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鶴都：反思文革應該先追究誰的責任

來源：鳳凰網-鳳凰歷史

作者：米鶴都（中國現代史研究學者）

本文是2014年陳小魯等人公開道歉之后，中國現代史研究專家米鶴都先生回答“鳳凰歷史”專欄記者提問的整理稿。采訪整理：唐智誠。

▋文革的責任，首先應該由當年的成年人來擔當

道歉是反思的結果，沒有反思就沒有道歉，我就從反思開始談。

道歉的主體是誰？文革這個事，首先要把大的脈絡搞清楚。文革是中國一個全局性的動亂，可我們現在搞清楚它的根源了嗎？搞清楚誰應當首先為它負責了嗎？ 按照一般的邏輯，誰的責任越大，誰就應當首先道歉。在文革中，誰應當首先負責任、誰應當負多少責任，都還沒有定論。我始終認為，有一點應當是毋庸置疑的，文革首先是要由當時的成年人站出來擔當的，而不是推到當年主要成分還是未成年人的群體身上。

但是目前的現狀，是當時的未成年人首先出來懺悔道歉，雖然不是很多，卻很值得人們尊敬。相比之下，當時的成年人跑哪去了？也許我孤陋寡聞，也許確實鳳毛麟角，總之，在我的視野中，沒有見到文革中真正整人的造反派、支左中的壞人站出來懺悔道歉。我要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成年人，你們哪去了？

反之，我卻看到這樣的事例。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長，也是一位對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學者，但是她的書中曾這樣憤憤不平地說：“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聲、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里，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愿變作無知的。”

這話講得可以說很嚴厲，而且是在批評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問一句：他們十六七歲就走上無知的道路，難道不是控制這個社會的上一代給他們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帶來的？五六十年代那些從事宣傳工作、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輸的是什么？難道不更應當反思、承擔責任嗎？今天怎么能這樣輕松地把責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歲的他們“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如果這是事實，那首先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失敗！我覺得具有這種認識的不在少數，但太過膚淺、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會缺少自我反思，談到的都是別人該反思，那么這對于真正總結歷史教訓和提高民族素質，特別是糾正其體制上的弊病以保證民族長治久安地發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

宜粗不宜細的方針，不爭論的方針，曾經是處理文革后這種責任糾葛的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擱置民族內部的內耗和分裂，才能先填飽肚子起步改革。但是，忘掉它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則又會犯下割裂歷史的錯誤。

我認為文革的責任，首先應該由當年的成年人來擔當，不要把這種東西放到未成年人的肩上，這不合乎邏輯、不合乎歷史真實。林彪江青一伙、中央文革小組甚至很多的老干部在背后，各級的公安干警、各級的組織和街道積極分子在背后，全國的輿論工具在瘋狂地鼓吹，這一切都推動著紅衛兵們去批斗老師、去抄家、去打人。怎么今天后面的所有這些人全都看不見了呢？十五六歲的孩子在打人，你們那些大人在干嘛？把責任推到孩子們身上？那這個民族就太悲哀了。

▋北京紅衛兵文革打死千人 ，“群眾專政”折磨死160萬人

第二個問題是據我看到的一些資料，根據有關部門1984年的統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導致420余萬人被關押和隔離審查；而其中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的只有130余萬人。172.8萬余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卻只有13.5萬余人。這二者之間的差就是“群眾專政”的結果，這等于說有近300萬人的被關押、被隔離審查；有近16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是與法律（且不說文革中它的合理性）無關的。也就是說，群眾專政打死、折磨死的人數為160萬人。

現在的青年，已經不知道何謂“群眾專政”了，它的實質就是一種私刑。一部分“群眾”認為你是走資派或者反動老師，或者認為你有特務嫌疑、歷史反革命等問題，就可以把你抓起來、關起來，就打你、逼你交代問題。我要說的就是，這些迫害人的所謂“群眾”，基本都不是學生，更不是當時的中學生。

我看到的另一些資料表明，北京市1966年破四舊中打死了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當中，大興慘案占了很大一部分，那是當地的貧下中農干的，跟紅衛兵沒直接關系。紅衛兵們在北京破四舊中，應該是打死了一千人左右。他們在文革中開創了暴力的先河，開創了法外私刑，因此紅八月的血腥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種意義上它成了文革的代名詞，因此社會對這批青少年予以了更多的關注。社會對他們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大多出身于紅二代，也是當時的官二代。而且他們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極大傷害了他們身邊和社會上相當多數的群眾。

盡管有著這些因素，但是我們研究歷史還是需要回到事實上來。上述這兩個數字，160多萬和1000余人的比較，不是說打死1000人就不殘暴、不夠壞、不該追究，相反，少男少女就這么兇殘，折射出了他們心靈的殘缺和病態超過了成年人。但是另一方面，幾百人和一百多萬人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為什么社會上對于一百多萬被迫害死去的人，現在沒有多少人向那些干壞事的成年人、那些債主去追索懺悔、道歉，社會的主要注意力反而更多地關注著未成年人這個群體的道歉和懺悔？

紅衛兵、特別是中學紅衛兵實際很早就解體了，1967年到1970年是各地的造反派在執政。大量迫害人致死、更殘酷的事都是這一時期由成年人干的。清理三種人是把表面那些打砸搶的、還有造反派頭子抓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漏網之魚，還有大量具有文革思想體系的人留在臺上。現在有一個誤區，就是文革這十年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誰，是哪一批人，是不是搞清楚了？

所以我說文革的反思非常不徹底，幾乎沒什么真正的惡人出來承擔了歷史的責任。進入人們法眼和被追究的只是文革初期紅衛兵的破四舊、打人，而在事實上放過了那些躲在后面真正作惡的人和那些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某些有命案罪錯的紅衛兵，至今仍缺乏反思意識

第三個問題，對于打人、迫害人甚至有命案的紅衛兵或者未成年人來說，我接觸過的很多人確實仍缺乏反思意識，而且總體的反思深度不夠。一些人認為當時就是那個大勢，就是共產黨搞的運動，是毛主席怎么說的，我們就怎么干，所以要歷史地看待問題，沒有什么錯。而且紅色政權剛誕生，還沒有鞏固，對地富反壞右這樣站在我們革命對立面的階級敵人進行鎮壓，這種做法也合情合理，各朝各代的歷史都是這樣，各國也是這樣的。這是一種。另外一種認為，當年打過老師同學，確實做得有些過分，但這是聽黨的號召，自己又年幼無知，談不上什么責任，也談不上需要道歉。雖大同小異，但程度有所不同。

我不主張將文革的責任首先推到當年多數還是孩子的群體身上，那是對文革緣木求魚式的反思。但另一方面，對那些有命案、罪錯的個體當事人來說，即使未成年、即使不再負有法律責任，則不能籍此逃避反思。他們的反思不僅是對受迫害人的一個交代，完成一種社會義務，更重要的是對自己靈魂的救贖和凈化。

▋道歉的形式是次要的， 關鍵是心里要懺悔

更多的人今天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站出來道歉。我覺得道歉的形式是次要的，關鍵是心里要有反思、懺悔，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良知。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不是形式上的道歉。有一部分文革的親歷者是比較勇敢地站出來了，對站出來的人而言，我個人覺得沒有什么出不出風頭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做過壞事、傷害過別人的人，他能從內心去懺悔、反思，而且能勇敢地站出來承認自己當年打人打錯了，傷害了人，違反了人性、違反了法律，我覺得都是可敬的。如果形成了風氣，大家都對自己的事情來進行反思，不一定是面對面的道歉，我們才能真正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

最近陳小魯發表的道歉的倡議，跟網上流傳的不大一樣，這實際上是他們內部的一個討論。前幾天見到他，也算得到陳小魯的授權，借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為陳小魯做口述史的過程中，他曾經跟我談過這個問題。多年來，他感到自己心里仍然有塊石頭沒有落地。文革初期，他不僅積極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同時作為北京八中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八中在文化革命中對老師、同學的批判斗爭，他也應當承擔其中的領導責任。他自己一直有這么個想法。另外，前段時間八中有位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老師患了絕癥，也已經高齡。他們覺得應該讓老師聽到當年這些紅衛兵的道歉，所以大家就開始議論，希望對老師有這么一個集體的行動。社會上流傳的就是在八中同學會網站，同學之間討論這些問題時陳小魯寫的一段話。

他們無意去炒作或者公開談論這件事情，這只是他們同學之間討論的事，不知道怎么流傳到網上，所以不必予以更多的、牽扯到政治方面的解釋。網上有人就把這件事和某某的案子等等一些大的政治問題來掛鉤，實際上這和社會政治背景等都毫無關系，完全是很單純的一件事，純粹是一些個人行為，而且當時還是尚在醞釀中的行為。

陳小魯并不是紅衛兵中第一個說道歉的人，但是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效應呢？一個原因是陳小魯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個人的影響力造成的。更關鍵的原因在于，這是北京八中當年的紅衛兵們醞釀中的一次集體行動，這一點是突破性的。不是一個個人的行為，而是集體的、有組織的行為。贊同陳小魯觀點的八中同學會加入到其中，一起參與了這個活動。

▋“個人不必為文革道歉”的意見值得商榷

對于這件事，我個人覺得是個好事。真正參與了文化革命初期那些活動，甚至有過傷害老師同學行為的紅衛兵們，包括陳小魯這樣有領導責任的，站出來向老師道歉或者懺悔，這是非常正當的。我覺得是應該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尋求社會和解。

當然支持的人是相當多了，但我也聽到有兩種不同的反對意見。一種是說當年是跟著毛主席干革命，跟著黨做的事，即使犯了錯誤，那也是黨的錯誤，我們個人沒必要去道歉。而且這樣道歉好不好，會不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等等，也未可知。還有一些人認為，道歉的前提是追求真相，比如南非的社會和解。真相不清楚，道什么歉？現在文革的很多真相都不知道，我們首先要求得真相，然后才涉及到道歉的問題。

前一種意見，我覺得不能把自己犯的錯誤歸結于時代、形勢或者哪個領袖。還是應當從自身來看待自身的事，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這跟法律上應該怎么界定完全是兩回事。法律上沒有責任，道德上就沒有責任？而公開道歉與否我則認為，那是個形式問題，但自己心里應該知道，這是人的良知問題。不過它的確是衡量人們面對歷史的勇氣和決心的一個門檻。

后一種意見，我覺得應當值得重視。所以我們必須在研究文革的過程中，不斷地去追求真相、接近歷史。但是我們現在連歷史的輪廓都沒畫清楚，因此可以做、且必須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這需要全社會的努力。而且這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全民族都需要反思，包括當年被迫害的人在內。只是大家需要反思的問題不一樣、角度不一樣、深度不一樣而已。

另外，不爭論并不等同于不反思，只有反思才能前進。我們不能一談到文革，就把責任推到毛主席個人身上，難道其他人，包括眾多老干部、甚至未成年人沒有責任嗎？不搞清這一點，弄不好歷史的悲劇還會再來一次，因為其產生的土壤沒有改變。

我還有一個觀點，文革是中國近代社會各種弊病的一個總爆發，這當中既包含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還包括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碰撞、排斥、融合、吸納等問題，甚至還有人們靈魂深處的人性和異化等，都在文革中得到一次充分的暴露和展示。因此，對文革的反思絕不僅僅是就事論事那樣簡單，它一定是和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崛起密不可分的。

我一直在強調對文革的反思。我在自己的書中寫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一個不能正視自己過去的民族，是永遠無法真正崛起的。第二句是：對文革的反思有多深，未來的路走得就有多遠。

作者簡介

米鶴都，1952年生，祖籍陜西，北京人，是楊虎城秘書米暫沉之子。1968年畢業于北京師大一附中；1968年到陜北上山下鄉；1972年應征入伍，退伍后做過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畢業后在中央機關從事理論、政策和現代史研究多年，參加過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等專項研討。著有《紅衛兵這一代》《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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