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初期充分說明一點：想避免革命，高階者必須妥協

通過上兩文（見文末），我們介紹了法國大革命初期的情況，從1789年到1794年的五年，革命的破壞性被展現得非常明顯。大革命中的主要領導者有些出生于中上層階級，馬拉的出身就很有代表性。通過上兩文，我們可以得出這五年的五個特點。

法國大革命初期的五個特點

其一，軟弱的人無法在革命中生存。

路易十六被后世稱為軟弱的好人，一方面對革命派軟弱，一方面對大貴族、大地主階級軟弱，左顧右盼中最終選擇了支持傳統支持者，使得君主立憲派、革命派發動了革命。

其二，階級階層越高，越主張妥協和緩，也越容易失敗。

原因很簡單，這樣做使得破壞力并非巨大，自身的未來損失也會少一些。然而，革命一經推動、舊世界一經被推翻，那么，處于底層的階級、階層也就會越來越憤怒。

其三，革命的破壞性在于害怕。

革命中的憤怒很難把握，特別是各個階級、階層內部沒有統一規劃和領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上一個階級、階層依靠下一個階級階層中的強硬勢力不斷地控制時局，在這種不斷地推翻與被推翻中，憤怒轉化為害怕。

害怕的人希望用簡單而又野蠻的方式消滅政敵，所以我們會看到，每個階層的代表被推翻后，他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幾乎被全面蕩平。直至羅伯斯庇爾殺掉丹東、殺掉埃貝爾（無褲黨的代言人）成為孤家寡人之后被推翻、被推上斷頭臺。

其四，革命中的新利益集團。

在革命中的憤怒從理智到非理智的過程中，曾經的高階級、高階層反而變得更加理性。他們通過對革命派的妥協、表面順從既保留住了財富和權力，也在革命派不同派別的領導人在革命中逐漸變成財富、權力的擁有者間形成了“財富、權力擁有者的聯盟”。

更簡單地說，就是：曾經的有錢人有權人雖然在革命中失去了很多財富、權力，但是他們仍然保住了財富、權力，用“財富、權力的語言”不斷地影響“窮人變成財富擁有者、權力擁有者”，進而，他們之間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

其五，革命的勝利基礎在于誰獲得最廣泛勢力的支持。

在革命中，誰能夠得到最廣泛的人民的支持誰就會勝利，這也是拿破侖最終成為第一共和國執政、法蘭西皇帝，叱咤歐洲十五年，以一國之力對抗包括英國在內歐洲封建勢力的根本原因。然而，當拿破侖等人逐漸由中下層成為頂流階層之后，他們的意識也受“財富、權力擁有者”階層影響。這就好像是我們在評論封建社會下農民起義的勝利者劉邦、朱元璋一樣，他們成為帝王過程中、成為之后也脫離了曾經的階級、階層是一個道理。

法國大革命具有世界性影響，可以說打破了西方世界控制下的舊體系。不僅是歐洲，整個美洲大陸都開始癲狂，拉美地區更由此不斷地出現民族解放運動。

革命狀態的心理，不能以閑人心態評價：馬拉之死的不同表達

從1789到1799年的十年，正是法國大革命開始后最癲狂的十年，各種力量、各種思想不斷地碰撞廝殺。這些在很多后世人看來，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這種大變革，以后世閑人的精神狀態評論著內中的一切。其實，不僅僅是閑人們，就是當時的人也難以有什么真正的評價。

例如馬拉之死，如何展現馬拉就成為一種價值觀的展現。有些人歌頌馬拉，有些人詛咒馬拉。相應的對于殺手科黛也有不同態度，有的直接采取了無視，有的則采取了謳歌。這就是《馬拉之死》與《刺殺馬拉之后的科黛》所展現的不同表達。

同樣，對這兩幅畫作的點評也顯示出后世閑人們的不同價值觀。兩幅畫作中，《馬拉之死》乃是馬拉當時人的愛憎表達，有一些后世閑人在點評中往往以“誰在說謊”，糾纏于馬拉手中的信到底寫了什么。或者馬拉有皮膚病，并沒有在畫作中有所展現。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馬拉之死》的作者的愛憎在于認同馬拉。

雅克·路易·大衛創作于馬拉之死當年。大衛的這幅畫展現了馬拉的仁慈、愛民，例如便箋上分別寫著“1793年7月13日，瑪麗·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夠得到您的慈善，這就足夠了。”“請把這五個法郎的紙幣給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實際上科黛以“因為貧困尋求幫助而做報密者”的身份來見馬拉。大衛的畫作內所展示的信息，也是一種真實的展現。如果你要說要全面，這對藝術作品是很難達到的。如果非要拿這一標準去衡量《刺殺馬拉之后的科黛》這部作品，該作品所殘缺的真實信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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