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關系，罪與刑罰

一根被抽走的梯子，一條逝去的生命——城管這個動作到底該當何罪？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是，為什么安裝廣告牌的雇主反而先被刑拘？難道按這個邏輯，所有殺人犯的母親都該為生下罪犯負責嗎？

一起引發全民關注的案件——“城管抽梯案”。這起案件不僅關乎一個人的生死，更拷問著我們司法體系中最核心的“因果關系”認定。

事件經過是這樣的：在零下五度的傍晚，幾名工人在樓頂安裝廣告牌。城管隊員來到現場，在明知工人還在樓頂的情況下，故意抽走了梯子。結果一名工人在自行爬下樓時不幸墜亡。更令人費解的是，公安機關首先刑拘的竟是廣告公司負責人。

這里就出現了第一個法律誤區：因果關系不能無限追溯。如果按照“沒有A就沒有B”的簡單邏輯，那殺人犯的母親確實與命案存在事實聯系。但這種“條件關系”的無限追溯，本質上是對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背叛。我國刑法確立的因果關系認定，必須符合“相當因果關系說”，即行為對結果的發生具有高度可能性。

那么，城管的行為到底涉嫌什么罪名？這里要分清《刑法》第397條的兩個罪名：玩忽職守是“該為而不為”的過失，比如該檢查不檢查；濫用職權是“不該為而為之”的故意。當城管在明知工人還在樓頂的情況下故意抽走梯子，這個動作已經超越了單純的不作為。2022年最高檢發布的涉疫濫用職權案例中，就將“明知行為可能造成嚴重后果仍故意實施”作為濫用職權的認定標準。

再來看看公安機關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刑拘企業主的做法。這暴露了司法實踐中常見的“結果責任”思維慣性——只要出了事，就一定要找個人負責。但刑法懲罰的是“行為”而非“結果”。如果安裝廣告牌本身不具有高度危險性，就像普通人每天過馬路雖可能遇車禍，但不能因此認定出門就是犯罪。最新修訂的《安全生產法》第83條強調，認定安全責任必須考察行為本身的危險程度和注意義務履行情況。

這個案件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城管的抽梯行為太過異常。在刑法理論上，當介入因素如此異常且獨立導致結果時，就應切斷前行為的歸責。好比甲輕傷乙，乙在去醫院路上被隕石砸中，我們不能讓甲對死亡結果負責。2023年某地法院在類似案例中首次引入“一般社會經驗”標準，認定明顯異常的介入因素應當中斷因果關系。

當執法者把怒氣發泄在無力反抗的工人身上，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權力異化的標本。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城管執法沖突事件中，有67%源于執法者未能正確把握權力邊界。《行政處罰法》第42條特別增加“比例原則”，要求執法措施必須與違法程度相適應。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到國際范圍，會發現其他國家的做法值得借鑒：

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規定“最小侵害原則”，要求執法時必須選擇對公民權益損害最小的方式；日本《行政代執行法》要求強制措施前必須經過勸告程序；新加坡的市鎮理事會更是建立了“勸說-警告-執法”的三步工作法。

這些比較法經驗告訴我們：健全的執法程序才是對公民權利最好的保障。在關注實體責任的同時，我們更不能忽略程序正義的重要性。《行政強制法》明確規定的“告知義務”、“聽取陳述申辯”等程序，在本案中是否得到嚴格執行？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行政訴訟案件中，因程序違法被撤銷的行政行為占比高達41%。這提醒我們：程序不僅是形式，更是制約權力的實質保障。

城管抽梯事件背后，也折射出基層執法的普遍困境。考核壓力、群眾誤解、執法資源不足等因素，往往導致執法行為變形。某市城管局推行的“非現場執法”模式，通過視頻監控、電子文書等方式，既提高了執法效率，又減少了直接沖突。這種“科技賦能”的探索，或許能為化解執法困境提供新思路。

在自媒體時代，熱點案件往往面臨“輿論審判”的挑戰。如何既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又維護司法獨立？某地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采取“庭審直播+專家解讀”的方式，既滿足了公眾知情權，又確保了專業判斷不受干擾。這種平衡藝術，值得我們在每個熱點案件中深思。

每一起引發社會關注的案件，都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從孫志剛案到雷洋案，正是這些個體的悲劇，推動著法治的進步。作為普通公民，我們不僅要關注結果，更要關注過程；不僅要追問“誰的責任”，更要追問“制度如何改進”。

當我們爭論法律定性時，不要忘記樓頂那個在寒風中掙扎的生命。執法的目的不是彰顯權威，而是維護秩序與公正。合理的制度本應抑制人性下墜的趨勢，每一次執法都不僅是法律適用，更是對法治文明的考驗。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條文，而是活著的社會良知。當我們用規則的尺度丈量權力時，不要忘記用良知的溫度呵護生命。正義不僅要實現，還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而最先看到的，應該是那些在最底層掙扎的人。

也許，真正的法治進步，就體現在每一次執法時多一份耐心，每一次執法時多一份體諒，每一次執法時都能記得：我們執法的對象，首先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