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段旅程，兩個父輩的童年 ｜ 蘇西專欄

我們有了一位新的專欄作者，蘇西。她是一位大學老師，三個孩子的母親。

兩段旅程，兩個父輩的童年

文 | 蘇西

編輯｜李梓新

巴查瓦納灣

“查理，護照、錢包、手機、充電線，都帶好了？”我反復確認著。

“帶好了。”

“尿片有沒有多拿出幾片放在車里。”

“有的。”

“再準備幾個塑料袋吧，萬一孩子們暈車。”

“我去找一下。”

“拉肚子呢，如果拉肚子了怎么辦？”我總想著要萬無一失。

“我去找找益生菌了。”查理奔回了屋子里。

我把后備箱又重新檢查了一遍，然后給孩子們一個一個把安全帶系好。這是我們有孩子以后，第一次自駕這么久去一個地方。

“找到了，冰箱里還有一些益生菌。好了，可以上車了。”查理招呼著。

“媽媽，我們先走了。”我對著我的婆婆瑪麗女士揮了揮手。

“嗯，我們等科琳過來，然后也就出發了。”科琳是查理的姐姐，是我的大姑子。

“芝加哥見。”

“芝加哥見。”

我和查理啟程了。車子里放起了美國的鄉村音樂，孩子們在后排用水彩筆畫畫、涂顏色。我們要去的地方有1500多公里的車程，將分成兩天完成，第一天是從奧馬哈出發，在芝加哥停留；第二天再一路向北，進入加拿大。

“愛麗也出發了么？”我開口問，愛麗是查理的妹妹。

“他們昨天就出發了。”

“那今天晚上所有人都住在姑姑家？”

“不是的，芙蘭他們一家住酒店，爸爸媽媽，還有思麗婭和她的兩個女兒和我們一起。姑姑家住不下那么多人。”芙蘭和思麗婭是查理的另外兩個姐姐。

“明天和姑姑一起從芝加哥出發是么？”

“是的。”

車子就這么一路開著，窗戶外面是看不盡的大豆和玉米地。

這是我第一次加入這趟旅程，這是2018年的夏天，我和查理已經有兩個孩子，而在不遠的未來，我們還將擁有第三個孩子。從事教育行業的我們倆，奢侈地擁有著寒暑假，這些假期我們幾乎全部都用來“探親”。

這個夏天，我們再次從亞洲飛回美國探親，查理在行前就告訴我，這一次中間有兩周，我們要去加拿大。我一直很期待去加拿大，期待這趟全家人將同吃同睡的時光，因為這趟旅程已被家人們無數次地提及。

從查理的父親記事開始，每年夏天，一大家子就要費盡心思去準備這趟行程了。查理的爺爺奶奶有七個孩子，他們需要載著一整車的孩子，沿著密歇根湖一路向北，進入加拿大，最終抵達蘇必利爾湖東岸的巴查瓦納灣，他們將在那里住上兩個月。等待他們的，是一座爺爺親手建造的小木屋。

查理的爺爺患有嚴重的鼻炎，每到夏天，芝加哥城里花粉、草籽的鋪天蓋地讓爺爺不眠不休。在試盡了各種方法后，查理的爺爺決定去躲一躲。

爺爺一路沿著密歇根湖，開過了邊境線，抵達了五大湖的另外一邊，一個叫做巴查瓦納灣的地方。而這一次并沒有預先精密規劃的行程，卻帶來了一個意外之喜。在另一片土地上，他不再受到任何花粉、草籽的困擾，他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就是這么順理成章、毫無懸疑的，他在湖邊買下了一塊小小的林地，然后自己畫出了圖紙，和家人一起，在上面蓋起了一個小小的木屋。

他買下土地的那一年，是1947年，那一年，爺爺27歲。然后，他花了一整年的時間，蓋出了這個木屋。

查理的父親總是和我說小木屋的故事。說他們兒時總是在湖邊玩耍，說他們長大后滿屋子地趕蝙蝠。他還說，有一年他和姑父紛紛喝醉，然后在小木屋里拳腳相向。我很難想象我眼前兩位超過70歲的老人家，幾十年前是如此血氣方剛。

查理也會和我說小木屋的故事，說他小時候在湖邊玩沙子，說他們姊妹五個怎么一路上大吵大鬧，說有一次他為了反抗姐姐科琳，把嚼完的口香糖黏在她的頭發里，害得她最終只能放棄掉那一撮頭發。還有最重要的，同樣患有嚴重鼻炎的他，是怎樣可以在小木屋里一覺到天亮。

“不知道孩子們會不會暈車”我一路上有些擔心，孩子們還沒有坐在車里這么長時間，兩天16個小時，他們會怎么樣。

“應該不會吧，我小時候不會。”查理不覺得有什么。

“我小時候暈車，很怕坐車。”

“你們小時候也自駕去哪里么？”

“我們小時候沒有什么人家有私家車，都是坐公共的巴士。”

“你們坐巴士去哪里？”

“坐巴士回爺爺奶奶家啊，過年的時候。”

“我還沒試過坐巴士回爺爺奶奶家，咱們下次試一試？”查理看著我。

生完第一個孩子后，我們就帶著4個月大的寶寶回村子里看我奶奶。查理可能是這個蘇北的小村落里，第一個出現的白人。他覺得村子很新奇，村子里的人覺得他很新奇。他第一次去的那一年，奶奶90歲，爺爺已經不在了。

“小時候那是沒有路也沒有車，只能坐巴士。巴士好麻煩的，我小時候要輾轉好幾次，大車換小車，花一天功夫才能到家呢。”

“那不就和我們去加拿大一樣么？”查理看看我。

“什么意思？”我不明所以。

“花很多力氣才能抵達啊。”查理又朝我看了看，“像朝圣是不是？”

眼前這個業余哲學家，又開始說一些深刻的話，一些不無道理的深刻的話。

可不就是一樣么。夏天去小木屋，和過年去奶奶家一樣，已然變成了某種真理，天經地義。但是不論多么辛苦，我們沒有懷疑過動機。

旅程的終點，是我們各自和父輩的童年。我們要去撿拾的，是遺落在歲月里的小小愿望，和一片片的記憶。

蘇北鄉下

那是一條國道，平整而延長，離汽車站不遠。柏油路面是深灰色的，四周都用鐵絲網圍了起來。橫穿高速公路，要是被警察抓到，可是要被罰上一大筆錢。但是還是有人在鐵絲網上劃出了一大道口子，正好夠一個人進出。這道口子一直沒有人修補，似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以穿過這道口子，走上這條國道。

爸爸先穿了過去，然后是媽媽，然后是行李箱，然后是我，然后我們就這樣站在那條看不到盡頭的高速公路上，等待。

爸爸沒有買到過年回老家的汽車票，這也不是第一次沒買到，他似乎已經有了經驗。要回鄉下的奶奶家過年，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沿路攔車。這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不通過官方渠道買票，沿路攔長途汽車，汽車超載，是個常態。

很快，一輛黃綠相間的長途汽車就在我們眼前停下了。一個胖胖的女人打開車門，招呼我們上車。招呼我們上車，就說明還有位子。可等我們真的上了車，所有的地方都被擠滿了，目力可及的所有座位，座位上面的行李架，還有那個胖胖女人自己的位置，都已經滿滿當當。一整車的人看著我們，等待我們落座。

“這兒還有個板凳，坐那個過道，過道里還可以坐幾個。”司機用著有明顯蘇北口音的蹩腳普通話招呼我們。

我和爸爸媽媽，一個緊挨著一個坐了下來。我前面是個大編織袋，后面是媽媽，屁股下面是個硬硬的木頭板凳。

我最怕的就是坐長途汽車。暈車的我經常就吐得稀里嘩啦。車廂里永遠彌漫著一種由汽油、舊皮座和不散的煙味交織成的黏膩氣味。為了應對眼前的這一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閉上眼睛，往后一仰，靠著媽媽，努力睡去，當然，媽媽已經為我準備好了一個小小的塑料袋，以防我的嘔吐。

車子在高速上飛馳，過了很久很久，等我不知道醒過來多少次，又昏睡過去多少次，我們到了。一整車的人魚貫而出。

“走不走，走不走？”

“東臺，東臺，走不走？”

“大豐，大豐，走不走？”

還沒下車，很多很多三輪小摩托車司機圍了上來。他們像一股突然形成的旋渦，把剛下車的人卷進去，然后所有的人就消失在了嘈雜的風聲里。

糊里糊涂的，我就被爸爸媽媽塞進了一個綠色的三輪小摩托車里，這一次我們轉的不是中巴，而是電動三輪車，有點新奇。我正暗暗竊喜不需要再坐巴士，逃過一劫的時候，三輪車就突突突地上路了。

可是太顛了，顛得我屁股都沒有辦法落在座椅上，但是后悔已經來不及了。去鎮子上的路可不如城市間的國道平坦，石子路加上減震能力很低的電動三輪，讓整個車子一直發出一種叮呤咣啷的聲音，像要宣告馬上就要自我散架。

媽媽緊緊抱著我，不停地說：“快到了，快到了。”

也不知道又過了多久，我透著三輪摩托前面那扇模糊的玻璃窗，看到了熟悉的小鎮中心，耳邊似乎還聽到了二伯的聲音。是的，二伯已經和他拉貨用的板車等著我們了。

終于可以出來透口氣了，我們仨又換上了二伯的板車，我知道，這次真的是快到了。外面雖然很冷，陰陰的冷，但是好過顛簸時的屁股疼，好過長途汽車里的氣味。

從小鎮中心，到爺爺奶奶家所在的村子，這一路的風景我是熟悉的、村口的河水里應該還是有很多蘆葦，那些青磚的平房旁邊應該會落著一堆一堆的草垛，窄窄的小道上應該會有一些土狗跑來跑去，而奶奶應該已經站在家門口的石板橋前面等著我們了。

這樣寒冷的天氣，她應該是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棉衣，戴著那頂灰色的毛線帽子，揣著那個銅制的手爐。她要么是站在那幢青磚的平房前面，要么是站在石板橋上，她應該在等著我們。我更知道的事，堂屋里的小餐桌上，肯定有準備好的京果和紅棗蓮子湯。

我知道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可以爬到村子里的草垛上張望，可以跟著奶奶去豬圈喂豬，可以到廚房里幫著爺爺拉風箱，可以坐在堂屋里面幫著做春卷、搓圓子，可以吃到宴席，最后一道總是我愛吃的藕粉圓子。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作為獨生子女的這個我，在那個現代化的職工社區里沒有的。

這樣的期盼，貫穿著回家的旅途，根植在我的記憶里，成為了構成我的一個重要部分。我每每想起來，心中就是無限的溫暖，我知道，在那個路途的終點，是爺爺奶奶的期盼，是爸爸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

按著這樣的邏輯，花上兩天的時間去抵達爺爺的小木屋，也就沒有什么新奇。這樣的期盼，也貫穿著查理一家人的記憶里，成為了構成他們的重要組成部分。那個路途的終點，不是一次簡單的團聚和度假，而是查理爺爺為家族創造出來的歷史。

我看著身旁開車的查理，我知道，他此刻也正在期盼著。期盼著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里，去林間散步、在小木屋里和家人一起玩桌游、去湖里面游泳、去沙灘上閱讀。這一切的一切，也不是我們在城市里可以擁有的。

時空交錯下的命運

“農莊里面有頭牛，咿呀咿呀呦。

這里哞哞哞，那里哞哞哞，這里那里都是哞……”

車里的音樂換成了孩子們喜歡的傳統童謠。孩子們跟著音樂一起哼唱，他們已經不知道睡過去又醒過來了多少次，就和我小時候一樣。

窗外的玉米、大豆地，也逐漸被高大的樹林所取代。我知道，我們進入湖區了，五大湖重要組成部分蘇必利爾湖的湖區。

在北美的心口位置，五大湖像鑲嵌在北美大陸肩頭的五面明鏡，從東到西鋪開，從密歇根的腹地一路向東北延伸到圣勞倫斯河口。在沒有鐵路的年代，這里的水路成為了最高效的交通方式，成為歐洲殖民者登上這一片土地后向內陸擴張的重要路徑，也是連接印第安人和歐洲皮毛貿易市場的中樞。

這也是當年查理爺爺的爺爺，一路從瑞典抵達美國后所居住的區域。

19世紀下半頁到20世紀初，瑞典面臨著人口過多、農村貧困的糧食危機，而這個時期的美國擁有著各式各樣的機會和更廣袤的土地。于是，各種各樣的瑞典人，懷揣著對自由的想象、對土地的渴望、對機會的追尋，來到了北美。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先后有超過100萬的瑞典人宜居到了美國，約占據了當時20%的瑞典人口。

這是一條艱險的道路，大部分人要從哥德堡坐小客輪，歷經兩天橫穿北海，抵達到英國東海岸的港口，然后再被送上火車，一路穿過英國抵達到西海岸的大港，有時候是利物浦、有時候是格拉斯哥。然后再改乘去往美國的大型客輪。

查理爺爺的爺爺應該坐的是去往紐約的客輪，這段橫跨大西洋的航程，要花上一兩周的時間，在十幾天的暈船和擁擠中，一點點靠近他們想象中的自由美洲。我不知道當他在船上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時候，是否也曾經像各種電影中的場景一樣，激動澎湃地揮帽致意。

或者，他不能帶有任何浪漫主義色彩，他想的一定是要馬上找到生存的機會。

這是1860年代，美國剛剛結束了南北戰爭。五大湖所在的美國東北的鐵路網正在迅速擴展，鐵路建設和維修需要大量的勞工，礦區需要大量的礦工，城鎮因為工業發展正在快速成長。查理的爺爺的爺爺，這位16歲的瑞典少年，這位自由的勞動力，他需要做的，就是在這場工業浪潮中，尋找他的機會，他的立足之地。

對于渺小的個人而言，前行往往是在偶然與幸運交織的浪潮中被推著走的。誰能想到，到了1947年，查理的爺爺買下巴查瓦納灣一小塊林地的這一年，作為新移民第三代的他，已然成長在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當中，接受著最精英的教育，不再需要漂泊和遠行去尋找機會。我想爺爺，他可能也無法想象他自己的爺爺，當年是以怎樣無依無靠的新移民姿態來到這塊土地上的，然后又是依靠著智慧、勤奮和說不明道不清的運氣，在一兩代人的努力之后，就創造了命運的翻轉。

1947年，同樣的這一年，我蘇北鄉下的奶奶已經誕下了他的第一個孩子，成為了一個兩歲幼童的母親。她已然對務農、種地，有了一些經驗。仗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打完，這一年，國共雙方正在搶奪蘇北這個重要的城池，護城河里堆滿了尸體，全城死寂。

我想這時候的奶奶，每天仍然是惶恐不安的。在鎮子上長大的她，家里的哥哥弟弟都是被送去私塾讀書的，雖然談不上富裕，但和種田的辛苦相比，還是要好上許多。可是幾年前，哥哥去參加了共產黨，鎮子上面到處都還是日本兵，這讓他的父親夜不能寐，心生惶惶，跳河自盡了。母親為了能安置身邊這個唯一的女兒，決定為了安全，把她嫁到鄉下去。

奶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幾年，已經無法辨識身邊的任何人。但是她一直嘴里叨叨的，就是“我是街上的，不是鄉下的”，以去訴說命運對她的不公。

我想這一年的爺爺也是憂心忡忡的。雖然生在農村，但是他并不是在赤貧中長大的。他的父親本來是擁有一些田地的。只是在沾染了賭癮后，他將所有的田地變賣還債，讓這個本不十分富裕家庭徹底陷入了困境。幾年前，他的一個弟弟，為了逃離貧困，被村子里的人帶著一路逃荒去了上海，聽說，在城市里總能做個學徒，謀個生活。而現在，作為長子的他，肩負著一家人興衰的重大責任。娶妻生子根本不是萬事大吉的終點，而是一個新局面的起點。日本兵走了，可仗還在打，怎么改變貧困的狀態，怎么能活下去，是他肩上的重擔。

但是這時的他們都不會預計到命運將如何扭轉。爺爺怎么會想到，兩年后，戰爭就將結束，而從“富農”搖身一變成為“貧農”的過程，讓他們躲避了日后無數的劫難，至少是留下了給子女繼續教育的機會；一路靠著討飯去了上海的二爺爺，成為了擁有“上海戶口”的城里人；奶奶也不會想到，她的哥哥沒有在戰爭中死去，而是榮歸故里，并在日后成為了她生長起來的小鎮鎮長，而在她即將出生的三個兒子當中，有兩個成為了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而她也因著“多子多福”的形象，成為了鄉里鄉親遠近聞名的“福奶奶”，在自己的土地上贏得了最讓人珍視的尊重。

車子兩邊的樹木越來越高、越來越密，我們也從大路上開到了鋪滿石子的小路上。森林里，隱約可見一個一個小小的木屋房子。

“終于到啦！”

“孩子們，可以下車了，這次不用再上車了，我們到了。”

一座帶著閣樓的小屋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我們在此相遇

“這是爺爺的小木屋？”我很是驚訝，因為展現在我眼前的這座房子很新。

“姑姑和叔叔們在爺爺去世后翻修過了，以前的不是這樣的。”

我們把車停了下來，走了進去。

“這座木屋目前是歸屬于姑姑和叔叔的，咱們家在另外一邊。”查理說。

“另外一邊？”

“不遠。因為人太多了，住不下，爸爸二十年前就買了鄰居家的木屋，咱們家的人住那邊。”

是的，人很多。爺爺有七個孩子，光查理父親的這一支，目前就已經發展到了十幾個人，怎么可能住得下。

我好奇地在小木屋里上下走動。

小木屋一共有兩層，樓下的一層是廚房、客廳，還有一間臥室；樓上是閣樓，查理爸爸說他們小時候都是在閣樓上打通鋪。閣樓上面有一整排的天窗，躺在地鋪上，往天上看，就可以看到星星，這是爺爺得意的設計。

我在一面照片墻下駐足了下來。這是一部和這個小木屋相關的照片史。

很多照片是黑白的。最早的一張，是爺爺修房子的照片。他坐在這個蓋好了一半的木頭房子面前，旁邊的土地上還堆積著一堆一堆的木料。陽光很明亮，穿過森林的職業縫隙，打在他的身上。

1948年，查理的爺爺坐在蓋了一半的小木屋前

還有一張木屋的雪景圖，美極了。森林里的樹木的葉子全落完了，一眼看過去天地間多出來很多空間，開闊了不少。皚皚白雪壓在木屋上面，可以嗅到爐火的味道。那樣的冬天應該是很冷的，爺爺應該需要準備上很多很多的柴火。

小木屋的雪景圖

爺爺去世后，查理的姑姑和叔叔將爺爺建造的小木屋做了現代化改造，保留了原有的結構

還有很多照片，大部分是各式各樣的家庭團聚和孩子們玩耍的照片，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張一張，從模糊到清晰，從黑白到彩色，一直連接到今天。

我看到一張查理爸爸小時候和兄弟姐妹們在湖里玩耍的照片，雖然是黑白照片，仍然可以看到姑姑小時候的一頭金發，那是瑞典血統留給這個家族的標識。沙灘上有一些浮木，孩子們就這樣坐在湖水里玩耍。

背對著我們的查理爸爸和他的兄弟姐妹，在湖水里玩耍，上個世紀的50年代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想我的父親應該也在和他們的兄弟們一起，在奶奶家門前的小河里游泳。那個蘇北小城的夏天太熱了，除了在河水里泡著，別無他法。而他們的奶奶正在岸上拿著一根樹枝，遠遠看著河里的兒孫們，并等待著像趕鴨子一樣把他們趕回家的時刻。只是，貧困的他們，不會擁有一張黑白照片，去記錄他們的童年。

我最終在一張查理爺爺的單人照片面前停了下來。照片里，他留著非常濃密的大胡子，一頭的銀發，再加一大把的白胡子，和指環王里的甘道夫毫無兩樣——智慧、孤獨、又帶著一絲遠古的倔強。我沒有親眼見過這位老人，這算是我的遺憾。

這位在富裕家庭中一路長大的獨生子，卻未曾沾染世人常提及的“富家子弟”習氣。在生活里，他相當簡樸，并將這種簡樸一代一代地傳遞了下去。他擁有著對自然科學的一腔熱愛，大學畢業后去了芝加哥大學工作，并參加了當年的“曼哈頓計劃”。

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我突然覺得自己和他穿越了時空，找到了連接。畢竟，查理爺爺參與的這場集體努力，成為了結束太平洋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的爺爺奶奶最終告別了日本人占領的恐慌，進而進入了和平年代。沒有這一切，或者有一點點閃失，奶奶都無法有機會生出作為最小兒子的我的父親，也就不會周周轉轉最終有了我。

“蘇西，我們去我們的木屋吧。”查理招呼著。

“好的。”

我打開門，走出了爺爺的小木屋。我看到幾米之外，就是林地，穿過林地，就可以看到那一片湖水，巴查瓦納灣的湖水，那一片浸潤著查理父輩和查理兄弟姐妹童年的湖水。

這種相遇，就好像二伯的板車已經進了村子，我看到了村口那條充滿了蘆葦的小河，那條彎彎曲曲，支系繁雜，一直流淌到奶奶家門前的小河，那條浸潤著我的父輩和我的童年的小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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