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正月初三,蘇州吳縣縣委大院的門剛開,李顥就踩著薄霜進了院子。管正書記抬頭,看見李顥凍得通紅的耳朵,話不多說,只問一句:“章含之還在等消息?”李顥點頭。屋里靜了幾秒,管正隨后給出一句干脆答復(fù):“鹽城不要,我們要。”
時間撥回到1983年9月22日,北京醫(yī)院。喬冠華摘下氧氣面罩,示意夫人俯身過來。他斷斷續(xù)續(xù)留下遺囑:骨灰要回建湖老家。交代完畢,昔日笑聲震動聯(lián)合國大廳的外交部長,生命停在七十歲。 八寶山守靈只用了三天。章含之把骨灰盒揣在懷里抱回家,放在臥室整整一年。人說隨鄉(xiāng)入土,可她不敢莽撞。那一年,北京的夜格外長,她常摸著盒蓋,輕聲念丈夫的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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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初,章含之帶著骨灰南下鹽城。迎接她的,是鹽阜賓館一桌酒菜和幾位離休老干部。現(xiàn)任領(lǐng)導(dǎo)全員缺席,氣氛別扭。章含之察覺寒意,席間只談天氣,不提歸葬。短短三天,她帶著骨灰盒默默返滬。鹽城的冬風(fēng)吹過射陽河,街巷卻無人議論這位老鄉(xiāng)。
回到上海后,章含之思來想去,想到了蘇州。山水溫潤,交通方便,還離北京、上海都不遠。她托李顥打聽吳縣態(tài)度,才有文章開頭那一幕。不得不說,管正當(dāng)場的那句話,把多日陰霾一掃而光。
1985年春,洞庭東山南坡。茶樹抽芽,太湖水面卷著微浪。章含之選定一塊朝西小坡,背湖面山,泥土松軟。當(dāng)?shù)孛裾块T僅用十天便辦妥全部手續(xù)。安葬那天,湖面起霧,送行隊伍寥寥十余人,沒有花圈,沒有致辭。一行人默立五分鐘,隨后悄然散去。喬冠華的第一處長眠地,就這樣定了。
話說回來,喬冠華與鹽城的淵源根深。10歲進鹽城第二高等小學(xué);十幾歲便在亭湖中學(xué)與同學(xué)掀起反校長風(fēng)潮;20歲遠赴歐洲求學(xué)時,還在《救亡日報》寫過《鹽城風(fēng)雨》。任何人都明白,他對這片灘涂之地感情極深。可惜,世事常不如人愿。
入葬蘇州兩年后,鹽城方面回過味來。地方史志編撰需補空白,城市品牌也瞄準“紅色資源”。 1987年夏,鹽城市政府派專人到蘇州,誠懇提出遷墳請求,并提議把主干道改名“冠華大道”,修紀念館。章含之陷入兩難。鹽城是丈夫的根,蘇州卻給過雪中送炭的情分。遷,動了人情;不遷,違了遺愿。
1988年,經(jīng)江蘇省政協(xié)牽線,折中方案出爐:骨灰遷回鹽城,但洞庭山舊墓不拆,樹碑告示年代。喬冠華遂有了第二處墓地。此舉在當(dāng)時被視為“面面俱到”的處理范本:尊重個人意愿,也不傷地方感情。
故事并未結(jié)束。2003年,建湖縣委提出,希望故居旁再建喬冠華墓,以便形成完整紀念區(qū)。章含之同意打造“衣冠冢”,內(nèi)部安放眼鏡、鋼筆、舊手稿。章含之的繼子女提出新想法:龔澎應(yīng)與父親合葬。年輕人理由簡單——“父母生前風(fēng)雨同舟”。章含之點頭,這便產(chǎn)生第三處墓地:建湖衣冠冢,并列兩位外交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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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上海福壽園亦伸出橄欖枝。理由有三:喬冠華早年長期在滬工作,福壽園埋葬章士釗,章含之也已決定百年后葬父旁邊;另有一層現(xiàn)實因素——章含之年事已高,往返蘇蘇兩地掃墓體力不支。經(jīng)過再三衡量,她答應(yīng)在福壽園立銅像、設(shè)衣冠冢。第四處墓地由此誕生。
四處安息,聽來荒誕,卻映照八十年代以來地方治理特點:榮譽資源與地域認同交織,名人身后事不再只是家事。有意思的是,喬冠華生前擅長多邊外交,身后竟也用“多邊布局”形式存在。有人揶揄道:“喬部長依舊在搞外交——只是場地換成了陵園。”玩笑背后,是地方政府競逐文化品牌的現(xiàn)實考量。
細心讀史,可發(fā)現(xiàn)鹽城最初的冷淡并非無理由。1980年代初,“撥亂反正”剛起步,干部行事異常謹慎。喬冠華晚年卷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內(nèi)部爭論,政治評價一度模糊。基層官員自然選擇觀望,以免日后擔(dān)責(zé)。幾年后風(fēng)向明朗,他的外交成就重新被肯定,鹽城態(tài)度才180度轉(zhuǎn)彎。
學(xué)界常說,墓地數(shù)量多寡與評價高低無關(guān)。事實上,四方搶護,恰恰說明喬冠華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舞臺上的分量。板門店的夜談、聯(lián)合國大笑、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的譯稿,都有他筆墨。對普通讀者而言,更直觀的是影像:1971年聯(lián)合國大會,他雙臂張開仰首而笑;背后密密麻麻的掌聲,把年輕的同事們震得熱淚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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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如果喬冠華能預(yù)見身后四墓,他是否仍堅持“落葉歸根”?誰也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他若站在洞庭東山俯瞰太湖,或在鹽城看潮起潮落,都不會陌生。水波拍岸,風(fēng)聲低語,都是家國。
今天的蘇州與鹽城,都已把喬冠華紀念設(shè)施納入紅色旅游線路。游客掃碼聽解說,或駐足看碑文,注目的一刻,大概很難想象當(dāng)年那場“鹽城不要”的尷尬。時代在走,每座城市也在用自己的方法修補過往空白。喬冠華的四處長眠,只是眾多案例之一,卻足以說明:歷史人物的歸宿,從來不是簡單的終點,而是一場持續(xù)的對話——地方與中央、現(xiàn)實與記憶之間,互動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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