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方主場，新加坡語出驚人：美國不是霸權，取消五常一票否決權

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屆國際戰略與安全論壇在北京舉行，受邀參加的嘉賓有美俄印等60多位。

這次論壇，本來是談安全、談秩序的，但新加坡學者陳慶珠卻談起了政治，她表示美國算不上“軍事單極霸權”，這還沒完，轉頭她就呼吁取消安理會五常的一票否決權。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個以務實著稱的東南亞國家，為何要這樣說？

這次論壇由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辦，主題叫“全球秩序的轉折：認知變局與選擇未來”。

陣容也不小，60多位來自美英俄印等國的外交人士和專家學者都在場，他國學者都再談安全、質詢，唯獨新加坡學者陳慶珠再談“霸權安全”。

她的邏輯很直白，甚至有點像把外交辭令換成大白話，她認為安理會是“棘手問題”，五個常任理事國里只要出現“侵略方”，想通過譴責性決議就很難。

卡在哪？卡在一票否決權，她接著把話挑明，說現在的規則像在告訴中小國家“強權即是公理”，可大家又離不開聯合國，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既然別無選擇，那就把聯合國做強，把安理會的決策從“一人拍桌就散會”，改成“多數人說了算”，讓更多愿意承擔責任的國家參與決策。

這段話之所以刺耳，不在于情緒，而在于它把一個長期存在、卻經常被“技術性討論”稀釋的問題，重新拉回到常識層面。

當否決權和當事方利益綁在一起，安理會就容易在最關鍵的沖突上失聲，這個吐槽并不新，但由新加坡這種小國在北京論壇上講出來，分量就不一樣。

它不像大國那樣講改革時總被懷疑“你是不是想換個規則繼續當老大”，小國講改革更像一句抱怨：你們把方向盤握得太死，我們坐在后排連剎車在哪都看不見。

不過，話說到這里就必須把現實擺上臺面，否決權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是二戰后大國妥協的產物，本質上是讓大國“愿意留在桌上談”的交換條件。

你把否決權一下拿走，大國不一定更合作，反而可能更不買賬，改革聽起來像修理制度，落地卻是重新分配權力。

世界政治最不缺口號，最缺能讓各方都接受的交換方案，陳慶珠把問題說透了，方案卻很難一步到位，這也是這番發言的張力所在。

更引人注意的是她對美國“霸權”的評價，有人說美國是軍事單極霸權，她當場表示“我不同意”，但又補一句“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這聽起來繞，其實是典型的小國表達方式：嘴上不把詞說死，心里把風險算得很清。

如果直喊“美國霸權”，等于當眾給美國貼標簽，小國外交最怕這種硬碰硬，她選擇把“霸權”這個詞先按下去，但把“力量現實”抬起來，等于提醒所有人：你可以討厭現實，但別假裝現實不存在。

她還說自己對這種力量格局“感到擔憂”，因為“似乎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它”，這句話不算指責，更像一種無奈的風險提示。

當一個國家擁有壓倒性能力時，制度對它的約束就會變得松動，其他國家只能盯著它的克制程度過日子。

她同時判斷美國不會退出聯合國，也不信美國會拒繳所有會費，這個判斷也不玄學，美國是現有國際體系的重要設計者和受益者，退出等于自己拆自家房梁。

只要它還想在規則里占優勢，它就不會輕易離桌，對新加坡這類依賴外部市場、依賴規則穩定的小國而言，美國“留在聯合國”不是價值判斷，而是風險管理。

把這段話和“取消否決權”放在一起看，就能讀出陳慶珠的底層訴求：她不是來“站隊”的，她是在問一個更實際的問題，當大國力量差距明顯、制度又經常被否決權卡住，中小國家到底靠什么獲得基本的安全感？

她把美國的力量現實擺在臺上，又把聯合國的制度漏洞擺在臺上，本質是在說：別光討論誰更強，得討論怎么讓強者也得按程序辦事。

而這恰好和現場中國學者的回應形成對照，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朱鋒在同場討論里指出，美國近期一些行動凸顯“叢林法則”的特征，呼吁其他國家團結合作。

兩種說法的共同點很明顯：都在談規則被權力擠壓，差別在語氣與落點，小國更像在說“我害怕”，中方學者更像在說“我們得組織起來”。

一個偏風險感受，一個偏行動動員，但都指向同一條主線：舊秩序的自我約束能力在下降。

發言出了圈，后續反應同樣耐人尋味，陳慶珠的言論引發全球超百個中小國家的共鳴，多國外交機構公開表態支持聯合國改革。

這個“共鳴”不難理解，對很多國家來說，安理會的很多討論就像看五個人吵架，吵到關鍵處直接按掉麥克風。

它們并不奢望馬上改天換地，只想要更多可預測性，更少“今天能過明天就否決”的不確定。

支撐這種情緒的，還有一組很硬的歷史數據，自1946年安理會首次使用否決權以來，蘇聯俄羅斯使用143次，美國86次，英國32次，法國18次，中國19次。

誰用得多，誰更習慣把否決權當“硬剎車”，一眼就看出來，美國的否決權使用里，超過50次直接或間接涉及以色列問題，在巴以沖突、巴勒斯坦入聯等議題上尤其頻繁。

俄羅斯的否決多集中在敘利亞、烏克蘭等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換句話說，否決權在很多時候并不服務于“全球共識”，它更像大國在關鍵議題上的“安全閥”，防止決議傷及自身戰略利益，中小國家聽到這里，自然會問：那我的利益誰來當安全閥？

新加坡長期在中美之間做平衡，它需要表達對規則失靈的不滿，也需要避免把任何一方逼到墻角，臺上講得直，臺下收得穩，這就是小國的生存智慧。

再看背景線索，發言前48小時，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結束訪日行程，并公開表態支持日本在區域安全領域扮演更重要角色。

這類表態與“取消否決權”并不矛盾，反而指向同一種戰略心態：當世界進入多極化、但規則供給跟不上沖突速度，中等力量國家會更積極地尋找“更多支點”。

日本是安全支點，聯合國改革是制度支點，支點越多，小國越不容易被大國博弈的浪頭拍翻。

總之，陳慶珠在北京把否決權擺上桌，也把小國的尷尬擺上桌，想要規則，又怕規則只對弱者生效。

她說美國不是霸權，聽著像替美國開脫，實則是在提醒世界別拿標簽代替治理。

安理會改革不會因為一次發言就提速，卻會因為越來越多國家敢把問題講明而積累壓力，秩序的轉折點往往不在宣言里，而在這些不太好聽、卻很真實的“吐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