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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熱傳了一張圖,一名24屆二本英語專業的學生,正在當一名服務員,她的表情比較無奈也有些不甘。
有評論說,對普通人來說,大學就是做了幾年的夢而已。
也有人說,其實是那位女學生沒有定位準自己的位置,產生了虛幻的心里落差。如果是一個中專畢業生當服務員,她心里可能就沒有那么大的委屈和落差了。實際她上大學不是她優秀,而是因為擴招。她實際的能力其實就是一個中專生。
到了社會上,她才發現自己干不了更高價值的工作。但她在學校里再努力,她也學不了更高價值的我識。因為她的學校層次就已經限定了價值范圍。
就像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所說的,大學所教授的知識已經遠遠落后于社會發展,有的還是20多年前的知識。
人工智能時代,整個教育體系要大變革了。應試教育出來的學生會越來越難適應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同樣的,能獨立思考,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他們會非常的稀缺。
美國硅谷AI巨頭Palantir宣布繞過大學,直接以高薪招聘高中生,并直言不諱“在學校和大學里學到的一切,都是不正確的”。
Palantir開啟了一項“精英獎學金”計劃,這個計劃繞過了四年制大學教育直接面向高中生招募人才,目前該計劃已有 500 名高中生申請,其中 22 名已經進入公司進行為期 4 個月的就職培訓,成績優異者不需要大學學位即可入職 Palantir。
工業革命開始后,普魯士人在19世紀設計了一套標準化教育體系:標準化課程、分科教學、統一考試、按年齡分班,完美契合了工業化時代對可互換、可預測勞動力的需求。
這套體系已在全球重復了數百年,像一架龐大而精密的機器,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合格”的社會零件。
工業革命創造了工廠,也創造了現代學校。二者共享著相同的底層邏輯:效率至上、標準化輸出、流水線作業。在工廠,原料經過標準工序變成商品;在學校,孩童經過標準教育變成“人才”。
這套系統曾推動人類社會空前繁榮,卻也悄然完成了對人的異化:教育的終極目標,從“培養完整的人”滑向“生產高效的工具”。
Palantir的創始人彼得·蒂爾,是一位硅谷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馬斯克paypal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他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支撐現代教育體系的兩大支柱。
第一支柱名為“圈養”。我們將學生隔絕在一個人工構建的溫室之中。在這里,問題是預設的,條件是理想的,答案是已知的。學生被訓練成解題高手,卻在面對真實世界時茫然失措——因為現實從不出“應用題”,它充滿模糊、矛盾與意外。更關鍵的是,這套系統剝離了失敗的代價。考試不及格?補考便是。項目做砸了?重做即可。當失敗不再帶來切實的痛感,對風險的認知、對責任的敬畏、在壓力下的創造力,便如同溫水中被煮青蛙的求生本能,悄然退化。我們培養了一批紙上談兵的“理論家”,卻罕見能在混沌現實中開創新局的“實干家”。
第二支柱名為“工具化”。教育的評價標準日益縮窄為“工具性效率”。代碼是否寫得更快?公式是否記得更牢?解題步驟是否更優化?我們像打磨螺絲刀一樣打磨學生,追求在特定接口上的極致契合度。人文精神、哲學思辨、藝術感知、倫理抉擇——這些關乎“為何而生”的維度,在“如何謀生”的緊迫性面前,被擠壓到邊緣乃至消失。人,不再是目的,而降格為實現生產目標的手段。這種教育下產出的“優秀產品”,或許是稱職的專業人士,卻可能是精神蒼白、價值虛無、在人生重大選擇前毫無主見的“空心人”。
Palantir的顛覆性宣言,并非建立在對傳統的單純厭惡之上,而是源于一個冰冷清晰的判斷:AI的到來,宣判了工具性教育的死刑。
任何可以被標準化、流程化、編碼化的技能與知識,AI都能做得更快、更準、更廉價,且永不疲倦。背誦記憶、熟練計算、格式寫作、遵循固定模式的編程與設計……這些曾被視為安身立命的“硬技能”,在AI面前正迅速貶值。未來,人們將與一個在工具性維度上全面碾壓人類的存在競爭。繼續在“成為更優秀工具”的道路上狂奔,無異于在汽車時代苦練馴馬,在電燈時代精進燭臺雕刻。
Palantir采取了最激進的反向操作。他們招聘高中生,并非看中其更嫻熟的“工具性”(事實上他們缺乏的正是這個),而是看重其尚未被完全“格式化”的思維可塑性。他們將新人直接拋入現實的一線戰場——工廠車間、客戶現場,那里設備會突發故障,網絡會意外中斷,需求會臨時變更,人際關系復雜微妙。沒有標準答案,只有亟待解決的、充滿“噪音”的真實問題。在這里,錘煉的不是解題技巧,而是“現實感知力”——一種在混沌中捕捉關鍵信號、理解系統復雜性、感知人性微妙變化的能力。
Palantir讓新員工高強度學習哲學、歷史、辯論。這與“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舊訓,與“文科已死”的流行論調截然相反。
當AI成為終極執行者,人類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AI的孱弱之處——提出問題的能力、定義目標的能力、進行價值判斷的能力。
“我們不缺會寫代碼的工程師,缺的是理解‘為什么要寫這些代碼’的工程師。” 這句話道破了天機。代碼是“How”,是工具;而“Why”關乎目的、意義、倫理與戰略方向,這屬于人類的專屬領域。哲學訓練思辨,使人能穿透表象審視本質;歷史提供時空維度,使人能在經驗長河中定位當下;辯論錘煉在觀點交鋒中捍衛邏輯與價值的能力。這些正是培養“判斷力”與“決策力”的沃土。
Palantir的招聘事件,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彈。它昭示著,延續三百年的、以“知識囤積”和“技能專精”為核心的教育范式,正在其邏輯終點崩解。未來的世界,不再均勻地獎勵“知道很多的人”或“技能熟練的人”。它將對人進行殘酷而清晰的分層。
一層是擁有極度敏銳的現實感知力的人。他們能像頂尖的野戰偵察兵,在信息的叢林與噪音的迷霧中,精準定位問題的核心,洞察他人未見的聯系與機遇。他們的課堂在市場、在田野、在一切復雜系統交互的現場。
另一層是擁有強大判斷力與決策力的人。他們是船長與戰略家,在AI提供的無數可能性與海量分析報告中,做出“該往何處去”的終極抉擇。這抉擇不僅基于數據分析,更基于價值排序、倫理考量、對不確定性的擔當以及對長遠意義的洞察。他們的修煉場在人類思想最精深的典籍中,在關乎文明走向的辯論里。
這并不是說數學、編程、專業知識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它們將成為像識字、算數一樣的基礎素養。但教育的重心,必須發生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從圍繞“知識技能”公轉,轉向圍繞“人的形成”公轉。教育的核心問題,將從“你需要知道什么”,轉變為“你需要成為什么樣的人,以駕馭一個AI無處不在、變化急速的世界?”
“大學已經崩壞”,并非指大學建筑將倒塌,教授將失業。而是指大學作為“唯一且最高效的成才通道”這一神話的崩壞,是指其固守的、服務于工業化時代的那套內核邏輯的崩壞。
“在學校和大學里學到的一切,都是不正確的”,也并非全盤否定具體的知識(如勾股定理依然正確),而是指那種將世界簡化為可控模型的學習觀、將人生等同于標準路徑的成功觀、將人工具化的教育觀,在面向未來時,是根本性錯誤乃至危險的。
真正的危機在于,當世界已然劇變,我們的教育仍在用19世紀的方法,試圖培養21世紀中后期的人才。這不僅是徒勞,更是對一代人潛力的巨大浪費與誤導。
未來的教育圖景,將更加多元、開放、與真實世界交融。大學或許不會消失,但它必須徹底重生,從知識的壟斷供應商,轉型為思考的健身房、實踐的試驗場、跨學科碰撞的熔爐,以及價值觀的燈塔。教育將不再局限于人生的某個階段,而是一場貫穿終身的、持續構建自我感知力與判斷力的偉大旅程。
Palantir的警鐘不是在宣告教育的終結,而是在呼喚教育的真正開始,一種將人從“工具”的命運中解放出來,重新置于“目的”之位的教育。
看了Palantir的選擇,再聯想到前不久被禁言的某考研網紅,可以肯定的說,這位網紅對未來的預測錯的離譜,禁言是為了不讓他再誤導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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