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平：在神經腫瘤化療的“無人區”，為生命鑿光

二十年前，神經腫瘤化療在中國是一片荒蕪的“無人區”——沒有專業的醫生，沒有公認有效的藥物，甚至業內普遍認為“神經腫瘤化療無效”。

二十年后，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神經腫瘤化療中心每年為超過5000余例次患者提供生命的希望，其臨床研究成果數次站上世界頂級學術會議的講臺。

從“0”到“5000+”，這條路的開拓者，張俊平教授，當初是用一枚硬幣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選擇。

擲向未知的硬幣

2004年，腫瘤學博士張俊平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已與上海一家頂尖三甲醫院的腫瘤內科簽好協議，前程似錦。然而，一次偶然的網頁彈窗，改變了故事的走向——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陳忠平教授正在招聘神經腫瘤化療的博士后。

“陳教授在加拿大留學6年，他知道國外有專門的神經腫瘤化療醫生，但國內是空白。”張俊平被這個“空白”吸引了，但現實阻力巨大。家人、朋友、同學幾乎一致反對：“這么小眾的領域，博士后出站了，工作都找不著！”

一邊是觸手可及的安穩，一邊是迷霧重重的未知。她整整糾結了半年，最終，那枚被拋起的硬幣，替她做了決定。“我當時29歲，覺得年輕就是資本。大不了，兩年后再干回腫瘤內科。”

這枚硬幣，把她擲進了一片亟待開墾的荒野。

“現在，我的很多患者都會到我的抖音賬號下面留言說‘張主任是無數家庭的希望。’看著這些留言，我覺得我的工作幫助了這么大的一個群體，我的專業選對了！”

“哪里有利于我開展神經腫瘤化療，我就去哪里”

2006年，經過兩年神經腫瘤化療的系統訓練、博士后出站的張俊平沒有當初的糾結。“哪里有利于我開展神經腫瘤化療，我就去哪里。”抱著這樣的信念和對專業的堅守，她選擇加入初創僅兩年的北京三博腦科醫院——這家腦部專科醫院。其實不管去哪里，當時她面對的不僅有學科的空白，還有外科醫生對化療根深蒂固的偏見。

入職第一天，院長請她給全院的神經外科主任講解一下 “什么是神經腫瘤化療”。一位主任聽罷，直言不諱：“神經腫瘤化療沒用的。”

那是真正的“拓荒”。2006年最后三個月，請她進行的化療患者只有7人。所有事情，從住院醫到主任的活兒，她一人扛下，但她沒有退縮，而是選擇用事實說話。

她緊緊抓住每一次院內病例討論的機會，將化療后效果顯著的患者案例拿出來分享。“事實勝于雄辯。腫瘤治療，有效就是有效，沒效就是沒效，看得見。”

觀念的壁壘，在一個個真實的病例面前，開始松動。

就在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應該首選化療還是首選手術的問題上，張俊平曾面對七八位外科主任，據理力爭。外科醫生認為“腫瘤那么大，必須開刀”，而張俊平則堅持，這類腫瘤對化療極度敏感，首選應是活檢后化療。

“后來，外科醫生們發現，這類淋巴瘤手術部位深、進展快，患者術后傷口還沒愈合，腫瘤可能就復發了。他們逐漸認識到，先活檢再化療，才是對患者最好的方案。”

觀念的轉變，并不僅限于承認化療“有用”，更在于接受化療在某些情況下是“更優”的選擇。張俊平面臨的另一場“硬仗”，是關乎兒童視路膠質瘤的治療路徑。這是一種生長在視覺通路上的腫瘤，手術難以切凈且極易損傷視力。過去，若手術無法根治，放療往往是輔助治療首選。

然而，張俊平帶來了顛覆性的理念：認為這類孩子的術后輔助治療應首選化療。

“剛開始很多放療的同行聽到這一理念，都不認可。”

張俊平據理力爭：對于這些生存期很長的孩子，雖然放療近期效果不錯，但十年后，高達65%的患兒會出現嚴重的認知下降、內分泌障礙甚至第二腫瘤等三級以上嚴重的后遺癥。

“這類膠質瘤對化療敏感，有效率可達80%，如果化療腫瘤全消就不需要放療；如果沒有全消，過些年腫瘤再長，可以再次化療，現在還有靶向治療藥物‘加持’，總之，要盡一切可能將放療推遲到成年以后。”

一點一滴，她不僅用療效，更通過堅持開展學術交流、患教講座，扭轉了同行及患者對神經腫瘤化療的認知。面對這些繁重的工作之外的付出，她從不覺得是負擔，反而堅定地認為：“神經腫瘤化療醫生比較少，我有責任和義務站出來發出聲音。”

三年耕耘，科室終于步入正軌。2007年，她的團隊完成了100例患者的化療；2009年5月，神經腫瘤化療科正式獨立，實現了從一個人到一個專科的跨越。

帶著實踐中積累的經驗，2011年，張俊平成功申請到美國神經腫瘤協會北美之外全球僅一名的fellowship 名額，赴美國哈佛大學Dana-Farber腫瘤中心學習。一年的成人及兒童神經腫瘤臨床化療系統培訓，及全面學習如何開展新藥臨床試驗，讓她眼界大開。學成歸國后，在她的帶領下，科室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15年出院患者超過700例，學科初具規模；至2021年，北京本部年診療量已達4000余例次，標志著學科的成熟壯大。

張俊平主任與導師Patrick Y.Wen合影

2023年1月，她在河南三博腦科醫院開設神經腫瘤化療病區，將成熟的診療模式成功復制，如今河南三博每年可接診600余例患者。從北京到河南，從7例到超5000例，這條神經腫瘤化療之路，越走越寬。

“為患者找藥的人”

如果說建立信任是第一步，那么為患者找到有效的藥物，才是真正延長了他們的生命線。

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學習，讓她看到了差距。

她回憶，當時國內一支貝伐珠單抗要5300元，患者一年要花約80萬，但在美國，貝伐珠單抗治療膠質母細胞瘤有適應證，醫保可報銷，醫生們用這個藥毫無負擔。

“但給我更大觸動的是，美國有非常多的新藥臨床試驗和成熟的新藥研發體系。”晚期神經腫瘤患者有大量機會接觸前沿療法，而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

被授予美國神經腫瘤協會Fellowship Award Winner

“我回國之后，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國內腦腫瘤的臨床試驗發展起來。”

沒有上市新藥，她就“老藥新用”，探索其他瘤種已上市藥物在腦腫瘤領域的潛力。她發起了多項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IIT研究）。

腦膠質母細胞瘤的特點之一是微血管異常增生，她選用胃癌領域剛上市的小分子抗腫瘤血管生成靶向藥阿帕替尼聯合替莫唑胺治療復發膠質母細胞瘤，前期的小鼠實驗看到，兩藥有協同作用，且阿帕替尼可以克服替莫唑胺的耐藥。

這項研究終獲成功，在2018年登上了世界頂尖舞臺——美國神經腫瘤年會，成為大會口頭報告。此后，張俊平帶領團隊前后開展了十余項IIT研究，針對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腦膜瘤的新藥臨床研究相繼獲得國際認可，分別在2024年及2025年美國神經腫瘤年會進行會議口頭報告。

這些研究，不是為了發表論文，而是為了給走投無路的患者，鑿開一扇生門。

一位遼寧葫蘆島的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患者，在傳統治療方案失敗、陷入絕境后，加入了她的新藥臨床試驗。如今，五年半過去，腫瘤完全消失，再也沒有復發。“他從發病到現在，已經活了十年。”張俊平的語氣里，滿是欣慰。

“等藥物上市太慢了，患者不能等”

隨著研究深入，張俊平意識到，等待藥物上市后再研究，太慢了。“我們必須推動沒上市的新藥，在腦腫瘤領域同步開展臨床試驗。”

2023年，在開展IIT研究十年后，她選擇開展新藥臨床研究，而這是一條更難的路。腦腫瘤是“小瘤種”，藥企往往因市場容量考量，不愿投入。張俊平卻偏要“主動出擊”。

她搜尋國內外研發動態，鎖定那些針對腦腫瘤關鍵靶點的在研藥物——如針對IDH突變型高級別膠質瘤的IDH抑制劑，以及治療兒童低級別膠質瘤的BRAF抑制劑等。有些藥物的研發單位是初創公司，有一次，她為了聯系一家公司的創始人，甚至通過一篇媒體報道找到了撰寫文章的記者，請記者幫忙牽線。

張俊平主任榮獲“第八屆北京優秀醫師”

“我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專做腦腫瘤化療的團隊，每年診療來自全國31個省區包括成人及兒童在內的超過5000例次各類腦腫瘤患者，非常需要你們的藥。”她的專業背景與臨床需求打動了對方。幾次溝通后，一些公司真的帶著團隊來到醫院，探討合作可能。

經過數年推動，2025年終于迎來實質性突破。IDH1突變抑制劑治療3級和4級星形細胞瘤的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在三博神經腫瘤化療科啟動，該研究美國、澳洲、中國同步開展，張俊平團隊入組了中國該研究的首例患者！另一項MEK抑制劑治療兒童低級別膠質瘤的國內多中心臨床試驗，啟動3個月即完成9例患者入組。溶瘤病毒治療復發進展膠質母細胞瘤的Ⅰ/Ⅱ期注冊臨床試驗也即將啟動。CAR-T細胞治療膠質母細胞瘤及彌漫中線膠質瘤的臨床研究在積極籌備中。

初心未改 未來可期

回顧二十年，張俊平見證了中國神經腫瘤化療從“無人問津”到“初具規模”，再到如今每年救治數千患者。

“最難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她說，“中國在腦腫瘤臨床研究上有患者數量的優勢，如果好好努力，完全有可能從‘跟跑’實現‘并跑’，甚至在像CAR-T細胞治療這樣的領域實現‘彎道超車’。”

如今，她的科室已有11位醫生，在北京和河南兩地開展診療。她培養了8位碩士，帶教了7位進修醫生，他們將神經腫瘤化療的火種帶到了西安、河北等地。

回望當年那枚硬幣，她笑著說：“我很偶然地進入了這個領域，但留下，是因為患者需要。你能實實在在地幫助到這些家庭，這就是價值。”

從7到5000，不是冰冷的數字跳躍，而是她用自己的二十年，為一個又一個在黑暗中掙扎的生命，親手鑿出的光。

來源：醫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