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者溫床”幾內亞比紹政變，西共體心態復雜竟因這三國

11月28日，在幾內亞比紹首都比紹，人們在市場上采買。 幾內亞比紹過渡總統奧爾塔·因塔阿27日簽署總統令，任命托馬斯·賈西少將為幾比武裝部隊總參謀長。軍方當天宣布，28日起解除人員和物資流動限制措施。 幾內亞比紹軍方26日宣布“全面掌控”國家權力，時任總統恩巴洛被解職。因塔阿27日宣誓就任該國過渡總統，任期一年。 新華社發

幾內亞比紹軍方上月26日突然發動政變，逮捕總統恩巴洛，解散所有公共機構，暫停選舉程序，關閉陸海空邊境并實施宵禁。該國高級軍官奧爾塔·因塔阿隨后宣誓就任過渡總統，任期一年。

這場政變發生在總統選舉結果公布前一天，直接打斷了該國本就脆弱的民主進程，幾內亞比紹成為2020年以來西非地區第九起軍事奪權事件的發生地。

秩序恢復的可能性極低

此次政變是幾內亞比紹獨立后多種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爆發。自1974年從葡萄牙殖民統治獨立以來，該國至今已發生5次成功政變，19次未遂政變，使其成為全球政變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堪稱“政變者溫床”。

此次軍事政變的直接導火索，是選舉混亂引發的政治危機。恩巴洛總統于2020年2月正式就職，反對派陣營堅稱其任期應在今年2月屆滿。恩巴洛政府則以穩定局勢為由，兩次推遲大選。同時，選舉委員會將反對黨核心候選人排除在總統候選人名單之外，這些舉動激化了朝野對立。11月23日選舉投票結束后，恩巴洛與獨立候選人費爾南多·迪亞斯·達科斯塔均宣稱自己獲勝，互相指責對方“存在舞弊行為”。

政變也反映了幾內亞比紹軍政失衡的歷史積弊。該國獨立后即形成“軍隊主導政治”的特殊生態，歷次重大權力交接均離不開軍方的直接介入。文官政府名義上擁有軍隊指揮權，但國防預算審批、高級軍官任免等權力被軍方掣肘。此次，曾擔任陸軍參謀長的因塔阿繞過政府直接奪權，正是軍政失衡積弊的集中爆發。

作為聯合國認定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幾比經濟基礎極為薄弱。工業領域除小型腰果加工廠外，幾乎無成型產業。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該國2024年人均GDP約963美元，貧困率接近40%，人均預期壽命僅為64歲。民眾對政治精英的腐敗和無能普遍感到失望，這種廣泛的社會不滿情緒為軍事干預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或至少降低了民眾對政變的抵抗意愿。

政變后，國際社會干預能力有限。政變后次日，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共體）就召開緊急峰會。但西共體的心態顯然是復雜的，一方面要延續該組織對軍事政變“零容忍”的一貫立場，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外交溝通避免陣營內部對抗。尤其在布基納法索、馬里和尼日爾三國發生政變、組建邦聯并宣布退出西共體后，西共體的應對舉措必須慎重，不至于激化致其倒向三國。從歷史經驗看，2012年幾內亞比紹政變后，國際社會的外交施壓與制裁都未實現權力回歸文官政府。此次軍政府依托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憲法秩序恢復的可能性極低。

向軍事冒險家傳遞危險信號

從區域視角看，此次政變是2020年以來西非地區的第九起軍事奪權事件，這進一步強化了薩赫勒地區“政變地帶”的概念。它向該地區乃至非洲潛在的軍事冒險家傳遞了一個危險信號，即通過武力推翻民選政府的行為，不僅不會面臨不可承受的后果，甚至可能成為解決國內政治危機的“捷徑”。這種示范效應極大地削弱了地區的政治穩定。在已發生政變的國家，軍方可以進一步鞏固權力。在貝寧、多哥等存在政治分歧的國家，政變風險則顯著上升。7日，部分貝寧軍人通過國家電視臺宣布解除總統塔隆職務。貝寧總統府隨后發布消息稱，塔隆目前安全，貝寧武裝部隊成功挫敗此次政變企圖。

持續不斷的軍事奪權，暴露了地區治理工具的局限性。面對奪權的軍事當局，非洲聯盟只是暫停其成員國資格，西共體雖采取了若干制裁措施，但顯然缺乏足夠的經濟杠桿和軍事力量。最終結局往往是默認或被迫接受既成事實，與政變者談判。顯然，這種無奈沉重打擊了非洲大陸艱難推進的現代化進程，暴露了地區組織在維護憲法秩序上的力不從心，并迫使人們重新審視民主形式與治理實效之間的關系。

對于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地區組織而言，幾內亞比紹的教訓是深刻的：防止政變的發生，遠比在政變發生后尋求補救措施更為重要。而這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和支持，用于幫助像幾內亞比紹這樣的國家構建有效的國家制度、促進包容性的經濟發展、打擊系統性腐敗，從而從根本上鏟除軍事干預的政治土壤。否則，非洲可能陷入新一輪的動蕩。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標題：《“政變者溫床”幾內亞比紹政變，西共體心態復雜竟因這三國》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佳雯

本文作者：李因才

題圖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