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魏昭陽：三段實習，19個月深耕，成長為社會新聞記者｜實習生手記

今年六月初，魏昭陽接到領導電話，得知自己可以轉正的消息。

此時，她已經在《三聯生活周刊》（以下簡稱《三聯》）實習了一年又七個月。2023年11月，魏昭陽在《三聯》發表了自己第一篇獨立撰稿的報道。她一邊撰寫新媒體稿件，一邊與記者前輩們合作，參與突發新聞的報道，以及操作更長線的社會調查類稿件。今年初，她相繼參與完成了多篇輿論關注度高、事件復雜的深度報道：、《一個家族里，兩名相繼離世的外賣員》等。

從某種程度上講，三聯塑造了她對深度報道的認識。然而，在那通電話之前，公司從未明確承諾會有轉正名額。秋招以來，應屆生身份帶來的壓力和結果未定的焦慮始終籠罩著她。對于一心想做深度報道的魏昭陽來說，那段日子格外漫長。而這樣的不確定，也是許多尋求媒體崗位的年輕人共同的處境。

秋招開始前的那個暑假，魏昭陽也會瀏覽各種招聘信息，“你不投點什么，好像特別對不起應屆生的這個身份。”她投遞過騰訊的內容創作崗位，面試官非常能理解她想要做深度內容的想法，也鼓勵她堅持自己想走的路，但公司未來的內容創作方向更多偏向短視頻。對話結束，她放棄了這個機會，更堅定了要做文字類深度報道的選擇。

無論媒體行業怎么變化，深度報道的門檻始終在那里，而能寫深度報道的崗位越來越少。實習記者來來去去，能留下的不多。“從過去到未來我都堅定地想做深度報道，”魏昭陽在深度營面試時說的這句話不僅給面試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從她的實習經歷中得到了印證。

在傳統媒體普遍被唱衰的年代，年輕一代進入深度報道領域的“支點”是什么？他們在實習過程中會有怎樣的思考與變化？魏昭陽的經歷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參照。對她而言，新聞的吸引力來自不斷產生的意義感，與世界建立具體的連接，以及實現成為想成為的人的可能。這是一種更小單位的，務實而堅定的理想主義。

魏昭陽個人照片

高中時，魏昭陽經常關注《南方周末》等深度媒體的報道，袁凌的《青苔不會消失》《我的第九十九次死亡》等非虛構作品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書中和報紙里，那些被主流敘事忽略的個體命運，讓她開始了解到新聞的另一個面向，也慢慢在心里埋下了想成為社會新聞記者的念頭。

填報志愿時，魏昭陽將中國傳媒大學作為首選。由于招生政策限制，她無法填報中傳最對口的新聞專業，最后她被錄取到電視學院的國際新聞專業。“只要和新聞沾邊，我就先進去學，”懷著做新聞的熱情，魏昭陽進入了大學。

然而，隨著課程的推進，她發現這個專業的的培養重點與她想從事的文字類深度報道相去甚遠。唯一有所相關的課程，是自己選修的一門非虛構寫作課。在那門課上，她接觸到許多經典的深度報道作品，也愈發渴望走向現場，和人交談，去了解他們的故事，去窺見一個事件背后的眾生相。

大二剛開始，魏昭陽就開始尋求媒體的實習。她投遞澎湃新聞七環視頻欄目的實習， 很順利地通過了面試。

社會新聞的節奏很快，幾乎一兩天就要出一篇稿，實習記者要進行大量的電話采訪，因為自己用的蘋果手機不支持通話錄音功能，魏昭陽又專門買了一部安卓手機。那時還處在疫情，魏昭陽有很多時間都在宿舍，需要打電話采訪時，她就會跑去走廊盡頭的樓梯間，盡管對打電話還有一點發怵，不知道電話撥通之后將面臨什么，被拒絕有時甚至是無端的謾罵，但想起那段時間，魏昭陽感受最多的是一種熱情，對于每一個新聞事件的采訪都有嘗試的興趣。

也是這份實習讓魏昭陽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對一個慘烈的悲劇。那是一起發生在東北的縱火案，受害者是一位年僅十九歲的女孩。兇手追求受害者妹妹未果，為了報復，竟向他們家潑灑汽油縱火。姐姐在逃生時摔倒在汽油里，全身97%燒傷。

魏昭陽在報道過程中，與女孩的母親通了近兩個小時的電話。受害者在醫院勉強維生，親屬備受煎熬，兇手也是未涉人世的少年，為他的一時沖動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價。事情的復雜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魏昭陽的日常經驗，給她帶來了極大的情感沖擊。

那天晚上，她幾乎一夜未眠，一直在思考，除了做出這篇報道、讓更多人看見，他們還能做些什么。報道刊出后，魏昭陽和帶教老師商量，將受害者的水滴籌鏈接掛在了微博的置頂評論。幾天后，籌款金額達到了幾萬元，給受害者家庭帶去了實際的幫助，這也被魏昭陽歸結為自己想要做新聞的動力之一。

澎湃新聞的這段實習雖然并沒有觸及深度報道，但對魏昭陽來說，這是一個新聞的“試煉場”，把她從課堂拉到一個真實的做新聞的狀態，每天尋找采訪對象，做采訪 ，一切都迅速而直接。經歷過這樣的節奏，才能檢驗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做新聞，而不再只是天天把“新聞理想”掛在嘴邊。脫離自己熟悉的環境，到真實的世界里做新聞，不斷接受超出自己日常經驗的信息，社會新聞要求記者的生命經驗是復雜的，如此才能抵達他人的處境、實現更深層的理解。有時，為了接觸特定群體或獲取消息，還需要一些“社會化的技巧”——偽裝、試探、與陌生人建立脆弱而短暫的信任。

記者這份工作也為她帶來了許多具體的收獲，小到玉米是怎么收的這樣具象的生活經驗，大到關乎命運、生死，讓她的生命經驗一點點豐富起來，更能了解不同人的生活狀態。她還無法明確這些經歷最終會沉淀成什么，只能感受到一種持續的增長在發生。

結束在澎湃的實習后，魏昭陽在班主任推薦下進入新華社實習了三個月，但在實踐中，她逐漸意識到，自己更希望做與具體的人打交道的報道，而不是宏觀、議題層面的新聞。

那時，《人物》是魏昭陽心中“白月光型”的媒體，《人物》不招作者類的實習生，魏昭陽就去做運營實習生。雖然運營的工作并不太是她喜歡的類型，但是能聽到《人物》編輯部的選題會，對她而言是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她會嘗試加一些作者的微信，尋找參與選題的空間，但是她們都沒有帶實習生的習慣。魏昭陽更多地是通過選題會來了解深度報道的選題標準，對于社會事件的評價和稿子內容的評判，也能大概了解深度報道媒體的運轉方式。

在《人物》做了三四個月的運營工作后，魏昭陽內心想要寫稿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她始終清楚，自己想要做的，是以記者身份去完成深度報道。去《人物》是為了接觸到這樣一家自己所向往深度報道媒體，但真正吸引她的，是作為記者與社會產生真實的連接。于是，她向老師表達了想去深度報道媒體實習的意愿，最終通過推薦進入《三聯》。

魏昭陽也沒想到，自己作為實習記者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操作一篇長篇報道。按《三聯》的慣例，不可能一開始就讓實習生上手長篇報道。那段時間正好趕上《三聯》的資深記者劉敏（熊阿姨）回歸，她想做一個關于冰島地震的選題，魏昭陽被負責招實習生的同專業師姐推薦過去，意外獲得了這個機會。

那是魏昭陽第一次在媒體寫長篇報道，她的感受是“從一開頭就不知道怎么寫了”。回頭看自己第一次寫的這篇文章，她很不滿意，“真的寫得很爛，很稚嫩。”但稿子操作過程中，作為編輯的劉敏一直耐心地鼓勵她，指導她，她記得有一次快兩個小時的采訪結束后，將感受與劉敏分享，那其實是一次并不成熟的采訪，但劉敏鼓勵她：“聊這么久，你肯定問得不錯。”

那次報道幾乎是編輯“手把手”帶著她完成的，“她會給我推薦采訪對象，和我交流想法，細致地告訴我哪里需要補充資料，怎樣查閱外網信息，如何組織結構，”兩人通過石墨文檔協作修改文章。那是一次完整的新聞寫作訓練，“所以等于說我一上來就在一個非常好的前輩的帶領之下，做了一篇獨立的稿子。”

在《三聯》實習，魏昭陽參與度很高。除了像暑假這樣的實習高峰期，編輯部里常常只有她一名線下出勤的實習記者，這也給了她快速成長的機會。由于沒有固定的帶教老師，合作機會必須通過展示自己的能力爭取，這非常考驗實習生的主動性。“只要有人找我，我就干。”每次選題會上，魏昭陽都會認真聽記者們報題，如果某個選題讓她特別感興趣，她會主動上前詢問能否參與，“我是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很想做深度報道。即便面對難以突破的題目或高強度的工作，我也能全力投入，不怎么會讓自己停下來。”

在媒體的實習中，魏昭陽從來沒有覺得哪一項是 dirty work，只要是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事，她都不會覺得沒有意義。哪怕是幫帶教老師整理采訪錄音，檢索資料，她都覺得很重要。因為每一個環節，都是成為一個獨立記者必須掌握的。“我所有當記者需要的能力，都是在一邊做題一邊鍛煉出來的，”魏昭陽說。一次突破采訪對象的嘗試，一條新發現的信息渠道，一個反復推敲的提問句式……這樣一點一滴積累下來。

在澎湃新聞做快稿，新聞線索常常由報料人提供，帶教老師也會直接發來采訪對象的聯系方式讓魏昭陽去采訪，呈現新聞時只需要把事件本身講清楚。但在《三聯》做深度報道，要呈現相對復雜的社會事件，首先尋找線索和突破就是很難克服的問題。其次，呈現完一個事件后，又要層層遞進，深挖下去，這也涉及到大量資料搜集的工作。在《三聯》，突破采訪對象和搜集資料是實習記者需要學習和掌握的必備技能。

魏昭陽記得她跟著記者陳銀霞做這篇報道。這個選題極難推進，沒有明確的線索，也找不到核心采訪對象的聯系方式，只知道一個模糊的地點，她只能沿著這個地點，一個村鎮一個村鎮地打電話。連續幾次受挫后，她情緒一度低落，覺得自己沒能幫上忙，還耽誤了進度。

當她鼓起勇氣向記者說明情況時，對方卻馬上安慰她：“這沒關系，你不要有心理負擔。不管怎么樣都還有我在。對于新人來說，這么密集打陌生電話，感到不適應是正常的，慢慢鍛煉就會好。”在魏昭陽的眼里，《三聯》的記者們都是如此真誠和溫柔，總是愿意傾囊相授，“我覺得這對新人記者來說還是蠻重要，有被鼓勵和被共情的感覺。”

在這樣的氛圍中，她學到許多課堂上永遠學不到的經驗：如何發私信邀請采訪，怎樣寫開場才能讓受訪者愿意回應，又該如何從對方的角度出發，建立信任感。在一次一次的實戰中，這些經驗也成為了她的武器。

去年12月深江鐵路施工現場坍塌，魏昭陽負責尋找可以還原現場情況的一線信源。她在相關抖音評論區一條條翻找信息，前后看了上萬條評論，甚至連被折疊的回復都要打開來看。她最終找到了當時正在工地施工的一位鏟車司機。但說服他接受采訪并不容易，他沒有受傷，不愿惹麻煩，只想著盡快找新的工地干活。突發新聞要搶時間，魏昭陽一邊要聯系別的采訪對象，一邊堅持不懈地和他保持聯系，她注意到他是四川人，就用川菜套近乎，又向他解釋這個報道怎么能為他們司機群體的安全保障提供幫助，軟磨硬泡，直到第二天晚上十點，魏昭陽終于和他聊上了二三十分鐘。當時她還在外面，緊急地蹲在路邊，把錄音整理成文稿，補充了核心的信源，趕在十點半發出了報道。

經過多次突發報道的磨煉，魏昭陽也逐漸摸索出一些采訪技巧。她發現，自己一開始總希望和采訪對象先約好時間、加上微信，再慢慢溝通。但在真實的新聞現場，這種理想狀態幾乎不存在。尤其是對于突發新聞來說，能在哪兒找到人，就得立刻去聊。所以她現在會直接在抖音、快手說服采訪對象和她互關，再找時機直接撥電話過去。她記得在做《溺亡的6名大學生》報道時，她采訪到了一位遇難者的家屬。后來有好幾個記者來問她要那個家屬的聯系方式，她當時其實是在抖音上找到人直接采訪的。

搜索資料也需要經驗和技巧，在魏昭陽看來，搜集資料和找人、采訪一樣，都是深度報道中很重要的一環。尤其對于無法前往現場，身處后方的實習記者而言，這往往是他們能發揮最大價值的地方。如果前方記者正奔赴災區，負責采訪受災群眾和現場情況，那么后方記者就應當補充他們來不及獲取的信息，比如聯系相關專家分析事故成因。“后方記者其實也有相對的優勢，”她解釋道，“因為你可以安靜地坐在電腦前，用最快的速度去發郵件聯系專家，查資料，而前方記者負責在現場，往往是在一個非常忙亂的狀態中。”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記者夏杰藝合作這篇報道。她在后方搜集背景資料，廣泛地查閱信息，連地方志都沒有放過。正是在查閱陜西地方志時，她意外發現了一條關鍵信息：1975年，寶雞市為修建人民公園，將石壩河、瓦峪河改道，讓這條原本直接匯入渭河的支流，多繞了幾公里。她把這一發現立刻分享給前方的記者，并列了幾個專家。之后杰藝記者聯系上長安大學的一位水利工程教授，他正好特別了解寶雞這個地方和這條河的情況。那條資料后來成了報道的重要支撐。

搜集資料的工作量很大。每當前方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新線索，魏昭陽就會立刻調整方向，繼續搜索新的材料。知網、百度、政府官網、地方媒體、外網論文，都可以成為資料的來源。在操作河南大旱的選題時，要找一些水井的資料，她甚至會去當地政府的“市長信箱”翻找居民的投訴和反饋，看看是否有人早就提出過相關問題，“你能想到的地方都要去翻，越細越好。還得有能力從海量信息里迅速挑出重點。”

對魏昭陽來說，在三聯的實習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她相對無憂無慮的作為實習記者的成長期，今年一月開始，她需要面臨轉正的壓力，尋找取得職業身份的可能性。

去年暑假，魏昭陽就向編輯明確表達過自己轉正的意愿，關于崗位要求和競爭壓力，編輯沒有給出硬性指標，也沒有承諾固定的崗位。“像《三聯》這樣的媒體，并非傳統的校園招聘模式，不會為實習生預留轉正名額。”因此她要更積極地表現，去做社會調查類的報道，最終能夠獨立撰稿，獨立發出雜志稿。

所以今年一月份開始，她便跟著編輯獨立負責做社會題，實習生活就像突然涉入了深水區。之前她只獨立負責過相對簡單的新媒體選題，幾乎沒有做不出來的情況。在做社會題時也是與前輩記者合作，只需要負責一篇報道中的部分，那也意味著總是有人為她托底。

這一步跨越，是從實習記者走向職業記者的必經之路。1月份做的報道時，魏昭陽就遇到了很大困難，這篇報道相對于她之前寫的口述類報道，呈現更豐富、更復雜。她需要采訪60歲以上、租不到房又會在小紅書發帖的老人，幾乎不可能找到。她嘗試著通過社會關系尋找線索，最后只能選擇采訪老人的子女，從他們的視角呈現問題。“開盒”的報道從策劃到完成不到一周時間，她需要接觸之前生活中不熟悉的人，并約著線下見面。她獨自采訪了十幾個人，壓力陡然增大。那段時間，她每天都很焦慮，擔心稿子做不出來。

在魏昭陽身邊幾乎沒有并肩作戰的同齡人，像她這樣選擇市場化媒體就業的少之又少，因為只想留在北京工作，而深度媒體普遍招聘需求較少，在三聯轉正成為魏昭陽“孤注一擲”的選擇。“我那時候真的每天在想，我好想要轉正，想做深度報道記者。”她說，“可能有點迷信，但我覺得老天會聽到的。”她甚至想6月畢業之后如果沒有順利轉正，就繼續待著，看看能不能等到新的轉機。“我會覺得在《三聯》這樣的地方，我實習越久，我能收獲到的東西也越多，就算我最后沒有成功留下來，我會權衡，我借助這個平臺積累的作品跟學習到的東西，還是值得我花這么多時間的，所以我可能就會繼續留在這里。”

回望成為職業深度報道記者的這條路，魏昭陽很難給出“困難”或“不困難”的判斷，也無法認定這條路徑能被完全復制。“因為我覺得我有運氣很好的成分在。剛好三聯還處于愿意招人的時候，再加上我確實也是實習了很久，我覺得我像是一張白紙，被《三聯》培養起來，我做的報道的風格就是《三聯》習慣的的風格。多重因素疊加吧，可能是天時地利人和，最后算是實現了目標。”

在她看來，媒體行業的環境始終處于波動之中，有時收緊，有時又可能突然出現新的機會，努力與否有時并不能完全決定結果。而像她當初那樣“孤注一擲”，實則非常冒險。

相比于復制經驗，她想到了兩條更實際的建議。

第一條是盡量“打破信息差”。如果在實習期間有想要留下來的想法，就應該主動向記者前輩表達，了解媒體內部的慣例與轉正的可能性。記者前輩往往更熟悉機構的需求與節奏，也能給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我當時也會跟我的記者姐姐們說，想留在《三聯》，我要怎么做，她們會給我很多很實用的建議”。對她來說，實習生最不需要做的就是把愿望藏在心里，主動請教，總會得到回應。

第二條建議則是更現實的路徑提醒：深度報道媒體的門檻的確存在，尤其是對應屆生來說。魏昭陽認為，如果真的想做深度報道，不妨先“入行”，在都市報等積累經驗，再尋找轉向深度報道的機會。她舉例說，三聯近年新來的社招記者中，也有從國際新聞、科技報道轉向社會深度報道的，她們同樣適應得很快，做得很好。先成為記者，保持對新聞的熱度，不論在哪條線、哪類媒體，都能夠很好的在實踐當中鍛煉能力，未來想往深度報道方向走，也始終有機會。

“我還是鼓勵想要從事這行的小伙伴。可以先嘗試看看吧！”在實習過程中，有人因為壓力、節奏和不確定性而離開，有人為了更多的可能性而留下，這種試錯本身，也是了解職業、了解自己的方式。

魏昭陽看到有一種說法，一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工作，其中一個標準就是看看這個單位已經工作三五年的同事，他們的樣子是不是就是你以后想要成為的。談起自己的同事前輩，她流露出欽佩之情，新聞行業要求她們時時刻刻去感受、去觀察、去理解人。她們始終保持著對社會最敏銳的觸角，對待世界有深度的思考，對待人又溫柔而尊重。

“然后我發現是的，三聯的這些姐姐們都是我以后想要成為的樣子。”

*文中圖片來自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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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余樂

編輯 | 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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