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擔任李宗仁秘書，80歲成副國級干部，女兒是中國香港著名影星

1963年仲春，美國紐約曼哈頓東74街的一間小公寓里，李宗仁輕聲說：“老程，這輩子只剩一個愿望——回北平看看故宮。”短短一句，半是感慨半是試探。對面坐著的程思遠微微點頭，沒有多余寒暄，只回了四個字：“這事包我。”

不少人知道程思遠曾是李宗仁身邊的紅人，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真正躍入中國政治核心圈，恰恰始于那段低調的“歸根之旅”籌劃。回溯他的履歷，會發現每一次重要拐點，都與桂系、蔣介石、乃至延安方面微妙的博弈緊密相連。

1908年，廣西賓陽大橋程村還是稻浪翻滾的鄉間。程家小子讀書快，縣試、府試都是前三。原本全家盼著他去做教諭，圖個安穩。偏偏1926年北伐炮聲震動南寧，他聽了幾場演講就把課本合上，轉身報名新編第四軍，命運從此脫軌。

大多數新兵摸索連槍栓都要半月，他卻用一封略帶文學氣息的請戰書吸引李宗仁注意。從此，政務、文案、對外聯絡，以“秘書”名義統包。22歲的年紀就能與司令同桌吃飯，這在當年極罕見。

有意思的是，他在軍中最被稱道的并非謀略，而是極強的協調感。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電邀各省紳士入南京調停。程思遠只帶兩頁便箋赴會，來回周旋三天，避免了桂軍高層再度分裂。這種“說服而不壓服”的作風，為他之后數十年處世定下基調。

1934年秋，他抵達意大利羅馬大學。歐洲法政學脈絡嚴謹，程思遠選修的卻是政治意象學——看似冷門，實則抓要害：研究政客如何用符號塑造輿論。博士論文以蔣桂關系為例，被導師稱作“東方派系研究的第一手觀察”。三年后，他帶著這張學位證回到重慶，正值全面抗戰，抗戰大后方需要懂宣傳也懂軍政的人，他順理成章進入軍事委員會。

抗戰期間，他先后在武漢、桂林、昆明負責聯絡外電和地方部隊。從表面看，他始終是國民黨系統干部；然而熟悉軍統檔案的人很清楚，他對延安動態保持著持續關注，逢關鍵節點都會遞送一份“第三方觀察”到周恩來手中。不得不說，這種兩邊都維持信任而不逾矩的分寸，很考驗人。

1949年春，南京形勢已不可逆。蔣介石提出“引退”，李宗仁以代總統身份坐鎮廣州。程思遠在漢口電訊局臨時辦公室給李宗仁草擬聲明，最后一行字是：愿盡快與北平方面求得和平。聲明發出不到一周，陪都失守。和談無果，桂系高層在香港暫避。程思遠隨行，卻沒有跟蔣宋體系一同東渡臺灣，而是選擇短期停留香港，這一停，就是十余年。

在香港，他保持低調，偶爾出席僑領飯局，一言不合便談意大利足球。熟人知道，他一直在等信號。直到1963年李宗仁主動提出回國意向，他才意識到窗口來了。于是有了紐約公寓那場對話，也有了后來周恩來親自過問的“弘福專案”。文件編號記在中央外事辦檔案里，如今仍能查到。

1965年7月，李宗仁夫婦乘機抵北京西郊機場。迎接人群里，程思遠并不顯眼，卻在最后環節把寫有“歡迎回家”的毛筆橫幅交給工作人員。李宗仁握著橫幅良久沒說話，眼眶發紅。旁人并不知道，若無程思遠數月奔走，法國、香港、北京三線往返，簽證、安保、輿論，缺一環都會功虧一簣。

周恩來同年冬天在懷仁堂接見程思遠，記錄員只記下一句：“國家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從那之后，程思遠的角色徹底轉變。先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特邀委員，隨后參與起草和平統一綱要，再到1988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任職時已80高齡，卻仍堅持每周進機關兩天。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家教極為開放。長女程月如自小在上海讀圣瑪利亞女校，后改藝名“林黛”闖蕩香港影壇。1958年，林黛憑《不了情》獲亞洲影展影后。一時間，坊間將“程思遠女兒”與“電影皇后”并列。有人揣測父女政治立場是否一致，程思遠僅回應：“演戲歸演戲，政治歸政治。”

遺憾的是，林黛在1964年香消玉殞，享年僅29歲。那天夜里，程思遠正在巴黎為李宗仁案件做最后協調。獲悉噩耗后，他沉默良久，只對助手說：“明天的機票照舊。”工作沒有暫停，悲痛被深埋，這種克制，映照了他的性格。

1995年他獲聘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常說一句半玩笑話：“學過意象學的人，最懂統一。”一句輕描淡寫，背后卻是多年折沖樽俎的經驗。晚年仍筆耕不輟，記憶力驚人，能以桂林口音背出羅馬街區的咖啡店名字。2005年病逝北京，終年97歲，遺愿里寫著：“骨灰一半回廣西，一半隨長江入海。”

程思遠的一生橫跨舊中國、戰火年代、新中國三個階段。政治、文化、外交多線交織，又兼有電影皇后父親的特殊身份。從22歲秘書，到80歲副國級干部，一路曲折，卻自有章法。這種章法，折射的是一個時代慣于折中的智慧，也映出個人在大潮里謹慎卻堅定的立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