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下決心治霧霾， 選了北京當榜樣，我在新德里卻不敢大口呼吸

在新德里有個笑話是這樣講的，說“瑞士煙民的肺部，都要比德里小孩子的肺部更健康”。可悲的是，這并不只是個笑話，也同樣是個現實。

作為一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留學的中國學生，我想給大家分享一條最基本的德里生存經驗：避免大口呼吸。

在新德里，灰色不僅是天空的一種顏色，它也是一種生活，一種挑戰，一種困境，一個無法逃避且難以改善的現實。

冬天德里的早晨從來不是由一縷陽光刺破黑暗，而是在一片黃澄澄的照耀下開始的。德里早晨的天空像是緩慢調高亮度的手機屏幕，從開始的深灰深暗到淺灰亮色，在一片霧氣滾蕩的白色中，伴隨著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燒焦煙霧味，人們知道，太陽出來了。

這是德里的早晨。它時刻提醒著人們，他們生活在一個被污染籠罩的城市。

最近和新德里的朋友們見面打招呼，開口都先抱怨霧霾，把吐槽幾句空氣污染當作“問候”，把分享最新空氣污染指數當作是打開話匣子的工具。這不禁讓我想到了印度曾經的宗主國英國，當年倫敦的世界霧都之名如今估計要傳代給新德里了，這算不算也是在印度感受到了當年大英帝國的余暉呢？

“每天有2000多萬人被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濃重、刺鼻、有害的霧霾喚醒。”這是我去年寫文章時引用過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一篇報道，今年看起來還可以接著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印度占據了大多數，特別是在冬季，新德里更是常年位于全球空氣污染排行榜TOP10。

2024年10月份新德里連續25天處于非常不健康或者危險的空氣質量級別，11月份還曾經有空氣污染指數爆表飆升到1497的一天，甚至零頭拿出來的都比第二名更多。

雖然莫迪政府自2019年初便啟動了“國家清潔空氣計劃（NCAP）”，目前該計劃已經實行了6年，但仍然收效甚微，這引發了印度社會越來越多的“印度能擺脫霧霾嗎？”的疑問。

尤其是自從這兩年印度開始正視中國的發展成果之后，每年冬季，當德里的空氣質量指數再次突破“嚴重”與“有害”級別，印度主流媒體都會出現類似的反思聲音：“北京十年治霾成果顯著，印度為什么做不到？”

這樣的追問并非偶然。過去十年間，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下降超過七成，區域聯動、產業調整、嚴格執法與財政投入構成了完整的治理組合。這一經驗目前隨著印度主流媒體的頻繁引用，已經成為德里輿論空間中的“反思樣本”。

說白了，德里的空氣污染是治理無能。

根據印方報告顯示：霧霾的主要污染源分別有車輛尾氣排放、工業燃煤、發電廠、焚燒垃圾、焚燒秸稈等。比如由于印度電力結構當中煤炭占比達46%，光是德里周邊就分布著23座燃煤電廠，這就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德里政府為了選票，只敢對車輛尾氣排放和居民燃放煙花爆竹等等小項開刀，根本不敢動燃煤電廠這樣的民生大項目，這樣自然于事無補。

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德里空氣污染問題的最大源頭并不在德里轄區。

有研究顯示，德里38%的PM2.5污染是由焚燒秸稈造成的。確實，德里的空氣污染指數一到10月跟11月就激增，有很多印度同學告訴我說：問題就在于這個時候旁邊哈里亞納邦還有旁遮普邦的農民開始大量焚燒秸稈——大概有3,500萬噸。

而當地農民由于缺乏機械化設備和財政補貼，如果要科學的去處理秸稈的話，那成本大概是每畝地約2,000盧比，而通過焚燒就可以短期直接清理掉作物殘渣，以便于農民的下一次播種，于是就形成了經濟理性與生態保護的博弈。

而且從地理上來講，德里正處于北部平原的污染走廊。周邊邦的排放物會在逆溫層的作用下，持續聚集在德里地區。所以解決德里霧霾問題的關鍵，就落在了對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農民的跨邦治理上面。

旁遮普邦的執政黨和德里的執政黨一樣都是平民黨，而哈里亞納邦的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執政黨是一樣的都是印人黨。每到冬天德里霧霾爆表的時候，德里的這兩個黨派就都以霧霾問題相互發難、相互問責。

而印人黨就說霧霾這樣都是因為旁遮普的農民在燒秸稈，平民黨就說都是因為哈里納邦的農民在燒秸稈，哪家都不愿意先對自家的農民開刀整治。

北京為什么做得到，而德里卻不行？

首先，北京治理的核心在于“區域協同”。污染不是城市內部問題，而是跨區域的結構問題。北京能推動河北、天津共同調整產業布局，是因為中央政府具有高度協調能力，可以以行政手段統一規劃、分配任務并提供資金與政策激勵。

而在印度，德里的污染主要來自旁遮普與哈里亞納邦的秸稈焚燒，治理權卻分散在不同邦政府手中。聯邦制度下，中央只能提出建議，難以像中國一樣直接指揮地方政府完成減排任務。

其次，選舉政治削弱了治理的時間跨度。北京治理污染的十年正處在中國城市化與財政高增長時期，政府能夠承受短期經濟犧牲與企業遷移帶來的陣痛。

在印度，秸稈焚燒涉及數百萬農民利益，對農業補貼或操作方式的任何改革都可能影響選票。工廠搬遷、提高排污標準、限制柴油車輛等措施同樣會帶來就業與利益集團的反彈。對政客來說，“失分”的風險遠比“治污”更現實。

第三、財政與行政執行力的差距在德里治理失敗中被長期低估。北京治霾伴隨的是大規模財政投入與強執行力：從燃煤鍋爐替代到監測站部署，再到公共交通的擴容和動力綠色化，沒有哪個環節可以“低成本完成”。

相比之下，德里及近郊市政的財政能力有限，污水處理廠長期低效運轉，垃圾系統癱瘓，監測與執法長期“紙面合格、現場失效”。印度媒體多次曝光環境撥款沒有真正落地，或被地方政府用于其他項目，而執法部門不僅缺乏資源，還面臨腐敗與政企關系的干擾。

第四、非正規經濟是印度治理體系中更難觸及的部分。從垃圾回收鏈、煤爐作坊，到非法排污企業，這些“灰色就業群體”是城市底部經濟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京之所以能大規模關停與整頓，是因為政府具備相應的替代與吸納能力。而在印度城市，這些灰色產業往往與基層政治、社區經濟緊密綁定，任何整頓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使治理成本成倍增加。

空氣污染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城市天空的灰色，也照出城市治理的真實能力。德里是否能走出“每年治理、每年失敗”的循環，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治理體系的問題，是一個國家現代化能力的集中體現。

印度政府，顯然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文｜李梓碩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與區域研究專業