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還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問,比如:為何不足百萬人口的后金滅亡了人口近2億的大明?這實際上有些玩文字游戲。
因為戰(zhàn)場上,不是200萬對幾萬,也不是百萬和2億直接對抗。
但弱小的后金的確滅亡了強大的大明,這一點上,確實是值得討論的——雖然這種討論已經(jīng)有過千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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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面兵力與戰(zhàn)場現(xiàn)實的鴻溝
明朝理論上維持著世界上規(guī)模最龐大的常備軍。根據(jù)《明史·兵志》記載,明初軍戶制度鼎盛時期,全國軍戶約有二百萬戶,按每戶出一兵計算,常備軍力確實驚人。朱元璋時,全國總兵力120萬,朱棣時的峰值是270萬,然而到了崇禎年間,這套體系早已名存實亡。
但明朝不能把120萬軍隊一起擺在努爾哈赤面前,最多的時候也不過10來萬人。因為10萬人的調(diào)動,已經(jīng)是明朝后勤的極限。
這里我們來看看熊廷弼在遼東潰敗之后的將領調(diào)動,由于久經(jīng)戰(zhàn)場的將領陣亡多達四五百名,所以只能從其他邊鎮(zhèn),以及內(nèi)地調(diào)動將領,數(shù)量為100余名。
九月,熊廷弼曰,遼為殘兵者,逃陣之余,生氣垂盡。為額兵者開原、清、寬、撫、叆與營翼并已消亡。為募兵者,朝投暮遁,聽警駭飛。為援兵者,羸弱應命,馬斃甲穿。既以怯喪中國之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nèi)之隱禍。自喪敗來,總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員,零碎弁流,稱戈膽落,故意刺馬,覬免出征。遼人侵染胡俗,賊殺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聞公家之役,怨不絕口。賊遣行奸細,輸情用命。軍法能行于各將,各將不能行于逃軍。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惟有哀鳴涕泣而已。于是選于各邊將領,征調(diào)江應詔等九十六人:
江應詔、毛有倫、王有光、王國菜、姜、倪寵、王秉忠、劉芳聲、艾穆、蒲貴、張定、潘洪、陳文魁、吳富、金城、謝子尤、王世卿、黃璽、郭登選、黃士英閻正名、夏國卿、張總、方承勲、麻峇、崔承恩、張萬化、邢進邦、李承芳、馮大梁、尚志弘、鄧科,李秀、王永禎、戴名、袁大有、沈應業(yè)、薛拴住、張斌、李榮、李蒲化、何光先、杜文煥、杜勇、孫雄、尤岱、侯體乾、侯世祿、馬雄、武貴、葉光先、張治化、田茂,梁仲善、孫光禧、郭虎、田應龍、魯胤昌、王汝金、保國忠、羅一貴、楊肇基、祁煌、張世胤、戚金、陳九思、陳策、陳寅、童仲揆、張大道、張世應、雷安民、韓錫、王藎,郭惟宗、陳一龍、王興業(yè)、許承明、蕭聲、錢世楨、張國棟、張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表、張應鄰、陳與王、王千斤、徐武、石應羅、蘆無敵。
又請罪將四人:張名世、周敦吉、張神武、莊安世。薦邢慎言兵備,高出、胡加棟監(jiān)軍。已,又謂大將李如楨不能直守沈陽,而坐視開、鐵之喪,法宜褫。道臣韓原善力任恢復,請救沈陽責成之。廷又捧尚方劍,系逃將于轅門,數(shù)之曰:從張承胤而逃,從杜松又逃者非劉遇節(jié)乎?臨陣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應者,非王捷乎?鐵嶺既陷,棄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眾曰然,即麾斬之。乃設六壇,以祭死事諸文武者,大哭致哀。開原推官鄭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賈朝輔為回鄉(xiāng)擊鼓而見軍門。廷弼問其故,則撫順生員也。奴競克北關,而后并力于沈遼。于是亟調(diào)李懷信、朱萬良出關,而以何奮武住山海。
其中,我們能夠看到很多耳熟能詳?shù)拿郑热珀惒摺埳裎洹⒘_一貴等等。
明朝為了調(diào)動兵馬,甚至連土司兵都用上了,比如秦良玉、奢崇明等等,最終還引起了奢安之亂。
所以,明朝最多能夠調(diào)集10萬兵力與后金作戰(zhàn)。而努爾哈赤的兵力在其起兵之時就已經(jīng)有6萬人馬,所以雙方的戰(zhàn)場實際兵力比為10:6,這樣的差距就很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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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軍存在的各種頑疾導致戰(zhàn)力低下。
明軍的問題太多了,比如指揮系統(tǒng)糜爛、軍戶制度崩潰、貪腐嚴重、缺餉,等等。如果要全部來講就得長篇大論。
這里就簡單貪腐問題。
祖大壽是遼東名將,其家族在寧遠、錦州等城扎根日久,城中最恢宏的建 筑即祖家的宅子。1644年,作為人質(zhì)被留在清軍的朝鮮王子麟坪 大君隨多爾袞入關,路過寧遠城,麟坪大君的隨行人員記錄下城內(nèi)祖大壽故居的奢華:
世子過祖大壽、祖大樂舊居,范文程亦偕往周覽。 兩人家其結構宏杰,甲于城中,重門復室,金壁炫耀, 甃磚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墻,窮極華麗。而大壽之 家,尤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過于此者多矣,而我 國則碓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華奢,其黷貨,取怨以 致覆敗之說,殆不虛矣。
朝鮮人由此感嘆明亡。
再比如熊廷弼入遼,發(fā)現(xiàn)貪腐嚴重,就以將領郭濟川為例。他原本是鎮(zhèn)靜堡守備,靠給李成梁送錢提拔成正安堡游擊,既然官職是花錢來的,他在任上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搞錢。
1、郭濟川每次發(fā)軍餉,每人扣常例6分,全堡800人一年為郭游擊創(chuàng)收 500 兩。而升遷,生日,節(jié)日等強迫下屬送禮。
2、郭濟川給李成梁的錢,是要往下分攤的,他強迫每堡出銀 96 兩,六堡共出銀 570 余兩。
3、郭濟川占氈皮軍張得名等二十人,這些人每月要上交郭濟川銀子8錢,合計每年合計 190 兩銀子。
4、如郭濟川用中等白布換夷牛二十多支,每頭牛作價五六匹布,然后高價賣給手下各堡,每頭牛作價5兩銀子。
5、制作兵器的鐵器當時是朝廷嚴禁交易的物資,郭濟川用違禁鐵器從夷人那里換馬三十四匹,同樣高價倒賣這些馬匹。
6、夷人騎走官馬14匹沒有歸還,郭濟川逼迫照管馬匹的士兵賠償。后來,夷人回來賠償新馬十匹,這些馬就變成郭濟川自己的馬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講述。
三、財政崩潰與軍事失敗的惡性循環(huán)
軍事上的不斷失敗加劇了財政危機,財政危機又反過來削弱軍事能力,形成死亡螺旋。
加派三餉的惡果:為應對遼東戰(zhàn)事,明朝先后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總額超過2000萬兩。但這不僅未能改善軍備,反而導致民變四起,進一步分散了軍事資源。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正是這一政策的直接產(chǎn)物。
兩線作戰(zhàn)的困境:從1630年代開始,明朝不得不同時在遼東和內(nèi)地兩線作戰(zhàn)。這使原本有限的精銳部隊被分散消耗。1643年,明朝在遼東防線部署約15萬人,在內(nèi)地圍剿起義軍投入約20萬人,兩者都感到兵力不足。
士氣與忠誠的瓦解:長期的欠餉和失敗嚴重打擊了明軍士氣。許多士兵不再為朝廷而戰(zhàn),而是為生計打仗。這解釋了為何明軍投降清軍后,往往戰(zhàn)斗力大幅提升——他們獲得了穩(wěn)定的糧餉和獎賞。
四、關鍵戰(zhàn)役的透視
通過具體戰(zhàn)例,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雙方在質(zhì)量上的差距。
薩爾滸之戰(zhàn)(1619年):
明軍:宣稱24萬,實際約10萬,分四路進軍,協(xié)調(diào)混亂
后金:集中約6萬精銳,采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策略
結果:明軍三路被殲,損失約4.6萬人
松錦之戰(zhàn)(1642年):
明軍:洪承疇率13萬精銳
清軍:皇太極親征,總兵力約11萬
關鍵轉折:明軍糧道被斷,各部將領意見不一,最終全軍覆沒
這些戰(zhàn)役顯示,當雙方兵力相近時,明軍在指揮、士氣和戰(zhàn)術層面全面處于下風。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何大明200萬部隊不能消滅后金幾萬部隊?答案在于,那200萬只是一個停留在紙面上的數(shù)字幻象,而后金的幾萬部隊卻是一個高度專業(yè)化的軍事實體。
明朝的軍事失敗,本質(zhì)上是其整個政治、經(jīng)濟、社會系統(tǒng)全面潰敗的集中體現(xiàn)。當一支軍隊的士兵需要賣兒鬻女才能生存,當軍官們更關心如何虛報兵額而非訓練士卒,當指揮系統(tǒng)因黨爭而四分五裂時,再龐大的兵力數(shù)字也失去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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