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防長：美國累了，不想和中國拼了，該關起門過自己的小日子了

?——【·前言·】——?

如果大家有仔細研讀這兩天華盛頓釋放出的密集信號，可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錯覺：那個還要管天管地、誓言要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美國，似乎突然之間，“累了”。

這種“累”，不是外交辭令上的推諉，而是一種寫進國家最高戰略文件的戰略性收縮。

無論是最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還是美國防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講話，似乎都在向世界傳遞一個信號，一個令美國的盟友戰栗、令美國的對手深思的信號：美國不想再當扛著地球的“阿特拉斯”了，它現在只想關起門來，過好自己的“美洲小日子”。

?——【·從全球主導到聚焦美洲·】——?

赫格塞斯在演講中對美國過去數十年的外交政策提出尖銳批評，認為“新里根主義”主導下的對外策略，導致歐洲盟友形成依賴美國的慣性，美國納稅人資金被大量投入盟友防務，自身工業基礎卻持續弱化。

他強調，當前美國需摒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外交理念，不再介入其他國家的民主建設與政權更迭進程，將本國利益置于優先位置。這一表態表面是政策反思，實質為美國全球戰略劃定新邊界：收縮海外干預范圍，聚焦核心利益。

但最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這種收縮態勢作出系統性闡述。報告中一處引人注目的表述稱，歐洲正面臨“文明存續”風險，同時將“愛國歐洲政黨影響力提升”定義為積極現象。

這種表述并非美國對盟友應有的支持姿態，反而帶有為歐洲右翼勢力站臺的意味。

更具標志性的調整在于中東政策，報告明確將中東移出外交優先序列，理由基于美國能源獨立現狀——作為能源凈出口國，美國無需再為保障石油供應在中東投入大量戰略資源。

針對俄烏沖突，報告也摒棄此前的強硬立場，轉而批評歐洲領導人政策“脫離實際”，主張推動停火并與俄羅斯構建“戰略穩定關系”。

報告中“重振門羅主義”的提法，最能體現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赫格塞斯對此的解釋是“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本質上是將美洲視為專屬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大國介入。

這種將戰略資源從全球部署轉向區域集中的做法，與美國此前在140多個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的全球擴張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數據顯示，美國目前仍在80個海外國家維持750個軍事基地，每年運營成本高達550億美元。在如此龐大的全球部署規模下釋放“收縮”信號，其戰略轉向的決心可見一斑。

即便是對中國這一“主要競爭對手”，美國的表述也出現明顯調整。

赫格塞斯多次強調“不阻礙中國發展”“無意改變臺海現狀”，并提出推動中美“穩定和平共處與公平貿易”。

這與此前美國政客頻繁炒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形成反差，呈現出一定的緩和姿態。但溫和表態背后仍暗藏強硬立場，他同時明確表示將“以軍事力量威懾中國”，維持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這種“示緩與施壓并存”的策略，凸顯美國戰略考量的復雜性。

?——【·力不從心·】——?

美國釋放戰略收縮信號，并非臨時決策，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的結果。

2025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預計將達1.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6.2%，創下歷史峰值。

巨額赤字中，海外軍事行動與基地維持成本占據相當比例。自2001年以來，依托全球軍事基地網絡，美國在25個國家發動過軍事行動，耗費巨額資金卻未獲得對等戰略回報。

阿富汗戰爭持續20年，投入超過2萬億美元，最終以倉促撤軍告終；中東地區的長期介入，不僅未能鞏固能源主導權，反而使該地區成為消耗美國資源的戰略包袱。

國內問題的惡化，進一步壓縮美國的海外干預空間。工業空心化趨勢持續加劇，曾經的“制造大國”逐漸依賴貨幣發行與金融投機維持經濟運轉，普通民眾就業與收入增長面臨瓶頸。

基礎設施老化問題突出，高鐵建設滯后，高速公路破損率上升，這些民生領域的投入需求，與海外軍事基地的巨額開支形成資源競爭。

更嚴重的是社會分裂加劇，兩黨政治博弈白熱化，種族矛盾頻發，特朗普支持者與反對者形成尖銳對立。在此背景下，繼續將大量資源投入全球事務，必然加劇國內民眾不滿。

赫格塞斯提出“聚焦本土”，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國內選民訴求，“美國優先”仍是獲取政治支持的核心訴求。

中國的持續發展，顯著提升了美國維持霸權的成本，成為其戰略收縮的重要外部因素。此前美國能實現全球主導，關鍵在于缺乏同等量級的戰略對手。

當前中國GDP穩居世界第二，工業產值超過美歐之和，軍事領域已形成包括高超音速導彈、航母編隊在內的現代化裝備體系，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持續提升。美國若想延續此前的軍事威懾策略壓制中國，需投入遠超以往的戰略資源。

赫格塞斯坦言“必須正視中國軍事建設的規模與速度”，這一表述實則承認美國已難以輕易壓制中國。在成本收益失衡的情況下，選擇收縮防線、鞏固核心利益，成為美國現實主義戰略的核心邏輯。

美國內部的戰略分歧，更使得收縮政策呈現“矛盾性”。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融合三類不同主張：主張維持全球軍事威懾的強硬派、倡導全面收縮的孤立主義者，以及推崇利益交換的交易派。

多重訴求疊加導致最終政策呈現“兩難特征”：既希望收縮海外部署聚焦美洲，又不愿放棄全球軍事霸權；既尋求與中國開展利益合作，又不愿出讓印太地區主導權。這種矛盾本質上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的戰略迷茫——長期的霸權地位使其難以適應多極化趨勢下的角色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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