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先驅者——評《轉型的推動者：“江北三杰”評傳》

《轉型的推動者：“江北三杰”評傳》，楊東升、徐學鴻、閻建寧 著，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會轉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宏大主題，對于一個擁有漫長歷史和深厚封建專制文化的中國，其社會轉型的復雜性、曲折性、偶然性則更為突出，這其中尤以晚清民初的社會轉型變革最為典型。以此歷史階段為切片研究中國社會轉型極具代表意義。2025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江蘇學者楊東升、徐學鴻、閻建寧合著的《轉型的推動者：“江北三杰”評傳》（以下簡稱《三杰》），以江蘇許鼎霖、張謇、沈云沛三位杰出代表一生為官為商的傳奇經歷和獨特思想為視角，以人物評傳類的體裁形式對當時的社會轉型進行了解讀分析和評價。“江北三杰”身份顯赫，政治經濟地位高，以其視角觀察當時的社會轉型改革具有很高研究價值。

一、《三杰》一書框架清晰，資料翔實，集故事性與思想性于一體，閱讀流暢感強

《三杰》一書主題明確，脈絡清晰，層層遞進而又相互關聯，有助于讀者迅速了解人物主要經歷和思想特點。該書以許鼎霖、張謇、沈云沛為主線謀篇布局，每一部分分上下兩篇，上篇介紹主人公的成長及從政經商經歷，下篇述評主人公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以許鼎霖為例，該書上篇從青年許鼎霖的磨難寫起，因為父伸冤的感人經歷很早就積累了良好的社會聲望，并由此結識了朝廷的有關官員，為后來步入官場打下了基礎。此部分內容故事性傳奇性較強，很有感染力。步入官場后，許鼎霖先后歷任內閣中書、外交官，直至1909年被清廷授予一品官，達到事業巔峰。在其為官經歷中，作者詳細列舉了許鼎霖在“任秘魯正領事官努力維護國家和在秘僑民的權益”“署理安徽廬州知府和查辦三河搶米案”“江蘇丁艱候補道和處理浙江寧海民教案”等急難險重事件的處理思路和措施，充分體現了主人公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不茍泥于教條的靈活處事的務實精神，并逐漸成為清廷所器重的重要官員。上篇中還對許鼎霖創辦實業，興辦教育，投身君主立憲，推進清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等重要經歷進行了詳實的記錄和評價。下篇中，作者著重對許鼎霖的政治、外交、經濟、教育與文化等思想進行了闡述，這與上篇中許鼎霖的為官為商經歷相互映照，使整個篇章渾然一體，閱讀毫無生澀之感。

該書最大的創新在于突破了前人對“三杰”重“傳”少“評”的框架，對“三杰”從出生到成長，為官為商經歷及重大事件中“三杰”發揮的重要作用都進行了分析評價，尤其是對“三杰”在推動晚清政府變革過程中的政治思想的評價尤為精彩。比如在書中，作者對武昌起義后許鼎霖那種對封建專制王朝既痛恨又留戀的矛盾思想進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其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思維來思考民主共和的大趨勢，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再如作者充分運用其深厚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沈云沛關于立憲政治思想進行的評價，提出了三點深刻見解：“一是沒有全面理解立憲政治的核心重點是分權及有限政府的要旨”“二是沒有完全參透走向立憲政治需要國人具有憲法精神的要旨”“三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個人財產是立憲政治得以生成的物質基礎的要旨”，這些評價發人深省。

此外，該書還有一個顯著特色，以往在評價“三杰”時，重點都是闡述“三杰”創辦實業的功績，都認為張謇的光芒遠超其他二位，但作者的視野別具一格，突破了重“實業”輕“政改和思想”的局限，對“三杰”在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動進行了系統闡述和評價，認為許鼎霖、沈云沛在后者的貢獻要大于張謇，特別是許鼎霖在擔任清資政院總裁（國家領導人之一）和中華民國江蘇省議會會長期間，憑借其超人的智慧和勇氣，團結了一大批社會精英加入民主憲政的陣營，對推翻中國專制帝制，推動社會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沈云沛在政治思想上的建樹更具歷史意義，其主持制定的《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標志著近代中國進入了憲政時代，這具有開天辟地的劃時代意義；另外，沈云沛還極具法治意識，撰寫出版了《行政法議》，此書是我國近代行政法規的開山之作，在晚清憲政改革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意義深遠。這一別具一格的分析思路顯然會使讀者對“三杰”的認識更加全面立體客觀，更能使讀者深深體會到“三杰”為改造舊中國所做出的偉大探索和歷史價值。

二、“三杰”代表性強，地位顯赫，深度參與晚清民初重大決策，對回顧歷史吸取教訓極具警示意義

“三杰”以其豐富的政治經濟履歷和實踐成為我們近距離觀察和研究晚清民初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最佳切片。作者在此不吝筆墨，重點對“三杰”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思想進行了系統評述，此章節尤為精彩。

（一）引領社會政治變革轉型的先鋒。“三杰”都是政治家，都深度參與了晚清民初社會變革方案的制定。許鼎霖與沈云沛、梁啟超、盛懷宣、張謇等，是當時著名的立憲派人物，都主張君主立憲制。甲午戰爭的慘敗，給“三杰”帶來巨大的思想震動，尤其是在對日本明治維新后中日政治、經濟、文化的比較研究后，“三杰”更深刻地認識到，僅靠“師以夷技以制夷”是遠遠不夠的，要振興國運必須要在政體上進行變革。他們是這么想的，也是如此做的。許鼎霖與江蘇及上海的立憲派人士發起成立預備請愿國會，并作為代表進京公開演講，督促清政府變革，提出要盡快實行君主立憲制，設立資政院等訴求；張謇積極投身君主立憲運動，力促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內閣，限制君權，擴大民權；沈云沛負責主持制定《憲法大綱》等法律文件，并夜以繼日籌辦資政院。可以說，“三杰”在中國歷史發展轉型的前期，為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和發揮的作用是不朽的。

（二）引領實業救國的卓越代表。“三杰”不僅是優秀的政治家，還是卓越的企業家和教育家，“三杰”都是通過科舉入仕的名人，社會影響力巨大，都主張“實業救國”。張謇在南通的杰出貢獻已家喻戶曉，在此不再贅述。另外“兩杰”在實業救國，文化教育方面同樣業績斐然。許鼎霖在海州（今連云港市）等地先后創辦面粉廠、餅油公司、宿遷永豐公司。還與張謇、沈云沛一起成立了海贛墾牧公司和通海墾牧公司，將工業化生產和傳統農業結合起來，實行農工貿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即對傳統的農業生產注入工業化、企業化的生產模式，實現了農業生產模式的轉變。許鼎霖負責海州灣北部的開發，沈云沛負責海州灣南部的開發，張謇負責南通及北部的開發，使沿海灘涂開發利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也改善了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這是“三杰”通力合作，發展現代農業經濟的一次非凡的嘗試。沈云沛還是我國鐵路建設的規劃師和督辦者，在主政郵傳部時全面設計中國鐵路，整頓中國鐵路建設問題，籌筑中國東西大干線隴海鐵路，幫辦津浦鐵路，為我國交通建設貢獻了畢生力量，澤被后世。

（三）引領文化教育革新的拓荒者。“三杰”都高度重視教育，憑借其社會地位、經濟實力開辦各類學校、研究院所、報刊、博物館和慈善機構等。“三杰”思想開放，尤其重視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制度來啟蒙和教育學生，注重教育的社會功能，舍棄華而不實的應試教育，對當地乃至全國的人才培養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張謇，在南通創辦了三十多所學校，他倡導“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以為舉事必先智，啟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實業、教育既相資又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他創辦了我國第一所中等師范學校——通州民立師范學校。張謇的教育思想放到今天都極具先見之明和借鑒意義。美國教育家杜威曾對南通的教育水平有很高的評價：“南通者，教育之洋，吾尤望其成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時至今日，南通的中小學教育都是我國的頂尖水平，這不由得讓人心生敬仰。沈云沛創辦《交通官報》、中國交通研究所和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即今北京交通大學和北京郵電大學），為現代中國新聞、科學技術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引領時代潮流。

三、作者學貫中西，筆耕不輟，以一顆知識分子赤誠之心對祖國發展和家鄉建設建言建策，是吾等后輩之楷模

《三杰》的主筆楊東升生長和工作在連云港。熱愛學術研究的他既是研究員，同時也是一位嚴謹細致、善于創新的領導干部。2001年至2008年，江蘇連云港市正值城市規劃發展布局的關鍵期，楊東升深感“連云港的發展再也不能耽誤了”，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緊迫感激勵著他投身于這一重大課題研究。他經常獨自一人外出實地考察東部沿海地區，隨身攜帶地圖和統計資料研究我市城市空間布局，特別是工業及市政府行政中心規劃地。扎實的調研、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為他的研究奠定了科學基礎。楊東升連續撰寫了多篇連云港市城市空間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與對策等文章，向國家、省市領導建言獻策，并在各級論壇為連云港發聲，呼吁重視連云港的發展，對“一帶一路”交匯點核心區連云港發展的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其撰寫的《關于在連云港設立國家東中西區域合作發展示范區的建議》在中國社科院內參刊用，報中央領導參閱，為國家東中西區域互動發展示范區落地連云港發揮智囊作用，后被評為全市十大社科成果之一；還提出在猴嘴北部建設城市新中心，報市領導參閱，為推動連云港開發區作為城市幾何中心建設提供支持。

我曾多次翻閱過楊東升的文章，最深的印象首先就是資料準備極其扎實，體現了錙銖必較的精神；其次是思考醞釀時間很長，絕非心血來潮的靈感迸發即興之作；再次是寫作邏輯嚴密，文字精到，體現了高水平學者的專業精神。楊東升對家鄉發展的關注與熱愛，對科學真理的追求與執著深深感染了我，激勵著我，是我工作和學習上的好榜樣。

楊東升對學問的鉆研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無論工作多忙，也無論從事何崗位，從沒有放棄對學問的研究。這些年來他筆耕不輟，至今發表論文70多篇，出版專著5部、合著6部，出版主編的叢書、文集等社科書籍有23部，先后9次獲國家和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獎。2009年獲得中國人才學研究三十年理論貢獻獎，可以說是著作等身，成績斐然，享譽全國。這些成績的取得源于熱愛，并把這種熱愛化為實際的行動，這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值得每一個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人學習和借鑒。

《三杰》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再一次體現了其深厚的學術功力，也將作者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思考通過“三杰”進行了充分的表達。作者在該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世界各國都要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一個國家越早完成現代文明轉型就可以獲得越多的時代紅利。相反，一個國家如果一再錯過轉型機遇，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和很長的時間追趕。中國在明清喪失了三次社會轉型的機會:第一次機會是1405-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其首航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第二次機會是明末清初東西文化交流出現高潮，以利瑪竇來中國為代表。第三次機會是1793年、1795年、1816年，從乾隆到嘉慶時期，英國分別派出使者或送來國書、禮品要求與中國和平通商。乾隆皇帝的答復是“天朝無所不有”，嘉慶皇帝則宣稱“中國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團拒絕叩頭，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中國喪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機會。

在書中，作者指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體系遭遇歐洲列強主導的現代國家體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面前，儒家文化與現代性之不兼容暴露無遺。正如美國漢學家芮瑪麗指出，儒家文化天然適應農業文明。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麥都思與王韜（昆山人）馮桂芬（蘇州人）聊天時說：你們中國今天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你們整個的文明體系和制度體系今天不得不變革了。”

當今我國同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轉型”，更需要廣大學者和社會各界進一步解放思想，奮發作為，為深化改革開放建言獻策，為早日實現民主富強的現代化中國而拼搏！

（作者系連云港市哲學與社會學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