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颶風災后重建，為何帶來更多社會不公？

來源：第一財經

“資本是逐利的，按照市場化的邏輯運作，是非常冷血的。有資本的人會更快好起來，無產者更加一無所有。”張巧運說。

2005年的卡特里娜颶風，給美國的“爵士樂之城”新奧爾良帶來極大破壞。歷經20年，這個城市如今恢復得怎么樣了？

在《制造災難：卡特里娜颶風的人類學研究》一書中，美國人類學者溫康妮·亞當斯調查了新奧爾良災后重建的進展，發現不同階層所在的區域恢復水平差距很大。白人中產社區早已看不出受災痕跡，黑人勞工階層聚居區域的恢復重建則遙遙無期。亞當斯因此指出，以營利為目標展開災后重建工作，無法有效實現目標，還會導致新的不公平出現。

災難人類學學者、澳門理工大學副教授張巧運曾在新奧爾良的杜蘭大學讀博士，持續多年研究災后社區重建，也讀過《制造災難》一書。今年是卡特里娜颶風災害20周年，張巧運說，最新數據顯示，至今只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受災人口回到新奧爾良，而且很大一部分勞工階層的非裔美國人沒有能力回去重建家園。嚴重的階層分化是新奧爾良災后重建的一個突出特點。

不同社區的恢復程度差異明顯

2008年，張巧運首次前往新奧爾良，在一個災后重建研究項目中擔任研究助理。距離卡特里娜颶風襲擊這座城市已過去三年，張巧運打電話想尋找一些訪談對象了解情況，但上城區的一位社區工作者說：“我們的社區沒有災害”。

上城區是新奧爾良最富裕、美國白人聚居最多的一個區，2008年已看不出受災跡象。在知名的旅游區域法國區，酒吧、爵士樂演出場地和橄欖球隊主場新奧爾良巨蛋都已恢復。而與法國區僅隔著南北向的工業運河、黑人工人階層聚居的下九區，很多地方卻仍是一片狼藉。當時的數據顯示，下九區出逃人口只有不足一成返回，而且幾乎沒有能力重建自家的房子。

《制造災難》一書中記錄了退伍軍人布拉德利的遭遇。他曾在郵政局工作到退休，他的妻子格拉迪斯是市政廳的數據錄入文員，颶風毀掉了他們在中產社區讓蒂伊社區的房子，迫使他們撤離到得克薩斯州。潰壩造成的洪水淹沒了他們的家，他們只能靠聯邦應急事務管理局提供的2400美元支票和一輛拖車，以及教會募集的一些物資，在自家院子里重建生活。

2005~2008年，布拉德利夫婦花光了積蓄，其5萬美元的房屋重建申請多次被拒絕，養老金甚至不夠買修繕舊房的建材。2010年，他們終于搬進了新家，這完全依賴于街區志愿者團隊的幫助——兩年間有800多名志愿者向他們提供了幫助。但亨利已于2008年中風，并于2011年去世。

在大沼澤區，張巧運見證了完全不同的災后重建過程。這個區地勢低，很容易被洪水淹沒，政府的重建規劃是把居民整體遷走，改建一座公園。但這個中產社區的居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重建社區，自發組織與政府博弈，把社區保留了下來。張巧運讀博士時所住的房子，也是房東自籌資金完成重建后，改建為公寓并逐步出租的。

2015年是卡特里娜颶風災害十周年。統計顯示，在颶風之前，新奧爾良近60%的人口是非裔美國人，颶風之后10年，這些非裔美國人只有不到一半有能力回到新奧爾良重建家園。

“災后重建的關鍵是形成各方面的合力。但在新奧爾良，體制上的問題無法滿足不同階層社區的需求，這與美國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價值觀有關。”張巧運表示，在災害來臨的時候，人群的脆弱性決定是否會受災、受災程度如何，災難發生之后，人群的韌性決定著恢復重建的效率和水平。人群的脆弱性和韌性都受制于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社會政治組織、生產與分配系統和意識形態，同一場災害之下，有的地方可以很快恢復，有的地方卻一直無法重建。

新自由主義的弊端

由于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颶風引發的洪水帶來的損失，很多受災居民感到非常憤怒。海倫·拉馬什的家庭在災害中損失了大量財產，在與家人一起動手清理房子一年半之后，她意識到，保險公司能賠的錢很有限，必須嘗試其他渠道。但她嘗試過很多申請重建資金的渠道，基本都是上交幾厘米厚的文件，最后卻被拒絕。海倫原本信賴“自力更生”的傳統美式敘事，在遭到公共體制的背叛之后，她也選擇了依靠志愿者們的力量。

關于新奧爾良災后重建的關鍵因素，溫康妮·亞當斯在書中提出，要對“災難資本主義”作出反思。“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經濟的推崇，以及以私有權為基礎的個體主義價值觀，決定了恢復重建的基本邏輯和形式，也正是這兩個因素制造了新的災難。美國聯邦制的體制下，聯邦政府、州政府本質上不承擔災后重建的主要責任，體制不要求他們作出超出緊急救援之外的工作。災后重建主要依賴市場經濟的資源，比如龐大的商業保險、盈利性的公司等。資本是逐利的，按照市場化的邏輯運作，是非常冷血的。有資本的人會更快好起來，無產者更加一無所有。”張巧運說。

書中提到，市場驅動的恢復救援體制所帶來的結果，再次展現出了跨越種族和階層的脆弱性，而脆弱性又加劇了種族和階層固有的不平等。本來就貧窮的人，恢復得更慢，甚至根本就無法恢復。但即便是原本較為富裕的人，也因為市場驅動的援助基礎設施有弊病，被迫陷入債務和脆弱處境中。作者訪談的多名災民，講述了他們申請貸款的過程是何等繁瑣和屈辱。也有人終于得到了貸款，卻覺得并不劃算、無法啟用。還有人因此背上了新的債務，成為“救援產業”牟利的對象。

盡管眾多志愿者和慈善團體投身新奧爾良重建，但在逐利的體制下，“慈善資本主義”也制約著志愿團體的生存和運作。張巧運提到，社會組織和慈善團體本質上也是擁有經濟、宗教或職業背景的組織，其訴求和能力有很大區別。比如，在大沼澤區的重建中，教會組織非常強勢，還有一位得力的社區領導者在起作用，有律師提供專業服務，一家宗教慈善組織不斷派志愿者來幫人們重建房子。但在下九區，教會組織的能力也要弱一些，無力提供足夠的支持。

張巧運指出，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組織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很難突破地域、種族和宗教身份的限制，也很難超出所在社區或組織的目標，去做更多事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發布的卡特里娜颶風20周年系列報告，提出慈善組織的有效性和潛力受到政府政策、市場力量、社區領導力、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模式的影響。在新奧爾良，這些因素就包括根深蒂固的種族差異、地方區域和州層面的復雜政治動態，獨特的文化資本和颶風前后帶來的經濟挑戰。

《制造災難：卡特里娜颶風的人類學研究》

[美]溫康妮·亞當斯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