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專訪·香港故事丨建筑學家薛求理：城市的良心埋在地下

在中國城市現代化建設中，有一條游戲規則——逐高逐快。最具代表的標志是各地競相打造的“獨特地標”。

短視頻社交平臺，各地文旅部門也是不遺余力，配合宣傳“整活兒”，花費巨大成本包裝、推廣“網紅建筑打卡地”。不可否認，這些舉動取得了流量成功，隨之而來的還有巨大爭議。

當速度與質量、地上光鮮與地下根基這些矛盾日益凸顯，我們不得不追問：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建設？這些建筑能否抵擋住網絡的一場“口水”或是天降的一場“大水”？

2025年11月初，紅船對話著名建筑學家、香港城市大學薛求理教授 (退休)。請這位橫跨內地與香港、擁有三十載觀察經驗的專家，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揭示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的深層思考。

▲薛求理

快與慢：兩地不同的建筑邏輯

薛求理教授是我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幸運兒”。從工廠走向大學，1985年在上海開始教學生涯，1995年移居香港，恰好親歷了中國城市化從起步到狂飆的整個周期。他的足跡也代表著“一代學人”的求真求索歷程。

“坐在香港去看整個中國建筑”——薛求理教授觀察中國建筑的獨特視角既不同于內地學者，也區別于西方學者的外來眼光，從而獲得一種珍貴的、帶有清流感的智慧。

薛求理始終關注城市的“速度病”，呼吁在發展的洪流中，為人文、自然與歷史留下一寸喘息空間。在他看來，建筑的本質“關乎文化傳承，關乎歷史記憶，更關乎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未來”。

“在香港，一個建筑從籌劃到建成需七八年甚至十幾年；在內地，同樣的工程可能僅需幾年。”薛求理道出了兩地城市建設的根本差異。

內地用三十年走完西方百年的城市化，香港卻用十年打磨一棟樓的合規性。薛求理親歷兩種節奏：在上海，設計任務如潮水涌來；在香港，條例與訴訟讓工程步履維艱。

這種差異在港珠澳大橋建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香港段有個著名的“插曲”：因東涌一位老太太提出訴訟，工程被迫停工整整一年。“工程隊已經進場，每一天的停工都是巨大的損失。”他說，“但這種‘慢’，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法治與公眾參與機制，充分的審慎能避免更大的社會反彈，哪怕這機制有時顯得冗長甚至‘低效’。”

舊與新：誰能定義城市面貌？

隨著內地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一片片新區、開發區崛起。許多城市面對老城區改造的復雜局面——賠償難題、產權糾葛、文保爭議，往往選擇“繞道走”，選擇在遠郊“圈地建城”。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這種模式被學者們稱為“新區狂飆”。

而這種“新區模式”也帶來雙重困境。一方面，老城區因資本與政策抽離而逐漸衰敗，歷史文脈悄然消散；另一方面，許多新區因規劃缺位，缺乏基本建筑審美“建的丑陋”，毫無人文氣息，淪為“鬼城”，甚至出現“逢雨看海”的怪象——一場大雨就能讓嶄新的街道淪為汪洋。

究其根源，薛求理認為是專業力量的缺席：“如果在動遷規劃之初，就能系統性地引入城市理論與專家學者，很多沉沒成本可以避免。”

薛求理以上海嘉定、深圳前海為例，指出這些地方因規劃科學、執行到位，成為了“新區建設”的成功范本。“‘量大’不必然導致‘質差’，關鍵在于是否有科學、系統且被尊重的規劃。”

▲薛求理

地下管網：一個城市的良心

如果說標志性建筑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網就是城市的“里子”。

城市內澇……這些近年來頻發的災害，將城市基礎設施問題推至臺前。這些悲劇警示我們，城市的現代化絕非僅由摩天樓的高度定義，更取決于地下世界的良心——深度與精度。

地下工程“看不見”，卻是城市的“生命線”。我們看到，許多地方主政者更愿意把錢花在“看得見”的地面建筑上，而地下管網則被忽視。

“這是一種短視的建設模式。”薛求理直言：“在德國，我看到能開卡車的地下排水系統；在香港，污水處理系統也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他說，“技術上我們沒有問題”。

問題在哪里？在于理念與投入。

為何在技術上完全可行的“共同管溝”難以普及？薛求理一語道破：“將巨額資金投入看不見的地下，其政策效益遠不如建設一個看得見的地標建筑。”

教育思考：走出課堂貼近城市

作為建筑教育家，薛求理有著深刻洞察。他比較兩地教學模式：“香港教育注重讓學生‘走出去’，而內地部分院校仍以教室內的投影儀教學為主。”這種教育差異直接影響著未來城市規劃者的素質。薛求理強調：“建筑學重要的是對繪畫技巧、設計技巧的訓練，這些方面的訓練內地其實不錯，但缺乏與真實城市的連接。”

薛求理繼承梁思成“知行合一”的傳統，卻走出更遠。他帶學生穿行香港密樓窄巷，在高密度中尋找生存智慧。這種教學是對內地填鴨式教育的溫和顛覆。在實踐中，他嘗試將這種教學模式引入內地，但受制于師生比例等現實因素。

薛求理說：建筑本是為人服務，若脫離真實場景，再精美的圖紙都是空中樓閣。

三十年來，薛求理用自己的手與眼，記錄了中國建筑的跌宕起伏。用他的“試點”與“標桿”，冷靜而溫情地丈量著這片土地每一寸建筑的生命與溫度。

從“效率城市化”到“韌性城市化”

梁思成在北京為城墻落淚，薛求理在香港遙望內地建筑大潮。

兩代建筑學者跨越半個世紀，面對相似的命題：如何在發展中留存記憶？梁思成的保護理想在運動中破碎，薛求理則在市場化與全球化中尋找平衡——這是一代人的傳承，也是一代人的開拓。

站在新一輪城市化轉型的節點，薛求理提出了方向性的思考：城市發展邏輯必須從追求“效率優先”轉向構建“城市韌性”。

薛求理說，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讓“慢”的價值回歸。科學的程序、充分的論證、廣泛的參與，不是發展的障礙，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在薛求理看來，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城市治理觀尤為重要。規劃眼光不能只停留在任期內，而應放眼百年。這意味著需要更嚴格的建筑標準、更前瞻的基礎設施投入、更敬畏的歷史保護態度。

最重要的是，推動決策權力與專業主義、公眾意愿的深度融合。薛求理以其香港經驗指出：“城市的臉龐，不應是權力的一言堂。它應當是社會共識、文化傳統與專業智慧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薛求理跨越三十年的觀察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學者的思考軌跡，更是一部中國城市化的微觀史。當城市化率數字不再是最重要的指標，當城市開始回歸其服務市民、承載文明的本質，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深刻的城市革命。

效率與韌性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需要在發展中動態平衡的命題。正如薛求理的人生軌跡——從上海到香港，從東方到西方——最終回歸到對高密度環境下如何創造宜居性的思考，中國城市的未來，也必將在這多重考驗中，找到自己的獨特路徑。

采訪：朱順忠

編輯：王子薇

攝影：黃敏麗

視頻：李辰昊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