核心源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重投資、輕消費，企業多為投資型企業，政府也是投資型政府。企業會留存利潤，投入工廠、設備以擴大生產；政府則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修橋修路、完善基建。這種模式在國家發展初期成效顯著，日本、韓國及我國初期均借此快速推進發展，但到了當前階段，投資帶來的回報已越來越低。如今我國不缺工廠、不缺基建，缺的是消費、缺的是需求，舊有發展模式已難適配當下經濟需求。

要從根源解決消費率低的問題，必須轉變發展模式：企業需多將利潤分給員工，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利潤，應通過分紅形式回流社會；政府要從投資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補貼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最終實現老百姓有錢花、敢花錢。

這場三十分鐘的演講，言辭犀利且分析透徹，直指發展模式與體制設置的核心問題。“十五規劃”已將“居民消費明顯提高”列為首要目標，足見國家解決該問題的決心，后續成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