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迎來“滅頂”警告！2025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個時代的終結與未知的開始！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歐洲正面臨文明消亡的嚴峻前景。”——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如此驚人的措辭，開啟了對傳統盟友前所未有的公開指責。

這份戰略文件不僅打破了華盛頓幾十年來對歐洲的外交慣例，更預示著二戰后形成的跨大西洋聯盟很可能將經歷一場根本性變革，甚至走向“消亡”。

當美國戰略家將歐洲的移民政策、經濟疲軟和政治演變描述為對西方文明本身的威脅時，這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外交批評，而是一種深層次的身份否定和價值重估。

本文將通過多維分析，揭示這份報告背后的戰略邏輯、歷史轉折意義，及其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深遠影響。

01

報告核心論調之一是，歐洲當前的移民政策將導致“20年內歐洲大陸面目全非”，甚至預測“幾十年內一些北約成員國可能變成非歐洲人占多數”。

這種基于人口構成變化推導出文明存續危機的邏輯，將移民議題從傳統的社會經濟政策范疇，提升至文明認同的核心層面。

這一敘事呼應了美國內政中右翼保守主義的“大替代理論”（Great Replacement Theory），但將其提升到官方戰略文件層面是前所未有的。

報告實際上在暗示：如果歐洲如不能“糾正”其移民政策，它作為西方文明一部分的身份資格將受到質疑。

報告毫不掩飾地質疑歐洲是否仍是“可靠的盟友”，這種懷疑不僅基于歐洲軍費開支問題，更延伸至經濟競爭力、技術創新能力和戰略意志的全面評估：

一是防務依賴癥。報告雖未明言，但暗指歐洲在防務上長期“搭便車”

二是經濟競爭力下降。相對于美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的領先，歐洲被視為陷入“監管過度、創新不足”的困境

三是戰略意志薄弱。對歐洲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方式提出質疑，暗示歐洲缺乏“承擔必要風險的意愿”

報告將歐盟機構描述為“破壞政治自由和主權，審查言論自由，壓制政治反對派”的力量。

這一指控的深刻之處在于，它直接將歐盟的政治實踐與西方核心價值對立起來，從價值層面動搖了跨大西洋聯盟的意識形態基礎。

02

美國對歐洲的戰略定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范式演變。若將時間線拉長觀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從“共同價值捍衛者”滑向“待糾正對象”的軌跡。

冷戰時期，歐洲在美國全球戰略中扮演著“防共屏障”的角色，被視作“自由世界的前哨”。華盛頓將大西洋聯盟不僅視為軍事安排，更作為意識形態共同體的體現。

進入后冷戰時代，隨著“歷史終結論”的短暫盛行，歐洲轉型為美國推行“民主擴展”戰略的關鍵伙伴，二者共同倡導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此時的跨大西洋關系被包裹在共同的價值話語之中。

然而，這一基調在近年發生了根本性動搖。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優先”理念將盟友關系徹底推向實用主義與交易性質，歐洲在諸多場合被公開描述為“占美國便宜的國家”，傳統的價值同盟色彩顯著褪色。

及至2025年的這份戰略報告，則標志著一個更激進的轉折點——歐洲的定位已進一步降格，從一個平等的合作伙伴，淪為一個需要被“糾正發展軌跡”的對象。

報告中“文明消亡”的嚴厲指控，實質上是從文明認同與生存能力的角度，動搖了歐美同盟存在的根本前提。

這一演變過程，折射出美國戰略思想內核的轉變：歐洲不再被無條件地視為必須維護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部分，其價值與貢獻需經過嚴厲的、甚至是苛刻的重新評估。

維系聯盟的紐帶，正從共享的價值觀與歷史，轉向冷峻的利益計算與條件履行。這種從“我們”到“我與你”的話語轉變，或許是本報告最為深刻也最令人不安的歷史性暗示。

03

透過報告尖銳的表象，可以梳理出三條相互交織的戰略邏輯脈絡，它們共同構成了美國對歐新思維的基石。

首先，這份報告是“美國優先”原則在全球戰略層面的徹底延伸。

報告明確放棄了冷戰后的“永久主導世界”目標，視其為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這一新范式下，美國的戰略資源需要重新配置，優先關注西半球和印太地區.相應地，歐洲的安全價值必須與其所需投入的戰略成本放在天平兩端重新衡量。

當歐洲因移民、經濟等問題被內部挑戰所困擾時，在美國的戰略計算中，它便從一個不可或缺的資產，逐漸變成了一個需要管理的負擔。

其次，報告的字里行間隱約浮現著“文明沖突論”的影子。

雖然未直接引用塞繆爾·亨廷頓的理論，但其內在邏輯與之存在某種共鳴：如果歐洲因持續的移民而逐漸喪失其“歐洲性”，那么在文明的譜系上，它將與美國分道揚鑣。

這種思維將復雜的地緣政治簡化為文明身份的歸屬問題，實際上為美國與一個“非歐洲化”的歐洲保持距離，甚至削減安全承諾，提供了一套自洽的文明政治學理由。

最后，報告呈現出鮮明的內政外交聯動特征。

其敘事與措辭精準地呼應了美國國內的“文化戰爭”議題，尤其迎合了保守派選民對身份政治、傳統價值流失的深切焦慮。

將歐洲描述為“文明消亡”的負面案例，既能鞏固國內的政治基本盤，又能為美國的戰略收縮——即減少對歐洲的投入與承諾——提供一套極具說服力的對外解釋框架。

從這個角度看，報告既是一份外交文件，也是一份面向國內的政治聲明。

04

報告的發布必將在歐洲激起層層疊疊的沖擊波，其影響遠不止于外交辭令的爭議。

首當其沖的是心理與認同層面的沖擊。

“文明消亡”的論斷，無異于對歐洲戰后引以為傲的發展模式與身份認同的終極否定。

這不僅僅是對政策的批評，更是對歐洲作為現代自由民主發源地之歷史地位的質疑。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歐洲外交官視此為伊拉克戰爭以來跨大西洋關系最嚴重的危機。

這種信任的裂痕，比任何具體的政策分歧都更難彌合。

在戰略層面，歐洲被推入一個艱難的兩難困境。

一條路是加速推進“戰略自主”，特別是在防務領域，但這意味著在短期內填補巨大的能力缺口，并克服成員國之間根深蒂固的分歧。

另一條路是繼續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但這要求歐洲在移民、經濟乃至政治價值觀上，按照華盛頓開出的“處方”進行調整，實質上接受“被監護者”的地位。

第三條模糊的道路是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但這需要高超且統一的外交藝術，而歐洲目前的政治狀態對此構成了挑戰。

最核心的危機在于北約這一傳統安全支柱的存續邏輯被動搖。

報告對北約“永久擴張”的否定以及對成員國人口構成的質疑，直接沖擊了聯盟的政治根基。

一個根本性問題被擺上臺面：如果北約不再基于共同的文明身份與價值觀，而純粹是一個可計算利益得失的交易性安排，那么其集體防御承諾的可信度將如何維系？歐洲是否到了必須嚴肅構思“后北約時代”安全架構的十字路口？

與此同時，報告的論調不可避免地加劇了歐洲內部的政治撕裂。

歐洲各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迅速將報告內容武器化，用以攻擊本國主流的自由主義政策。東西歐之間在對俄態度、移民分攤等問題上的固有分歧可能被進一步放大。

而報告對歐盟機構的直接批評，則為歐盟懷疑論者提供了新的彈藥，可能侵蝕歐盟本就脆弱的內部團結，使其在外交上更難形成堅定、統一的立場。

05

面對這場由美國主動引發的范式地震，歐洲的回應將塑造未來十年的地緣政治格局。其可能的應對路徑并非單一，而更可能是一種混合與探索的過程。

短期內，歐洲或許會轉向“功能性務實合作”，即在氣候變化、科技標準、供應鏈安全等具體議題上與美國維持必要的協作，同時放棄對全方位、高水平的戰略盟友關系的期待。

這是一種務實的“止損”策略。

中期來看，推動“有限戰略自主”將是關鍵方向，尤其是在防務自主與數字主權領域，但歐洲仍將在核威懾等核心安全領域保持與美國的紐帶，承認完全自主的不現實性。

從更宏大的視角觀察，歐洲也可能嘗試“多極平衡外交”，在愈發緊張的中美博弈中，有意識地避免選邊站隊，轉而加強與日本、印度、東盟等中等力量的伙伴關系，以增加自身的戰略回旋余地。

而無論采取哪種對外策略，一個根本前提是歐洲必須優先聚焦于內部整合，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社會融合挑戰等報告所指出的核心弱點，因為只有內部鞏固，才能為外部行動的自主性提供堅實基礎。

相應地，未來的跨大西洋關系可能演變為幾種形態：

它可能降格為一種“有限伙伴關系”，僅在利益明確交匯的領域合作；

也可能呈現“競爭性共存”的態勢，在經濟與科技領域是競爭對手，在安全領域則是磋商者；

甚至不排除走向“漸進疏離”的可能，隨著時間推移，雙方在經濟、技術和社會層面的聯結逐漸松弛，最終形成兩個更加獨立、互動的政治實體。

06

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歐洲的“文明消亡”警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個建立在共同價值、自由國際秩序和西方文明優越性信念之上的跨大西洋關系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現實、更交易性，也更具條件性的關系。

這份報告揭示的深層真相是：美國正在重新定義“西方”的概念邊界。

在這個新定義中，“西方”不再是一個地理或歷史范疇，而是一個需要符合特定文化、人口和政策標準的俱樂部。歐洲被告知，它的會員資格不再理所當然，而是取決于它能否“糾正”自己的發展軌跡。

對于歐洲而言，這場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挑戰在于，它必須在戰略依賴和自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同時應對內部的政治分裂。機遇在于，這可能是歐洲最終實現真正戰略自主的催化劑——不是作為一種選擇，而是作為生存的必要。

未來幾年，我們將看到歐洲如何回應這個根本問題：當一個文明被告知它正在消亡時，它是會接受這個診斷并按照處方改變，還是會重新發現自己存在的理由，并以此為基礎塑造一個不同的未來？

答案不僅將決定歐洲的命運，也將塑造21世紀全球秩序的基本輪廓。

“文明消亡”的警告可能被歷史證明是夸大的修辭，但它引發的震蕩卻是真實的。在這個意義上，2025年美國的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無論其具體政策建議如何，都已經通過改變對話的性質，改變了國際政治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