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記的角度解析，蔣介石知道自己很菜嗎？

1936年11月的一個深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對自己“一生短處缺點”的反思，列舉了七條實質性缺陷：“用人不科學，并無周密計劃”、“容易沖動”、“感情大于理智”...

這些文字不是來自對手的批評，而是蔣介石親筆寫下的自我剖析。

半個多世紀后，當這些日記被公開，人們發現這位曾經統治中國數十年的政治人物，在獨處時展現出的自我認知遠比外界想象的要復雜。

那么，在日記這片私密又真實的世界中，蔣介石是如何解析自己的？他知道自己很菜嗎？

正經人的日記

日記，一種獨特的寫作習慣。

對不同的人來說，日記有著不同的功能性。

它可以用來記錄生活，也可作自我反省，也可以用于抒發胸臆。

而對蔣介石而言，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日記寫作，是一種近乎苛刻的自我審視習慣。

從1915年起，直到1972年因健康原因無法執筆，57年間幾乎沒有間斷的日記，構成了蔣介石一部獨特的內心自傳。

蔣介石每天早晨和深夜都會抽出時間記錄自己的所思所感，這種習慣在民國政治人物中相當罕見。

日記中常見“雪恥”二字，顯示出他強烈的個人自尊心和對外界評價的敏感。

1934年7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見國人稱我為民族英雄，實感不安，自知缺點甚多，何敢當此美名。”

1936年，蔣介石曾在日記中系統性地列出了自己的七大短處缺點：“用人未及科學方法，并無綿密計劃；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

這段坦誠的自我剖析，蔣介石將其稱為對自己“一生短處缺點”的沉痛總結。

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難得的自知之明，他看到了自己在決策上的隨意性、用人上的偏頗以及情緒管理上的不足。

蔣介石對自身缺點的認知并非停留在表面，他進一步分析了這些缺點的形成原因。

據歷史學者的研究，蔣介石的性格缺陷部分源于他的成長環境：“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在兩位寡婦撫育、呵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致、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

有趣的是，蔣介石日記中的自我批評有時與身邊親信的觀察相左。

比如他自認“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沖突”，而陳立夫則認為：“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蔣介石似乎已經意識到這種權術手段的弊端，卻又難以擺脫這種行為模式。

對蔣介石日記的研究表明，他的自我反省往往伴隨著強烈的宗教色彩。

1930年代皈依基督教后，蔣介石經常在日記中祈求上帝寬恕自己的過失。

1936年西安事變后，他在日記中將此事件視為上帝的考驗，稱自己“深省過失，感激主恩”。這種將個人失敗與宗教救贖結合的思維方式，構成了他自我認知的重要特征。

蔣介石的自我認知并非一成不變。

據蔣緯國回憶，敗退臺灣后，父子倆人曾在選拔任用官員的準則上，激烈爭論兩星期。

蔣介石最終接受了蔣緯國的意見，這表明他在晚年仍在調整自己的用人理念。

然而，這種自我認知是否真正轉化為行為改變，則是另一個問題。

美國學者在研究蔣介石日記后指出：“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自己性格缺點的認識，往往比他的公開表現更加坦誠和深刻。但這些自我認識很少能轉化為行為的實質性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展現了對個人能力限度的認識。

1948年，國民黨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際，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余之智力才能，實不能當此大難。”

這種對自身能力邊界的認知，與他在公開場合表現出的堅定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

戰術短板

如果說蔣介石的日記展現了他對自己的某種認知，那么外界的評價則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1936年，周恩來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曾這樣評價蔣介石的軍事能力：“不怎么樣。作為一個戰術家，他僅僅是個外行。”

周恩來的評價基于對蔣介石軍事指揮的觀察。

他指出：“蔣介石喜歡效仿拿破侖。后者的戰術建立在士兵的高昂士氣和戰斗精神基礎上，依靠必勝的意志。而蔣介石正是這樣，他在自己的期望形象中，正是一個敢死隊員般的戰士。”

周恩來具體指出了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的問題：“只要他帶領一個團或一個師，他總是把他們弄得一團糟。”

周恩來還舉了兩個例子。

1927年的武漢戰役中，蔣介石率部埋頭猛攻敵人最強的防線，結果這個師全部被打垮；在南昌戰役中，蔣介石襲擊了由孫傳芳防守的城市，拒絕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師，結果遭到反擊，軍隊被消滅。

在周恩來看來，蔣介石在戰略上算得上高明，但戰術上絕對不算。

他的政治意識比軍事意識強，這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他常常相當熟練地制定一次戰役的全面計劃。

這種評價在國民黨內部也能找到印證。

抗戰期間，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多次批評蔣介石的指揮方式：“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于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徐永昌還指出，軍隊內部下級不聽上級，都是因為委員長喜歡越級下達命令之弊病所致。

這種越級指揮的作風，嚴重破壞了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體系和各級軍官的責任感。

蔣介石的這種指揮風格，導致了他的手令系統頻繁變動，命令朝令夕改，給前線指揮帶來混亂。

據統計，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蔣介石平均每天要發出數十道手令，涉及部隊調動、裝備補充、戰術部署等各個方面。

這種事必躬親的指揮方式，既分散了他的精力，也限制了前線指揮官的主動性。

蔣介石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在日記中反省自己“手令多而變更性繁”，并將其歸咎于“思慮不周，行動輕率”。

但這種認知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他的指揮習慣。

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指揮風格有過尖銳批評：“他試圖指揮到每一個營的行動，這在一個大國對抗強大敵人的戰爭中是災難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軍事教育背景也影響了他的指揮風格。

他曾留學日本振武學校，接受的是日本式的軍事教育，強調服從和集中指揮。

這種教育背景使他在指揮大兵團作戰時，往往過于依賴中央集權的指揮模式，難以適應中國戰場地域遼闊、情況復雜的實際需要。

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慘敗，充分暴露了蔣介石指揮體系的弊端。

在這場戰役中，面對日軍的進攻，蔣介石頻繁改變作戰計劃，導致前線部隊無所適從，最終遭受了抗戰以來最嚴重的軍事失敗。

戰后，連一向支持蔣介石的美國也對其軍事能力產生了嚴重懷疑。

認知與現實的割裂

回過頭再看那個問題，已經有了答案。

蔣介石的日記展示了一種有趣的矛盾：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缺點，他知道自己菜，卻在實際行動中難以改變這些缺點。

這種認知與現實的割裂，在多個關鍵歷史節點上都有體現。

1937年9月，徐永昌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事件：閻錫山“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而蔣介石“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導致身處前線的萬壽山部不知所措，“幾于全部錯移其他位”。

徐永昌感慨道：“委員長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

類似的，對于軍隊調動的混亂，徐永昌也有記載：“日前蔣委員長手令湯恩伯軍調長治晉城，關麟徵軍調新鄉兩戰區，聞之莫明其妙，以為有緊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發，及詢悉無他急用又皆電請緩開。”

蔣介石在日記中承認自己“不注重提綱挈領，細事操勞過多”，但這種自我批評似乎沒有轉化為行為改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苦悶。

9月22日，他在南京市國民黨員大會上講話時，說自己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卻有人當場譏諷他“言過其實”。

蔣介石氣壞了，摔了茶杯，爭辯說自己在濟南慘案時經歷過日軍炮火，決心與國家共存亡并非夸飾之詞。

當晚，蔣介石寫道：“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這些記錄展示了一個對外界評價極為敏感，容易情緒化的蔣介石，這與他自稱的“感情常勝于理智”的自我認知相符。

在戰略層面，蔣介石也表現出類似的矛盾。

1938年，蔣介石寫道：“倭寇警報日急，望自奮勉，毋負所生也。”

這表明他意識到了日本侵略的威脅，但在實際行動中，他采取的是“避免決戰，以‘和平’為推遲戰爭的手段”的策略。

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之事，唯有決戰，可以挽回民心，雖敗猶可圖存”，但又在另一處表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這種矛盾反映了他對自身和國民黨軍事實力的不自信。

到了1947年，內戰局勢已經對國民黨不利，但蔣介石仍對外宣稱：“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無論就哪一方面的實力來比較，共產黨絕對不能打敗我們。”

與這種公開的自信相反，他在日記中可能有著不同的想法。

這種公開表態與私下認知的差異，展示了蔣介石在自我認知和公共形象之間的搖擺。

蔣介石日記的紙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自我批評與內心掙扎，軍事決策的失誤、戰略布局的短視、用人使將的遲疑...

他寫在日記中的那些對自己的缺點剖析是如此清晰而坦誠，毫無疑問，蔣介石知道自己的弱點有哪些，換言之，他明白自己的“菜”。

但光知道沒有任何用處。

在實際行動中，這些認知往往被情緒、權力欲望或現實壓力所淹沒，最終也就成為了那些無法改變的歷史軌跡。

參考資料

竇琦珺.知彼解己.天津商業大學,2020

楊天石.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同舟共進,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