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任文書、代理書記，營領導教我刻蠟板、練大字…

冬天的營部，門口兩塊水泥墻還沒完全風干，油印房的味道飄得遠。手里一串鑰匙，冰涼。通信員在門口喊：“去劉副教導員那兒，快。”

我本來在衛生所，1973年進藏，工程兵，建設530工程的980油庫。海拔高，天黑得也快。那天走進辦公室，劉云國笑著說，文書鄧益全崗位變動，營里想讓我接文書。理由很簡單。任中興書記接兵時看過我寫字。他說我字像樣。聽著像表揚，其實就是給你定了事。

很難。

我對衛生員已經熟了，腦子里還盤算著以后回鄉繼續當鄉村醫生。父親是祖傳中醫，十里八鄉都找他。那會兒“右派”帽子給他扣了又摘掉，1960年糾錯后他還是心有余悸。政府曾派他去重慶中醫學院、大竹專區衛校學中西醫結合。他借來書不讓我只看，必須抄。“抄完就是自己的書。”他總這么說。我也總犯小錯，他就在旁邊更正。寫字練出來了，手也不怕累。

結果是，營里把我拎到保密崗位。文書就是管檔案、管槍械室鑰匙，起草報告，收發文件。還有個看起來不起眼的活：黑板報、墻報。那年頭政治學習多，兩報一刊加《西藏日報》《戰旗報》，干部戰士都要寫心得。質量參差不齊。可對農村籍的新兵，這就是他們的第一批“練字本”。

“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這句話被很多人當口號。我把它當現實。營里六個單位，營長倪德光，教導員毛貴永，副營長謝先元、蘇榮華，副教導員劉云國。通信班一群小伙子，黃大會、王永能、劉中權……每天人來人往。文件分黨務、行政、訓練、施工四路，先由營長和教導員圈閱，再給分管首長簽，能傳閱的傳下去，再收回。手里那串鑰匙，碰一下桌面發清響。保密就是這樣，干巴巴，又不能出差錯。

這就尷尬了。

工程兵不是只會挖土。我們要搞施工，還要上操場打靶，還得晚上開會學《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干部讀本和戰士讀本分開。夜里讀報，第二天寫心得。有人就問，形式主義嗎？不全是。只要你真讀，字會工整一點，腦子也跟得上。

毛教導員有一手。營部新落成的大門，他寫了“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不是拿筆，是把報紙上的題詞描到小玻璃上，用手電筒把字投到墻面，勾勒，再用毛刷填充。物理光學一套玩得溜。我們看傻了。后來有檢查團來，我也學著寫大字，刷子蘸油漆，紙張對折，位置先量一量。橫幅上只換檢查團的名字，其他字不動。省紙。也省時間。

至于墻報，基本按宣傳畫比例照著畫。粉筆握到指頭疼。辦完墻報就去刻蠟紙。鐵筆一壓一抬，力道要有分寸。用力過頭蠟紙就穿孔，輕了印出來模糊。第一次就刻穿，羞得。后面漸漸順手。一個學習內容，印到全營一百多份，幾份疊加就是幾百份。熬到夜里，手上、臉上、衣服上都沾印油。吃飯也能聞見墨味。同伴開玩笑，說這是我們的“冬日生活打卡”。油印房和操場，實打實。

有人說，工程油庫是什么？是保障線。是高原上的血袋。你修得穩，邊防就不慌。我們測繪室的申先全、曾先明手里拿的是經緯儀，不是筆桿。統計室陳定毅每天對著數字。這不是書面話，是飯碗。他們的圖紙和我的檔案，其實都指著一個方向——守得住。

我還挪過崗位。任書記臨時休假，營里讓我代理書記。兩個人的活堆到一個人肩上，收發、墻報、學習資料、會議記錄都得顧。我還沒入黨，營直支部準備發展，書記要參加營黨委會議做記錄，敏感人事也聽得到。規則很直白。絕對保密。我習慣了，至今見文件先看條款，看封條。泄密這詞，跟軍人兩個字碰到一起，就是不可說的線。

誰知道呢？

當文書這段，有件小事顯眼。老師們都夸我字好。其實他們是看中我當時的“膠片工”。上軍醫學校、進修、去北京軍醫進修學院，教學用投影儀，膠片上寫字投影。老師講課的核心，我先抄一遍，課堂再過一遍。這只笨鳥也能先飛。成績往上走。后來寫醫學論文，原來那些油墨味、蠟紙屑，竟然成了底子。

營里“兼差”也是常態。早操出勤，公差、幫廚，衛生打掃，一個不落。炊事班史班長、王代祥，上灶的手比我們筆都穩。材料室的李明富、肖中興，跑庫房累得腰疼。人手緊，大家合著來。很平常。也很硬核。

我記一個下午。團里文件下來，戰備訓練加一道新要求。任書記不在，我拿著文件一路跑連隊，回來換上膠鞋就去油印。劉副教導員站在門口說了一句：“保密崗位，少接觸人。”他前半句是原則，后半句是提醒。寫字的人通常不愛拋頭露面，關鍵時刻，還是要露一露。

過幾個月，任書記歸隊，新兵分來，我的文書和代理書記就到點。檔案封條、蓋章、傳閱記錄，一頁頁壓平。這活不顯山不露水。可你真干過，心里會長一根線。碰到關鍵節點，手會穩一點。這叫刻骨名心。

后來，換地方。西藏軍區56190部隊，第三野戰醫院，第41醫院。邊防哨所、軍分區，急救、會診，去得勤。那份“保密”的習慣從沒丟，檔案角上的公章也沒忘。活著嘛，本就該及時行樂。我們這種樂是看見病人醒過來，是看見高原晚霞。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