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安世半導體博弈戰：荷蘭 “明搶” 遭反制，一場誤判引發的全球產業鏈震蕩
2025 年深秋的歐洲政壇，荷蘭經濟部長卡雷曼斯的名字與一場“半導體風暴”緊緊捆綁。
12 月 4 日，在議會接受質詢時，他言語遲疑、神情局促，不得不承認“中方的應對強度遠超預想”。這場由海牙單方面發起的控制權突襲，早已從一場政府干預演變為震動全球科技供應鏈的地緣危機。
中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這家曾被荷蘭產業界寄予厚望的芯片領軍企業，如今成為大國角力下商業主權與政治干預邊界的試金石。
老法律套新博弈
安世命運的急轉直下，始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一紙突如其來的行政命令。
荷蘭經濟部援引冷戰年代制定的《貨物可用性法案》（1952年），以“國家安全風險”為名，凍結安世半導體旗下遍布全球的30個法人實體運營權限，并推動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臨時解除中國籍首席執行官張學政的職務。
這部原本用于戰時調配戰略物資的法規，歷史上從未應用于正常運作的跨國企業。此次卻被用作對一家市場化公司實施強制接管的法律工具，其真實意圖昭然若揭。
回顧安世的發展軌跡，這一行動更顯悖謬。
2019 年，中國聞泰科技以超過330億元人民幣完成對安世的全資收購時，該企業尚處于債務泥潭之中，原屬恩智浦剝離出的低效資產。
五年間，在中方資本注入與管理優化下，安世實現財務脫困，年出貨量突破千億顆大關，躍居全球車規級功率器件核心供應商，客戶涵蓋寶馬、奔馳、特斯拉等頂級車企，僅在荷蘭本土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累計已達1.3億歐元。
然而當國際局勢生變，荷蘭政府卻選擇性忽略這段“重生歷程”，轉而以“技術外流”之名，行干預企業治理之實。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發生的時間點。9月29日，美國商務部剛剛發布“50%穿透性規則”，明確將中資持股半數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納入出口管制范圍。
次日清晨，荷蘭即宣布啟動對安世的緊急干預措施。盡管卡雷曼斯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此為獨立決策，純屬時間巧合”。
但《華爾街日報》后續披露的外交備忘錄顯示：自2023年起，美方已多次敦促荷蘭更換安世高層管理人員并重組股權結構，而荷美之間的多輪閉門協商，正是此次行動的關鍵推動力。
所謂“自主決定”的表象之下，實則是美國對華高科技遏制戰略在歐洲落地的具體體現。
精準擊中產業鏈 “七寸”
面對荷蘭的強硬舉措，中方反應迅速且極具針對性。10月4日，中國政府正式下達指令，暫停安世半導體東莞封裝廠的所有出口許可。
此舉之所以致命，在于東莞基地承擔著安世全球70%以上的芯片封測與交付任務，堪稱整個供應網絡的核心樞紐。
禁令生效后，歐洲汽車制造業立即陷入混亂：寶馬慕尼黑生產基地因關鍵元器件斷供被迫減產，大眾集團緊急激活備用采購通道，行業分析指出，此次中斷可能波及全球約9000萬輛汽車和12億臺智能手機的生產計劃。
中國的反制不僅限于行政手段。聞泰科技同步啟動國際法律程序，依據《中荷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向ICSID（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提起仲裁，指控荷蘭政府“濫用國家安全條款，侵犯投資者合法權益”。
中國商務部亦多次通過中歐經貿對話機制發聲，明確指出“當前全球供應鏈動蕩的根源在于個別國家的政治干預”。
與此同時，安世中國加快構建本地化供應鏈體系，逐步降低對荷蘭總部的技術依賴；同時公開揭露荷蘭安世拖欠東莞工廠逾10億元人民幣貨款的事實，徹底瓦解對方所謂“管理失控”的輿論攻勢。
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幕隨之上演：迫于整車廠壓力，荷蘭安世不得不秘密將晶圓運往中國進行封裝加工。
曾經高舉“技術防護”旗幟的執政者，最終只能依靠被其制裁的中國產能維持業務運轉，這場地緣操弄的荒誕性暴露無遺。
內憂外患下的被動轉彎
卡雷曼斯在議會的公開答辯，成為荷蘭困境的真實寫照。
12月4日的聽證會上，多位議員嚴厲批評其決策過程：“草率”“缺乏專業判斷”“近乎兒戲”，矛頭直指其未事先征詢歐盟委員會意見、未通知本國汽車產業便貿然出手的魯莽行為。
當被追問“為何中方10月4日實施出口限制，直到十天后才向議會通報”時，卡雷曼斯僅能以“無法準確預測中方反應”作為回應，甚至引用模糊的“概率模型”試圖開脫，場面極為尷尬。
除國內質疑外，國際反彈同樣強烈。德國經濟部公開發聲，警告“荷蘭的做法正在動搖歐洲汽車產業根基”。
法國主流媒體《費加羅報》刊文指出，“此次風波凸顯歐盟集體協調機制的失效”，烏得勒支大學法學教授曼努埃爾?洛金更直言：“未經完整司法程序即解除外籍高管職務，嚴重違背法治原則?！?/p>
一度試圖展現強硬姿態的卡雷曼斯，逐漸淪為眾矢之的。
在多重壓力下，荷蘭政府最終選擇戰術回調。11月19日，卡雷曼斯宣布暫時中止針對安世的行政干預，聲稱“已與中國開展建設性對話”。
但這一退讓并不徹底：法院對張學政的停職裁定依然有效，政府仍保留未來基于“技術安全威脅”重啟干預的可能性。
正如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所言：“這只是初步進展，距離根本性解決仍有距離。” 荷蘭的轉向并非出于認知修正，而是產業鏈瀕臨崩潰與外部壓力疊加下的無奈妥協。
未竟的博弈
安世事件的影響仍在持續發酵。對中國而言，這場較量驗證了一種新型反制邏輯的有效性：通過鎖定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實施精準回擊，既能捍衛中資企業的正當權益，也向世界傳遞出清晰信號——中國不會容忍核心經濟利益被任意侵蝕。
安世中國加速國產替代與本地化布局的實踐，已成為中國企業應對外部風險的標準范本：唯有掌握自主可控的產業鏈環節，才能在全球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
而荷蘭付出的代價，則是對“泛化國家安全”行為的深刻警示。
將正常商業活動政治化，動用冷戰時期的法律工具干預全球化企業的治理結構，最終只會傷及自身。不僅喪失了中資帶來的持續稅收與就業紅利，更導致歐洲供應鏈陷入紊亂，嚴重損害荷蘭作為開放投資目的地的國際信譽。
卡雷曼斯雖在議會表示“當初本可采取更穩妥方式”，但已難以彌補因決策失誤造成的長期信任裂痕。
這場博弈的深層意義，在于重塑了全球產業鏈安全的認知框架。
長期以來，西方慣于以“國家安全”為由設置技術壁壘，但安世案例表明，在高度融合的全球化時代，供應鏈安全是雙向依存的現實。
荷蘭企圖切斷與中國企業的聯系，卻發現自身無法脫離中國的制造能力；美國推出的“穿透性規則”看似強勢，卻因中方有效反制及歐洲內部反對而被迫擱置。
這充分說明，真正的產業鏈安全建立在平等協作與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之上，而非單邊壓制。
目前，安世半導體的控制權之爭尚未終結，荷蘭司法系統的最終裁決、中美歐三方的后續互動，仍將影響事態走向。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荷蘭“公開奪權”引發的震蕩，已在全球經貿版圖上刻下深刻印記：在新時代的大國競爭格局中，任何低估中國實力、背離商業準則的行為，終將付出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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