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多哈論壇歸來，我看到了一個進階版中東

12月6日至7日，第23屆多哈論壇在卡塔爾多哈舉行，

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

朱兆一以中東問題青年學者身份參會并分享觀察。圍繞論壇主題“行動中的正義：超越承諾到進步”，他指出中東正經歷深刻轉型：海灣國家積極求變，卡塔爾通過世界杯、國際論壇提升軟實力，沙特、阿聯酋分別聚焦體育產業、科技生態走差異化發展，同時推動從 “石油美元” 到 “算力美元” 的轉型，謀求成為全球經濟第三極；中國雖官方代表團規模有限，卻成為論壇高頻提及話題，凸顯從“參與者”到“環境塑造者”的角色升級，但中東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仍偏工具性。他還指出，傳統中東研究框架已難以適配地區發展新需求，呼吁中國更新對中東的認知，培養跨領域新型人才，深化與中東的思想文化共鳴，以應對全球秩序重構下的地區新機遇與挑戰。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鳳凰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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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塔爾：花大錢辦大事

多哈論壇創辦于2000年，但真正讓這個平臺具備全球影響力的，是卡塔爾在過去十年間對國家軟實力的系統性投資。2022年世界杯是一個分水嶺。當卡塔爾宣布投入2200億美元舉辦這屆賽事時，國際輿論充滿質疑：一個人口不足300萬的小國，為何要在沙漠中建造七座現代化體育場？這筆相當于其GDP總量兩倍多的投資，是否只是海灣富國的又一次揮霍？

三年過去，答案已經揭曉。世界杯不僅讓卡塔爾完成了基礎設施的質的飛躍，更重要的是實現了國家形象的戰略性重塑。在此之前，卡塔爾在國際輿論中的形象模糊而邊緣化，甚至常常與爭議性話題聯系在一起。但世界杯讓全球數十億觀眾第一次真正“看見”了這個國家：現代化的城市、高效的組織能力、開放的文化姿態。更關鍵的是，卡塔爾通過這一事件確立了自己在全球外交舞臺上的獨特定位：一個小國可以通過資本＋平臺＋戰略眼光，成為大國博弈中不可或缺的斡旋者。

多哈論壇正是這一軟實力戰略的延續和深化。與世界杯的短期集中爆發不同，論壇是一個長期的、持續性的平臺建設。卡塔爾政府清楚地知道，僅有基礎設施和資金投入還不夠，真正的國際影響力來自于話語權的塑造和外交網絡的編織。每年邀請全球政要、智庫學者、商界領袖齊聚多哈，讓這座城市成為中東事務、全球南方議題、氣候變化、AI倫理等前沿話題的討論中心，這本身就是在構建一種新型的國際影響力模式。

其實卡塔爾這種“花大錢辦大事”的模式已經迅速被周邊產油國效仿，并且各有側重。沙特用數億歐元簽下C羅加盟利雅得勝利隊，隨后又宣布正式申辦2034年世界杯，其體育產業投資已經形成從頂級聯賽到國際賽事的完整布局。阿聯酋則選擇了另一條路徑：通過寬松的監管環境和優厚的政策條件，吸引全球科技領域的爭議性人物落地。無論是加密貨幣交易所創始人趙長鵬，還是Telegram創始人帕維爾·杜洛夫，這些在西方面臨監管壓力的科技領袖，都在阿聯酋找到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不僅為阿聯酋帶來了資本和技術流入，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科技版圖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生態位。

這些投入的回報已經開始顯現。2024年，阿聯酋吸引了上千個綠地投資項目，比上年增長36%；沙特預計到2030年每年接待游客1.5億人次，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率將提升到10%。但數字只是表象，更深層的變化在于：海灣國家正在從單純的能源輸出國，轉變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樞紐、國際對話的平臺、新興產業的試驗場。它們不再滿足于在既有國際秩序中尋找位置，而是試圖通過資本和戰略眼光，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新秩序。

二、中國的隱形在場：從參與者到環境設定者

中國在本屆多哈論壇的“存在方式”頗具象征意義。官方代表團規模不大，沒有部級以上官員出席，工商界的馬云、馬化騰們也都缺席，甚至連學術界的代表都算不上陣容強大。但諷刺的是，中國成為論壇中被提及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種“肉身缺席、話題高頻”的矛盾現象，值得認真剖析。

在公開場合，希拉里·克林頓在談到全球南方問題時，反復強調中國是“最穩定、最長期的合作伙伴”。她的措辭耐人尋味：不是“重要伙伴”，而是“最穩定”和“最長期”，這暗示著在美國精英眼中，中國已經不再是可以被忽視或邊緣化的力量，而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戰略現實。加納總統馬哈馬在發言中更直接，他指出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發展一種“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關系”，這種表述本身就是對西方傳統援助模式的隱性批評。

在私下交流中，這種對中國的關注更加明顯。我與多位阿拉伯學者和官員的對話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中國促成的《關于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在他們看來，這不僅是一次外交斡旋，更是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從“旁觀者”到“規則制定者”的標志性轉變。多哈論壇總經理瑪哈·庫瓦莉此前在北京論壇上的表態——“中國不僅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伙伴，也在為南南合作開辟出新路徑”——在多哈得到了更多呼應。這些表態背后，是中東國家對中國角色的重新認知：中國已經不是那個需要在中東事務中小心翼翼、避免選邊站隊的外部力量，而是一個能夠影響區域格局的結構性變量。

但這種“隱形在場”也暴露出中國在中東敘事能力上的不足。雖然中國的經濟存在已經深入中東的每一個角落——從基礎設施到能源合作，從數字經濟到可持續發展，但中國在思想層面與中東國家的對話還遠遠不夠。我在論壇現場感受到，中東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可靠的經濟伙伴”和“不干涉內政的大國”這兩個標簽上，但對中國的長期戰略意圖、文明特質、治理模式卻缺乏深入理解。這種認知差距，在短期內或許不會造成實質性問題，但長期來看，將制約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深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東國家在提到中國時，話語中透露出的仍是一種戰略對沖的思維。在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性受到質疑之后，海灣國家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向了中國，但這種關注更多是出于多元化伙伴關系的考量，而非對新型戰略關系的主動構建。換句話說，中國在許多中東國家眼中，更多是一個“可以倚重的替代選項”，而非“共同塑造未來的首選伙伴”。這種定位雖然顯示了中國分量的顯著提升，但也暴露出一個深層問題：中東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仍停留在工具性層面——當美國不可靠時，中國可以填補空缺；當需要經濟支持時，中國可以提供資金；當尋求外交平衡時，中國可以充當砝碼。

如何超越這種工具性定位，讓中國的理念、價值觀、發展模式真正在中東引發共鳴，讓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關系從“相互需要”升華為“相互理解”乃至“文明互鑒”，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深層課題。這不僅需要更多的經濟投入和外交努力，更需要思想層面的真誠對話和文明層面的深度交流。

三、多哈被襲陰影：后續影響被嚴重低估

今年9月，以色列對多哈發動的空襲成為本屆論壇揮之不去的陰影。盡管卡塔爾裝備了美國最先進的“愛國者”與“薩德”防空系統，卻未能成功攔截來襲導彈。這一事件的象征意義遠超其軍事后果：它撕破了海灣國家精心構建的“安全神話”，讓國際投資者重新審視這片土地的風險敞口。

在論壇期間，我與數名來自歐洲和亞洲的投資人閑聊時，些許感受到了他們態度的微妙變化。這些管理著數十億美元資產的投資者，對卡塔爾的投資意愿從此前的篤定轉向了觀望一段時間。他們擔心的核心問題很直接：如果連首都多哈都無法保證安全，那么任何長期投資都面臨不可控的地緣政治風險。作為本國國策，卡塔爾不會也不可能改變自己作為“多方斡旋者”的國家定位，毫無疑問他們會繼續在地區和歐美之間斡旋伊朗、胡塞、真主黨乃至哈馬斯，這種角色雖然提升了卡塔爾的國際影響力，但也意味著它將長期暴露在中東復雜地緣博弈的漩渦之中。未來卡塔爾的國家安全是否還會受到地區局勢的沖擊，這成了投資者們反復權衡的問題。

同時也需要留意到，這種安全困境不是卡塔爾獨有的。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的持續攻擊，以及以色列對他們的回擊，已經讓紅海航道變得不安全。沙特投入巨資建設的紅海沿岸旗艦項目——包括NEOM新城、紅海度假勝地等——都依賴穩定的全球供應鏈和可預期的安全環境。但現實是，每一次胡塞武裝的導彈發射，每一次以色列的報復性打擊，都在提醒投資者：中東的繁榮建立在極其脆弱的和平基礎之上。

論壇期間，在我參加的一場關于中東未來十年的學者討論會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中東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戰爭本身，而是“和平赤字”——即便暫時沒有大規模戰爭，但持續的低烈度沖突、隨時可能爆發的局部危機、難以預測的安全威脅，讓整個地區陷入一種“不戰不和”的僵局。加沙依然燃燒，蘇丹內戰持續，也門沖突未解，敘利亞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更讓人擔憂的是伊朗問題：如果伊朗因經濟制裁和內部壓力而“系統性失敗”，其溢出效應將是災難性的；如果伊朗挺過危機，它是否會繼續通過代理人網絡進一步擴張影響力，這對海灣國家同樣是巨大威脅。

一位阿聯酋智庫學者在討論中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花了幾十億美元建設未來之城，但如果無法確保和平，這些投資就毫無意義。”這句話道出了海灣國家最深層的焦慮：它們有資金、有技術、有雄心，但仍然在尋求可靠的安全保障。而這恰恰是金錢買不到的東西。

四、從石油美元到算力美元：海灣要當第三極

在安全焦慮的另一面，多哈論壇也展現了海灣國家在經濟轉型方面的驚人野心。如果說過去20年，這些國家的財富來源是“石油美元”，那么它們正在押注的未來則是“算力美元”。這不是簡單的產業升級，而是一次國家戰略的根本性轉型。

沙特的轉型最為激進。利雅得正在打造全球最大的AI投資計劃，預計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為沙特經濟貢獻1350億美元，約占其GDP的12.4%。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愿景，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沙特已經在利雅得成立了新的人工智能中心，吸引全球頂尖AI公司和研究團隊入駐。與此同時，沙特還計劃投入超過7000億里亞爾發展綠色經濟，目標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其總能源產能的50%。這意味著，沙特正在從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國，轉型為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的雙重樞紐。

阿聯酋的策略更加激進和靈活。它頒布了全球首部《數字資產法》，為數字資產投資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障，這讓迪拜迅速成為加密貨幣和區塊鏈企業的新熱土。與此同時，阿聯酋正在大規模建設數據中心和超級計算設施，試圖將自己打造為連接東西方的“數字絲綢之路”樞紐。在論壇期間，一位阿聯酋官員告訴我，他們的目標不僅是吸引科技公司，更是要成為全球算力網絡的關鍵節點。

多哈雖然體量較小，但同樣雄心勃勃。卡塔爾正在將自己定位為“地區算力中心”和“數字外交平臺”。在論壇的多場討論中，卡塔爾官員反復強調，他們要把多哈打造成全球數據流動的樞紐，讓這座城市不僅是外交對話的中心，也是數字經濟的節點。

這些轉型背后，是海灣國家的一個共同戰略想象：在美國和東北亞之后，成為全球經濟的第三極。這不是空想。海灣六國擁有四個關鍵優勢：總規模超過4.5萬億美元的主權基金，為技術投資和產業升級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人口結構年輕，勞動力市場正在快速擴大；市場容量持續增長，特別是在數字經濟和新能源領域；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處于連接亞歐非的交通要沖。更重要的是，在歐盟深陷內部矛盾、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東看到了歷史性機遇。

多哈論壇本身，就是這一雄心的具體體現。它不僅是一個討論中東問題的平臺，更是海灣國家試圖創建的“中東版達沃斯”。通過這類平臺，它們希望在國際話語體系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不再僅僅是能源供應者，而是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和規則的共同制定者。論壇總經理瑪哈·庫瓦莉的表態很有代表性：“我們致力于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公平和有效的國際秩序。”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外交辭令，但背后是海灣國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以及重塑秩序的決心。

五、理解中東需要新的知識框架

兩天的論壇結束后，我搭乘卡塔爾航空的航班離開多哈。飛機劃過波斯灣上空時，我想起了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研究員埃爾哈姆·法赫羅新近出版的著作《亞伯拉罕協議：海灣國家、以色列與正常化的局限》。法赫羅在書中尖銳地指出：“所謂正常化，其實是一種政治幻象——它掩蓋了巴以沖突的根源，也強化了海灣國家在西方權力體系中的自我包裝。”她的這一判斷，在以色列襲擊多哈之后顯得格外有預見性。表面上的外交正常化，并沒有帶來真正的信任和安全，反而在關鍵時刻暴露出脆弱的本質。

但法赫羅的書讓我思考的，不僅是她對“亞伯拉罕協議”的批判，更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今天的中東？在論壇現場，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幾乎所有參會的阿拉伯各國領導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語進行深度對話和思辨，他們談論的話題從AI算法到氣候金融，從區塊鏈到綠色氫能，從半導體供應鏈到地緣政治博弈。這種語言能力和知識廣度，讓我意識到我們對中東的認知可能已經嚴重滯后。

傳統的中東研究，強調阿拉伯語言文化、伊斯蘭文明史、地緣政治格局。這些當然仍然重要，但已經不夠了。今天的中東，與硅谷緊密相連，與華爾街深度綁定，與全球科技革命同步演進。如果看不懂OpenAI的技術路線，就無法理解沙特為何要投資數百億美元建設AI中心；如果不了解全球算力競爭格局，就無法理解阿聯酋為何要大規模建設數據中心；如果不懂加密貨幣和數字資產的運作邏輯，就無法理解海灣國家金融創新的戰略意圖。

這對中國的中東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培養的中東問題專家，大多精通阿拉伯語，熟悉伊斯蘭文化，了解中東歷史，但有多少人能夠同時理解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氣候金融、數字貨幣？我們的研究機構，有多少人能夠跨越傳統國際關系學科和前沿技術領域的鴻溝？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意識到，未來的中東競爭，本質上是技術能力、資本實力、人才儲備的綜合競爭？如果未來十年真的如海灣各國所規劃的讓這個地區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三極，那我們是否對他們的重視程度和資源匹配還遠遠不夠？

中國在中東的存在已經很深，但中國在中東的理解還不夠深。我們有數萬家企業在中東運營，有數千億美元的投資，有覆蓋能源、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的全方位合作，但我們在中東的學術話語、思想影響、文化共鳴方面，還遠遠不能匹配我們的經濟存在。多哈論壇這類平臺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對話空間，更在于它提醒我們：在全球秩序重構的時代，缺席意味著失語，失語意味著失去塑造未來的機會。

六、結語

多哈論壇歸來，飛機降落在北京的那一刻，我腦海中反復回響的是一個問題：當中東不再只是石油和沖突的代名詞，當海灣國家開始用算力和資本重新定義自己的全球角色，當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成為連接東西方、溝通南北半球的新樞紐時，中國準備好了嗎？

我最大的感受是：中東正在以超出我們想象的速度變化，而我們對這種變化的理解和應對，還需要加快腳步。這種變化不僅是經濟轉型或技術升級那么簡單，它折射的是全球秩序重構的深層邏輯——在美國霸權式微、歐洲陷入內耗、全球南方集體崛起的大背景下，中東正在從地緣政治的被動棋子，轉變為主動塑造規則的參與者。而中國，作為這一進程中無法被忽視的“環境設定者”，如何在中東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從經濟存在轉化為思想影響，如何從可靠伙伴升級為戰略共鳴者，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

未來的中東，屬于那些既懂歷史也懂技術、既懂地緣政治也懂算力競爭、既能用英語乃至阿拉伯語交流也能用代碼對話的人。這不是知識的簡單疊加，而是思維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我們需要培養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區域研究專家，而是能夠在文明對話與技術革命、歷史縱深與未來想象之間自如穿梭的新型人才。中國在中東的深耕已有數十年，但真正理解這片土地的新邏輯，把握這個時代的新機遇，我們才剛剛開始。■

文章來源于“鳳凰新聞客戶端”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