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組建40國新聯盟，聯合國接通知古特雷斯呼吁捐款

最近，“全球治理之友小組”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啟動會議。全球治理之友小組”是在中國倡議之下成立，創始成員國有40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主持了啟動會議。

不少人好奇，當下不是已經有聯合國了嗎？中方倡議組建這樣一個小組有什么意義？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很多人都不會相信聯合國總部這陣子的景象會寒酸到這種程度。

走進紐約那座著名的玻璃大樓，本該燈火通明、人員往來不斷的大廳，如今卻像是“下班后沒人管”的寫字樓。

電梯停著、扶梯不轉、許多會議室干脆不上鎖不開放，工作人員只能在昏暗的通道里匆匆走過。

這不是出于環保，也不是臨時演練，而是真真切切地表明聯合國這個龐大的體系正在“入不敷出”。

外界常以為聯合國不會缺錢，因為它頭上頂著“全球組織”的光環，但其實它和普通機構一樣，要運轉就得有預算。

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期多次公開喊話，說聯合國的人道救援體系“油箱快見底了”

不是夸張，而是真的沒錢了。

2026 年的預算不得不砍掉 15%，降到 32 億美元左右，相當于每年要養數萬工作人員、上百個項目，還要負責世界幾十個沖突地區，卻只剩這么點錢。

預算一砍，就意味著大量項目要停，超過兩千名聯合國雇員面臨裁員風險。

一旦資金鏈斷裂，不僅維和部隊沒法全額運行，許多地方的救援物資連運輸都成問題。

導致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是聯合國花錢大手大腳，而是收入嚴重進不來。

會費是聯合國的命根子，按規則，各國必須按經濟體量承擔相應比例。

可問題恰恰出在最大的一筆來自美國的“關鍵款項”上。

按比例美國應承擔 22% 的常規會費，但受限于 2000 年訂下的“上限條款”，它能堂而皇之地壓低自己的繳費比例。

而更要命的是，美國壓根也不是每年都按時付，欠費習以為常，賬目越拖越高。

截止 2025 年，美國欠聯合國的錢已經突破 40 億美元，其中光常規會費就超過 15 億。

聽起來像笑話，一個軍費一年花 9000 億美元的國家，卻連維持全球秩序的基本“物業費”都不愿交。

美國的邏輯并不復雜，就是“想要影響力，不愿付責任”。

這直接導致聯合國沒錢使用、項目癱瘓，甚至連普通的公共設施都不得不停運。

可就算美國欠費不是一天兩天，聯合國也不至于冷清成這樣，說明今年的問題比以往更嚴重。

除了長期欠費，俄烏沖突、加沙危機、非洲多地動亂……

這些都要聯合國救援，但資金卻一年比一年緊。

人道主義預算消耗得飛快，結果被迫砍掉項目，只能先救最危急的，把本該持續的長期援助停掉。

這時候，中國提前兩個月一次性繳清 2025 年近 7 億美元的會費，對聯合國來說就是“救急錢”。

但即便加上其他愿意承擔責任的國家，這個缺口依舊巨大。

聯合國像一輛老舊的大巴，油量不足、零件老化，再加上幾個主要乘客既不買票也在車上亂折騰，車輛自然搖搖欲墜。

當聯合國陷入財政危機、信譽危機、權威危機，多國開始意識到：單靠舊體系已經難以應對當今世界的沖突規模，必須得有新的力量介入或補位。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一個新平臺，“全球治理之友小組”。

要理解為什么聯合國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光盯著預算數字還不夠，更關鍵的是看清它背后幾十年來不斷累積的結構性問題。

尤其是某些大國既掌握話語權，卻又動輒“缺席”“挑事”“否決”，這才是讓聯合國越來越像擺設的根本原因。

先說美國，美國常年欠費已經不是新聞，但它的欠費從來不是單純的財政行為，而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手段。

只要美國對某項議程不滿意，就會用“斷供”來敲打聯合國，讓其不得不在關鍵問題上顧忌美國的臉色。

因此美國能一邊聲稱支持國際秩序，一邊對交會費這件事拖拖拉拉，甚至想把欠費“制度化”。

另一方面，美國在安理會掌握否決權，只要它認為某項議案不符合自己利益，就會直接投反對票。

不只是涉及它自身的議題，就連人道主義停火也能被否決。

這就是為什么俄烏開戰兩年多、加沙戰火持續一年多，聯合國卻遲遲無法達成有效決議。

不是聯合國不愿意，而是有的大國根本不讓它做事。

這種情況不是今年才出現，而是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嚴重。

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繞過聯合國，之后又頻繁利用安理會作為政治工具，讓聯合國的公信力一點一點被掏空。

如今即便世界沖突規模空前擴大，聯合國卻像被拆掉牙齒的老虎，只能靠聲明維持存在感。

日本的問題則不同，它一邊積極推動軍事正常化、一邊在國際場合試圖弱化二戰后形成的法律框架，特別是“敵國條款”相關內容。

其背后動機非常明確，想突破戰后限制，為更積極的安全政策鋪路。

這些舉動都與聯合國建立之初的初心背道而馳，卻很難得到有效制約，因為聯合國本身在這些議題上已經麻木、動不了手。

更令人擔憂的是，圍繞臺海等問題，日本一些政客不斷發表超越“專守防衛”的言論，把地區局勢推向更危險的邊緣。

而聯合國面對這種明顯觸碰紅線的行為，卻沒有展現出應有的立場和約束力。

這反映出聯合國不僅財政困難，更在規則層面陷入癱瘓。

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國開始意識到不能再完全指望一個被大國掣肘、資金緊缺的老舊體系，必須找一個新平臺來讓更多國家發出聲音，推動更公平的規則制定。

當聯合國在財政上“漏油”、在規則上“失靈”、在行動上“慢半拍”，很多國家不是想推翻它，而是想讓體系重新運轉起來。

但光靠內部修補很難奏效，這時誰能站出來組織一股新力量，誰就可能成為推動全球秩序修復的關鍵角色。

中國牽頭成立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組”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它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見縫補缺。

補的是聯合國因大國爭斗被撕開的那塊“空白地帶”，填的是那些長期被忽視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為什么是中國牽頭？原因有三個。

第一，中國是目前聯合國最穩定、最可靠的出資國之一。

從十幾年前承擔 2.67% 會費，到如今承擔 20%，中國的貢獻增長速度和規模都擺在那兒。

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僅準時交錢，還提前交錢。

當其他大國拖著不付、甚至用欠費當籌碼時，中國的穩定投入本身就是對體系的支撐。

第二，中國在維和、減貧、氣候治理等領域的投入真實可見。

中國派出過 5 萬多名維和人員，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兵最多的國家，長期承擔危險的維和任務。

無論是抗疫外交、南南合作、還是“一帶一路”項目，中國都以實際行動參與全球治理，而不是靠喊口號。

第三，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號召力越來越強。

不論是亞洲、非洲還是拉美，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都在尋求一個不會被強權壓制的國際平臺，希望在規則制定中有真正的話語權。

中國的立場更接近這些國家的利益訴求，因此更容易得到廣泛支持。

這三個條件疊加，使得中國在構建“友小組”這類平臺時更有天然優勢。

首先，聯合國目前的議程，很多都被少數西方國家主導，發展中國家實際影響力有限。友小組想做的，就是讓“被參與者”變成“參與者”。

另外，這不是替代，而是補臺。比如“國際調解院”落地香港，就是補充聯合國在沖突調解方面的不足。

最后，不搞排他性的政治集團，不搞“誰給錢誰說話”的規則，而是以更多國家的集體共識為基礎推動改革。

這就是為什么友小組一成立就有 40個國家加入，而且會議現場全滿。

對于很多中小國家來說，這個平臺不是另一個權力中心，而是他們難得的發聲機會。

當舊秩序被少數國家不斷消耗時，新的力量正在慢慢集結，試圖把全球治理重新從懸崖邊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