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00塊大洋的北大教授，死后遺產僅1塊錢？棺材鋪掌柜看不下去了：這單生意賠錢我也做

01

“搜遍了，真的只有這一塊錢。”

1927年4月29日，這天是個陰天，李大釗犧牲后的第二天。

家里人紅著眼睛，把家里翻了個底朝天，最后在桌角那個不起眼的抽屜里，摸出了這一塊帶著汗漬的銀元。

堂堂北大圖書館主任，那個名字響徹北京城的教授，留給孤兒寡母的，竟然真的就只有這孤零零的一塊錢。

看著桌上那塊銀元，屋里的空氣死一般的寂靜。

這一塊錢，在當時的北京城能干嘛？買幾斤肉？還是扯幾尺布？

反正，想要買一口最薄的柳木棺材，那是癡人說夢。

這事兒吧，擱誰聽了都覺得離譜。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李大釗可不是什么窮酸書生，他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

他在北大當教授，又是圖書館主任，加上在其他大學兼課的收入，一個月怎么著也能進賬300塊大洋。

大家可能對300塊大洋沒啥概念。

我這么跟你比劃一下吧：

那時候的北京，你要是想在稍微好點的地段買套規規矩矩的四合院，400塊大洋就能拿下；

普通老百姓，一家五口人，一個月要是能掙個20塊大洋，那日子就能過得有滋有味，還能時不時吃頓餃子。

按理說，李大釗這一大家子，應該住著豪宅，雇著保姆，出門坐黃包車，日子過得滋潤得不行才對。

可現實呢？

那日子過得，簡直比那胡同口拉車的還要緊巴。

大冬天的時候，孩子們身上穿的，是自家那臺老掉牙的縫紉機縫出來的土布棉衣，看著跟鄉下窮苦人家的孩子沒啥兩樣。

家里別說紅木家具了，連個像樣的板凳都湊不齊一桌。

有一次，幾個學生去家里看他，正趕上飯點。

學生們心想，教授家吃飯，怎么也得有魚有肉吧？

結果往桌上一瞅：好家伙，一大盤大蔥蘸醬，配幾個硬得能砸核桃的窩窩頭。

李大釗還樂呵呵地拿著大蔥往醬里一蘸，咬得那叫一個香。

這哪像個教授啊，這分明就是個老農嘛。

錢呢？那每個月幾百塊大洋的巨款，到底去哪了？

這事兒，除了他自己，最清楚的就是他在北大的那些同事，還有那些窮得叮當響的學生了。

每到發薪水的日子，李大釗的辦公室門口就跟趕集似的。

這個學生家里遭災了，給五十；那個工友生病沒錢抓藥，給三十；還有黨組織的經費緊張了，直接一大半工資就填進去了。

有時候，剛領到手的工資袋，還沒捂熱乎，就被他拆開分了個精光。

他這人吧，心里裝的事兒太大，裝了國家，裝了百姓，唯獨沒給他自個兒的小家留點空地。

以至于到了后來，北大校長蔡元培都看不下去了。

蔡元培那是真急了，直接跟會計科拍了桌子：以后發工資，必須先強行扣下一部分，直接送到李大釗夫人趙紉蘭手里！

要不是蔡校長這招“強制儲蓄”，這一大家子人，恐怕早就得去喝西北風了。

02

說到趙紉蘭，這真是個讓人心疼的女人。

她比李大釗大幾歲，是個沒讀過書的農村婦女，一輩子裹著個小腳，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

在當時的那個文化圈子里，那些個大師教授，哪個身邊不是才女佳人，紅袖添香？

甚至有好些個不知好歹的人，私底下勸李大釗，說你這么大個學問家，怎么也得換個“般配”的太太吧。

李大釗聽了這話，那臉立馬就黑了，跟包公似的。

他對這個沒文化的妻子，那是真的好，好到了骨子里。

為了讓小腳的妻子走路不累，他每次出門，只要是路不好走，他就一定會扶著，甚至有時候實在走不動了，他就直接背著。

你想想那個畫面，一個北大教授，背著個小腳村婦，走在北京的胡同里。

這在當時，得讓多少那些個自詡風流的文人把下巴都驚掉了。

家里來了客人談大事，那是國家興亡的大事。

趙紉蘭插不上嘴，她也不懂那些主義啊、革命啊。

她就靜靜地坐在一邊納鞋底，針腳密密麻麻的，時不時給大伙添茶倒水。

李大釗看著她的時候，眼神里從來沒有什么嫌棄，全是溫柔。

他還在家里教老婆孩子唱《國際歌》。

那時候這歌是禁歌，不敢大聲唱。他就坐在那架破風琴前頭，一邊彈琴，一邊壓低了嗓子哼哼。

那種溫馨，現在想想，都覺得心里頭酸酸的。

可惜，這種苦中作樂的日子，被一聲槍響，徹底打碎了。

1927年4月6日，軍警沖進了東交民巷。

那天的風特別大，吹得人臉生疼。

李大釗被抓的時候，特別平靜，仿佛他早就料到了這一天，早就做好了準備。

進了大牢，那就是人間地獄。

整整22天。

老虎凳、辣椒水、竹簽子……那些個沒人性的刑具，輪番在他身上過了一遍。

敵人想從他嘴里撬出點東西，想讓他低頭，想讓他求饒。

結果呢？

連個屁都沒問出來。

4月28日，行刑的日子到了。

這不是槍決，是絞刑。

那時候的劊子手，心那是真的黑。為了折磨人，這絞刑竟然足足進行了三次，歷時幾十分鐘。

那種痛苦，咱們現在的人，連想都不敢想。

李大釗站在絞刑架下，神色泰然。

他留下的那張最后的照片，頭發雖然亂了，胡子也長了，但那個目光，真的就像刀子一樣鋒利，直勾勾地盯著你，盯著這個世道。

他死的時候，才38歲。

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紀，正是該干一番大事業的年紀。

噩耗傳回家里的時候，天都塌了。

趙紉蘭哭暈過去三次，每次醒來，都是撕心裂肺的喊聲。

可當她最后一次醒來，看著滿屋子哭成一團的孩子，她知道，自己連哭的資格都沒有了。

她得撐起這個家，她得把男人的后事辦了，讓他入土為安。

可問題又繞回來了——錢呢？

03

翻遍了家里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連耗子洞都恨不得掏一掏。

湊上之前剩下的一點生活費，滿打滿算，真的就只找出了那一塊大洋。

人死了，總得買口棺材吧？

這是中國人最后的體面啊。

這時候，一個叫伊壽山的棺材鋪掌柜出現了。

這伊壽山是個生意人，平時跟李大釗沒啥交情，甚至面都沒見過幾次。

但那天，李大釗的朋友李凌斗找上門，想買口棺材，可一摸兜里的錢，臉都紅到了脖子根。

伊壽山把他們領到后院，指著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

這棺材木料厚實，紋理清晰，一看就是好東西。

伊壽山開口了：“這個原價260塊大洋。”

李凌斗一聽這數，心里咯噔一下，面露難色，正準備厚著臉皮還要在那討價還價。

伊壽山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這口棺材，突然嘆了口氣。

他擺擺手：“是給李大釗先生用的吧？我知道他，是個好人，是個為老百姓說話的人。”

他伸出一只手，五根手指頭晃了晃，然后又收回去幾根。

“140塊。”

“本錢都不夠，但這生意我做了。”

140塊，這對于這口棺材來說，那是真的賠本賠到姥姥家了。

不光降價，這掌柜的也是個講究人。

他覺得李大釗死得冤，怕尸體受了委屈，又自掏腰包，請了店里最好的老師傅。

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得濃濃的，里里外外給棺材刷了五道大漆。

這在當時的北京城，給一個“犯人”這么整，那都算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棺材有了，章士釗他們幾個朋友東拼西湊，好不容易把這140塊的賬給結了。

就在大家以為終于能讓李大釗入土為安的時候，更讓人心寒的事情發生了。

想下葬？

沒門！

當時的政府盯著呢，特務跟蒼蠅似的圍著轉。

誰敢給李大釗辦葬禮，那就是“通匪”，那就是跟政府過不去。

沒法子，李大釗的靈柩只能暫時寄放在宣武門外的一個破廟——妙光閣浙寺里。

這一放，就是整整六年。

你能想象嗎？

六年啊。

趙紉蘭帶著幾個孩子，為了躲避特務的騷擾，為了活命，跑回了老家。

那日子過得，真是黃連拌苦膽。

每次回到北京，看著丈夫的棺材孤零零地停在破廟角落里，上面落滿了灰塵，連個燒紙的人都不敢大聲哭。

趙紉蘭的心就像被刀絞一樣。

她身體本來就不好，這一拖，病得更重了，整個人瘦得脫了相。

04

時間到了1933年。

這一年，趙紉蘭感覺自己快撐不住了。

她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死前就一個念頭：必須讓丈夫入土為安！

哪怕是死，我也得看著他埋進土里，我才有臉去見他！

她拖著病得快散架的身子，帶著孩子，敲開了北大校長蔣夢麟的門。

那一刻，整個北大都震動了。

看著昔日同事的遺孀，變成了這副模樣，蔣夢麟這個大老爺們，眼眶子也濕了。

他當場就拍了板：這事兒，北大管了！

胡適也站出來了。

雖然在學術觀點上，胡適跟李大釗那是吵得不可開交，甚至是針鋒相對。

但在做人的氣節上，胡適對李大釗那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胡適甚至在書里寫：“李大釗是我最近失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這幫文人，平時看著手無縛雞之力，關鍵時刻，骨頭比誰都硬。

蔣夢麟、胡適、傅斯年……這幫北大教授聯名發起了公葬。

這下子，動靜大了。

既然家里沒錢，那就大家湊！

你十塊，我五塊，就連魯迅先生，雖然人不在北京，也托人送來了捐款。

1933年4月23日，遲到了六年的葬禮，終于開始了。

那天，北京城的街道上，人山人海。

送葬的隊伍，浩浩蕩蕩有700多人。

這里面有教授，有學生，有工人，甚至還有不少并不認識李大釗，只是聽說過他名字的普通老百姓。

他們自發地走上街頭，手里舉著白色的挽聯。

那挽聯上寫著兩行大字，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血里摳出來的：

“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根；”

“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懼！”

這哪是送葬啊，這分明就是一場無聲的示威！

軍警慌了，特務也慌了。

他們開著車，架著槍，堵住了路口，想要沖散隊伍。

甚至還動了手，抓了人，開了槍。

但是，沒人退縮。

棺材太重，大家就輪流抬；路被堵了，大家就繞著走。

從天亮走到天黑，直到黃昏時分，李大釗的靈柩才終于送到了萬安公墓。

當第一鍬土蓋在棺材上的時候，現場哭聲一片。

趙紉蘭是被孩子們攙扶著，幾乎是跪在墓前的。

她沒有大哭，只是死死地盯著那塊墓碑，仿佛要把這六年的委屈，這一輩子的思念，都看進去。

一個月后，也就是1933年的5月。

趙紉蘭走了。

她走得很安詳，因為她終于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使命。

北大教授們把她葬在了李大釗的旁邊。

這一對苦命的夫妻，在分開六年之后，終于在地下團聚了。

05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事兒，心里頭真的是五味雜陳。

一個北大教授，一個月掙那么多錢，要是稍微自私一點，稍微為自己想一點，哪怕是留個一兩百塊錢，日子也不至于過成那樣。

可他偏不。

他就像一根蠟燭，非要把自己燒得干干凈凈，連一點蠟油都不剩，就為了給這黑漆漆的屋子，照出那么一點亮光來。

有人可能會說，這人是不是傻啊？

把老婆孩子坑成這樣，自己命也沒了，圖啥呢？

是啊，圖啥呢？

他圖的，可能就是不想讓更多的孩子冬天穿不上棉衣；

他圖的，可能就是不想讓更多的老百姓吃窩窩頭還得算計著；

他圖的，就是想讓這個國家，能有個直起腰桿子說話的那一天。

那塊唯一的銀元，雖然買不起棺材，買不起壽衣。

但它比這世上所有的金山銀山，都要沉。

因為它干干凈凈，清清白白。

李大釗走的時候，雖然身無分文，但他留下的東西，這都已經快一百年了，還在咱們心里頭熱乎著呢。

這就是歷史給出的答案。

有些人死了，輕得像根鴻毛，風一吹就沒了；

有些人死了，重得像座山，壓在咱們心坎上，怎么挪都挪不走。

這筆賬，老百姓心里頭，算得比誰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