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坐鎮空軍，常把王輝球的名字掛在嘴邊：他認為行，我就放心

1950年深秋，北京玉泉山的松濤聲夾雜著噴氣發動機的轟鳴，新組建的人民空軍正忙著進行第一輪整訓。傍晚，司令員劉亞樓踏進指揮所，摘下軍帽，順手把一份剛打印的文件拋到桌上，輕聲哼了句俄語小調，轉頭卻先問：“老王看過沒有？”值班參謀趕緊答“正在送審”。一句問話，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王輝球——這位外表木訥、說話不快的副政委，此刻正蹲在角落校對標語。

兩人結緣，還得追溯到1935年進攻臘子口那夜。紅二師宣傳科科長王輝球和政委劉亞樓被大雪困在一座破土地廟里，突來的藏兵沖散了外圍警戒。劉亞樓壓低嗓門只丟下一句話：“嚇跑就行，別死人。”王輝球端起步槍，抬槍沖天連扣扳機，短短幾分鐘把對方趕得影子不見。事后師部清點彈藥，他的彈匣空空，卻沒有一發落在敵人身上。劉亞樓抹一把鼻涕，冷不丁冒出一句：“這小子心里有桿秤。”從那時起，兩人雖性格南轅北轍，卻形成了難得的默契。

長征路上，宣傳隊經費緊張。到哈達鋪時，鄧小平發給每人一件羊皮背心算是“奢侈品”。宣傳隊員嚷著想改善伙食，王輝球摸摸口袋，一咬牙去找鄧小平借了兩個銀元，買下一只肥羊。篝火旁，他舉起半截羊腿說：“宣傳鼓動也得填飽肚子。”年輕士兵聽得直樂。事隔多年，劉亞樓回想起這茬，總愛半真半假地打趣：“老王不是悶葫蘆，他只對羊肉敞開嗓門。”

抗戰期間，1943年秋的冀魯豫大平原悶熱異常，一場來歷不明的瘧疾突然蔓延。王輝球那年32歲，新婚不過數月就倒在擔架上，高燒不退，被戰地醫生在病歷上寫了“極危”。軍區給他開追悼會，挽聯都寫好了。沒想到第三天清晨，他竟自己掀開被子坐了起來，據病房老兵復述：“他第一句話就是問報紙到了沒有。”這種近似倔強的求知欲，此后一直沒變。后來山東地方檔案證實，這一帶確曾遭受日軍細菌戰，死亡數字觸目驚心，這也解釋了當年那場神秘瘟疫。

1949年末，王輝球奉調北平，出任空軍政治部主持工作。當時空軍人的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五歲，飛行技術多靠蘇聯教官手把手示范。政治工作如何融進全新兵種，誰都沒譜。劉亞樓一聽王輝球到任，立刻在作戰會議上拍板：“其他人都別插嘴，政治這一攤交給老王。”一句“交給老王”后來演化成空軍機關里的口頭禪，新進干部只要遇到棘手的思想問題，往往下意識問一句：“老王怎么看？”

1951年春，抗美援朝空戰打響。志愿軍空軍首次輪戰，飛行員心理壓力巨大。王輝球趕赴前線，白天進掩體聽損失匯報，夜里爬進機庫跟機械師聊天。某晚，他在簡易油燈下寫出一份《保持優勢、克服驕敵恐情緒》的簡報，次日便用小型無線電傳到北京，劉亞樓看完大筆一揮批示：“按此辦！”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時，指令便送到各師隊政治處，為“米格走廊”穩定軍心贏得寶貴時間。

同年夏，空軍機關針對文化部批量調配文工人員一事鬧出分歧，劉亞樓當場火了，認為對方“外行指導內行”。會后他把文件往椅背一丟：“這玩意改不改？”身旁沒人敢吱聲。深夜十二點，王輝球端著修改稿敲門，劉亞樓剛洗完澡，披著浴巾走廊里溜達，看見來人皺眉：“又是你？”王輝球遞上材料，只說了一句：“文件有依據，火氣慢點。”劉亞樓翻了兩頁，笑罵：“小心別把我也改了。”話雖刻薄，第二天全案按王輝球方案執行。

時間推到1975年3月，王輝球因“特殊原因”沉寂多年后被提議復出。組織部門草擬任命“沈陽軍區副政委”字樣。毛澤東閱后提筆把那個“副”字一圈，用濃墨蓋掉。正是這無聲動作，讓許多年輕參謀第一次真正明白王輝球在黨中央心中的分量。

晚年王輝球極少露面，唯一高調場合是空軍成立三十周年座談會。會上，老飛行員匯報現代化建設進展，他只是點頭，末了留下一句：“飛機速度可以超聲，腦子別超綱。”聲音不高，卻讓整個會議室瞬間安靜。后來空軍干部回憶，這句話比任何演講都管用，因為這是從戰壕里爬出來的人給出的忠告。

2003年9月8日凌晨，王輝球在301醫院病房與世長辭。安葬當天，劉亞樓已故多年，但花圈上的挽聯依舊寫著他生前常掛嘴邊的那句：“老王認為行，我就放心。”四十余年戰友情，被濃縮在十一個字里，平實，卻足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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