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軍少校帶300外籍軍人在海南打游擊？這段歷史國內幾乎沒人知道

1943年4月1日深夜，海南島五指山腹地雷雨交加。一道閃電劈下照出密林里一列沉默的行軍隊伍：領頭的是一位金發碧眼的英軍少校，英式大檐帽被雨水澆得塌成碗狀；他身后，黑皮膚的印度兵用破布纏著步槍，澳洲通訊兵的背包上還掛著只剩半截的袋鼠布偶；再往后，是三名剛被救出的美軍飛行員一邊走一邊啃著生木薯，嘴里含糊地唱著《揚基歌》。

沒人想得到，這支像馬戲團一般的雜色小隊，次日凌晨竟會端掉了日軍十分重要的一處橡膠倉庫；更沒人想到，他們的故事會成為流傳在海南黎胞口中的傳奇。

那么，這由外籍軍人所組成的游擊隊是怎么來的？他們的結局又如何呢？

1939 年 2 月 10 日，日軍飯田支隊在海口天尾港登陸，十天之內環島主要城鎮盡插太陽旗。東京大本營給海南的定位極明確：“南進跳板，資源倉庫，航空要塞。”四年之間，全島修成機場十五座、鐵路 214 公里、港口七個，石碌鐵礦、田獨鐵礦每月把近十萬噸優質礦石直運長崎。日軍稱海南為“永不沉沒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與礦產運輸線并行的是勞工的累累白骨。據日本“海南興業株式會社”1942 年內部統計，僅石碌礦一處，華工月死亡率就高達7.3%，被強征的南洋戰俘死亡率更高達 18%。誰也沒想到，這些即將被“消耗”的異國俘虜，日后會成為瓊崖縱隊里最特殊的一支外援。

根據1980年代《瓊島星火》輯刊的口述稿記載，這支異國部隊進入瓊崖縱隊，純粹來自一場意外的遭遇戰。

1942年6月，瓊縱第一支隊在環島東線伏擊日軍904號“甲種軍列”。本意只是炸鐵軌、搶軍火，卻在第三節鐵皮車廂里發現了120多名英美荷戰俘——他們原本被從新加坡、巴達維亞轉運至海南當礦奴。列車翻覆后，日軍押運兵竟就地縱火滅口。支隊長吳克之當機立斷，頂著擲彈筒強攻，把火場里的“白皮膚”背下來 87 人。

此后，瓊縱又在儋縣、昌感、陵水等地打礦警隊、襲運輸艦，陸續收容了200 多名各國被俘人員。最多時，縱隊野戰醫院一間茅草棚里躺著6種國籍的軍人，護士調侃道：“這里是國際小分會”。

1943年3月，馮白駒在與縱隊黨委商議后，正式下達文件：以“自愿留隊、身體合格、政治可靠”為原則，把外籍人員單獨編為“國際支隊”，序列上歸縱隊司令部直屬，對內番號“第九大隊”，老百姓則把他們稱為“洋人支隊”。

在編制上，國際支隊下轄3個步兵連，每連120人，但是始終未滿編。支隊旗幟為紅底，左上繡五指山，右側縫各國的國旗小布條，每加入一個國籍，就多加一面。

首任支隊長由駐印英軍第7旅少校約翰·莫里斯（John Morris）擔任，政委為李英敏，他是瓊崖縱隊宣傳部長，是整個縱隊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畢業于中山大學法學院，會說簡單英語。

國際支隊的首次行動就是文章開頭所講的端鬼子的橡膠倉庫，這一仗一下子就打出了國際支隊的威名。之后，他們越戰越勇，接連配合大部隊炸鐵路、端炮樓，隊伍規模最大時達到了300人。

然而，1944年1月，國際支隊在執行任務時遭遇日軍包圍，莫里斯隊長在突圍中胸口連中兩彈，壯烈犧牲。他在臨死前把軍用地圖和指南針塞給通信員，用漢語說道：“告訴馮，我……回家了……”

這次突圍令國際支隊損失慘重，不光隊長犧牲，人數也從300人銳減至120人左右。繼任隊長為卡爾·漢德森（Carl Henderson），美國西點 1938 屆，在菲律賓被俘，被押往海南當苦力后被救，也是少校軍銜。

漢德森第一次獨立帶隊作戰是在1944年的4月，他率領國際支隊80 人，外加黎族民兵40人，趁夜里突襲鬼子據點。由于夜色掩護，鬼子不知道我軍虛實，只好趕緊呼叫支援。

結果，我軍攻打據點是假，伏擊敵援是真。當鬼子援軍路過一個橡膠林時，土制的地雷突然爆炸，手榴彈從林中扔出，步槍、手槍也同時開火。

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扔下武器裝備倉皇撤退。這一戰，我軍共殲敵42人，繳獲步槍38支，而國際支隊僅傷亡10人。

1944 年 7 月，儋縣那大鎮郊外，國際支隊伏擊了一支15人的日軍采買小隊。混戰中，上等兵田中突然跪地，用英語喊道：“我不打啦！我反戰！”

據田中說，他本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后被征兵送到海南，目睹同伴把村民塞進礦井瓦斯口后，就產生了極大的反戰情緒，一直都想逃走。

田中投誠帶來的最大價值是語言與情報。于是，國際支隊成立“對敵工作小組”，由田中專門負責對敵喊話、偽造通行證等。1945年2月，他成功策反三名日本兵，這三名日本兵把日軍的部署都說了出來，為我軍的反攻提供了很大幫助。

從1943年3月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際支隊累計參戰67次，斃傷日偽軍600余人，繳步槍400余支、迫擊炮15 門。最鼎盛時人數達300余人，但到日本投降時，只剩下97人，犧牲者埋骨在五指山腹地，墳前木牌用六國文字寫著同樣一句話：“為了和平”。

1945年9月28日，漢德森隊長帶著38名美籍隊員，在海口乘美軍登陸艦歸國；英國、澳大利亞、印度、荷蘭、印尼、菲律賓等國籍隊員則隨英軍運輸艦離開。臨別時，馮白駒把一包白沙裝進漢德森的背囊，說：“這是海南的泥土，請你把它灑在美國的土地上，希望中國與美國能永遠做朋友。”

半年后，重慶談判桌上，美方代表馬歇爾突然向周恩來遞交一封英、美、澳、荷、印五國使館聯署信，內文：“……感謝瓊崖縱隊對盟軍戰俘之人道救援，其精神足令吾人銘記。”這封信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號 787/11245，是國際支隊留在官方紙面上為數不多的“影子”。

今天，如果你去海口解放路老郵局旁的小咖啡館，墻上仍掛著一張斑駁的黑白照片：十幾個國籍各異的士兵圍坐在椰樹下，中間是一塊寫著“INTERNATIONAL UNIT”的木板。照片沒有拍攝日期，也沒有攝影師署名，就像這段歷史本身，并未廣泛宣傳，卻流傳在當地人的口中。

國際支隊的故事之所以動人，不在于它斃敵多少、繳獲幾何，而在于它讓“抗戰”二字跳出了民族與疆域，回到最樸素的邏輯：面對法西斯，人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喊同一聲“不”。勝利屬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是世界各國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