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對外開放賦能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進。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十五五”時期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面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從單純追求規模和增速的“增長工具”，升維為驅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系統性“戰略引擎”，以自身的確定性應對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

第一，戰略重心上，要從“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引領”，以制度型開放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這是對外開放賦能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

過去40多年的開放，主要表現為“要素流動型開放”。進入“十五五”時期，全球競爭的核心將深刻轉向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競爭。這意味著，對外開放的重心必須全面轉向更深層次、更廣范圍、更具主動性的“制度型開放”，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適應者”，向重要的“參與者”“貢獻者”乃至“引領者”轉變，核心是強調“自主開放”。制度型開放的本質，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對外開放領域的具體體現，要求內部的制度安排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形成良性互動與“創造性轉化”。這絕非簡單的照搬照抄，而是一個以我為主、趨利避害的主動革新過程。

第二，戰略布局上，要著力提升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并以此增強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效應，從“兩頭在外”到“內外循環”，以安全韌性重塑開放經濟新生態，這是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安全基石的必然要求。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并“統籌發展和安全”。這清晰地揭示了新時期開放布局的戰略重心：對外開放的根基在于內部經濟體系的強大、穩定與安全。沒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對外開放就是無源之水；沒有可靠的內部循環，國際循環的波動就會直接沖擊國內經濟安全。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去風險”“友岸外包”等給我國深度融入國際循環帶來新挑戰。傳統基于效率最優的全球供應鏈模式，正在向強調韌性與風險分散的模式轉變。這意味著，開放戰略必須超越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將“國家安全”和“產業主權”維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必然是安全的開放。這里的“安全”是動態的、系統的概念，要通過更高層次、更多領域的開放，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關聯，構筑一種“不可替代”的相互依存關系，這本身就是最高級、最可持續的安全。

因此，“十五五”時期的開放布局，既要向內深耕，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打通國內循環的堵點，使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得到極致發揮，也要向外優化，重點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推動形成“中國研發+周邊制造+全球銷售”的更高效、更富韌性的區域合作新模式。這種基于市場規律和共同利益的深度綁定，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堅實保障。

第三，戰略路徑上，要在鞏固傳統優勢的同時，全力開辟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對外開放新賽道，從“追趕承接”到“并跑領跑”，以新質生產力開辟全球合作新領域，這是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所在。

“十五五”時期的對外開放，絕不能固守于傳統貨物貿易和制造業外資的“舒適區”，必須緊盯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將對外開放的核心任務與培育新質生產力緊密結合起來。國際共識表明，未來十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將主要由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驅動。因此，我們必須在新賽道上主動設置議題、引領合作規則，從過去的“追趕承接”轉向“并跑”甚至“領跑”。如在數字貿易領域，要大力發展“絲路電商”，構建跨境數字貿易生態鏈，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產品非歧視待遇、人工智能倫理等國際規則談判，推動我國先進的數字技術、平臺企業和成熟的商業模式走向世界，將我國的數字市場規模優勢轉化為規則話語權優勢。在綠色低碳領域，要擴大在光伏、風電、儲能、節能環保等優勢產業的技術合作與市場開放。同時，要積極運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多邊平臺，主動提出基于中國實踐的技術標準、認證體系和合作倡議，推動形成公平、合理且有利于全球綠色轉型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體系。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員）

原標題：《以高水平對外開放賦能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新華社記者 丁汀 攝 圖片編輯：邵競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